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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的冤獄，使他青鋒磨盡，雖然意識到平反昭雪是勢所必然，但是，他說過，只怕自己等不到那一天。當我利用一個倒班的休息日，再去潘老住處的時候，聽說潘老病倒了，場部用救護車把他送往長沙搶救;幾天後，董大姐也去了。後來聽說，潘老患的是肝癌，於3月23日送湖南醫學院第二醫院14病室住院治療。在4月6日以前神志還很清醒，醫護人員給他念報，有時念不到十幾句，他就不叫念了，要自己看。但他拿著報紙反覆瀏覽一下，又看不下去，臉上流露著失望的神情。因為，粉碎‘四人幫’已經5個月了，卻仍然看不到一點足以驅散他憂慮的信息。當他入院治療時，好心的同志考慮到為了不影響治療，便向他說明，襲用了他30年代的化名——蕭叔安。這對病人精神上的打擊，是多麼沉重啊!4月14日19點及5分，潘漢年同志含冤逝世。經過解剖檢查，他的腹腔與胃部全都是紫血，而肝臟爛得象豆腐渣一樣了。”
讀到此處，於伶已經淚濕衣衫，泣不成聲。
他從心底對那位不相識的文章作者湧起一陣陣感激之情。
火車從長沙車站啟程，沿著湘江駛往北京。
窗外是遼闊的楚天，腳下是瀟湘大地。
車過汨羅江時，於伶忽然想到屈原。
兩千年前，那位憂國憂民的屈大夫遭到讒忌，滿懷哀傷，行吟澤畔，終於投身汨羅江的清流。
兩千年後，一位忠誠、正直、功勳卓著的革命家蒙受不白之冤，陷身囹圄，終於在可以看得見平反昭雪之日到來的時候，含恨倒在湘江畔。
屈大夫，你在哪裡?漢年，你在哪裡?上窮碧落下黃泉，你的英靈在何處飄颺?
魂兮歸來!
第09章 抹不掉的記憶
9.1 日月不淹 春秋代序①
①本文原載《解放日報》1982年12月2日。
——懷念潘漢年
李一氓
序詩
《無題》(1978年作)
電閃雷鳴五十春，
空彈瑤瑟韻難成。
湘靈已自無消息，
何處更尋倩女魂。
此仿李商隱體，雖屬無題，實可解說：第一句指1926年漢年同志參加革命到1977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雖有成績而今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早已去世。說穿了，如此而已，並無深意。
一
我認識潘漢年同志是在1926年年底。
當時郭沫若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駐南昌。政治工作的範圍為國民革命軍的第二軍、第三軍、第六軍三個軍及江西的地方工作。政治部辦了一個八開報紙，每周一次(報紙名稱暫時記憶不起了)，可是沒有適當的編輯，從南昌、武漢都找不著這樣的人。後來郭建議從上海把潘漢年同志找來。
潘到南昌接任編輯工作後，這個小報辦得很嚴肅，也很有生氣。這是一份軍隊報紙，方針是給士兵以適當的政治教育，既反對封建軍閥，也反對帝國主義，也要求團結。到1927年上半年，政治形勢突變，南昌政治部由九江移到安慶，準備進上海、南京，因蔣介石叛變，半路又由安慶折回九江，時間已在7月底了。在得到八一南昌起義的消息之後，本來政治部可以全部趕到南昌去的，但張發奎不讓去，只答應郭沫若和少數人乘搖車去南昌，政治部由他接收。這樣在政治部工作的共產黨人只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黨中央報到。在潘無法去南昌的情況下，這部分回上海的同志的領隊，我們就決定由潘負責。於是他就和我們分開回上海了。
在南昌短暫的幾個月中，潘漢年不僅顯露出編輯報紙的能力，更加顯露出政治活動能力。特別是在當時政治情況下，他不過20來歲，已經能夠對政治局勢表示自己的看法。就在這一時期，我們結成了真正的同志友誼。
二
南昌起義失敗了，我在1927年9月回到上海，與潘漢年又見面了。
潘回到上海之後，一下就成為上海黨內的“活動分子”或者說是“積極分子”，特別在江蘇省委的工作範圍之內。在大革命失敗的當時，少數人叛變了，不少的人消極了;漢年同志不灰心，不喪氣，仍然積極為黨工作，今天講來，這是很不容易的。當時江蘇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同志，李在南昌任第二軍黨代表時，黨內任南昌軍委書記，李是認識漢年同志的，而且信任他。根據形勢，當時有必要組成一個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根據潘在左派文化界的關係，由他來擔任第一任書記，是很自然的。接受任務後，潘發揮了他的組織才能，首先團結了左派，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合，相應地也發展了戲劇、電影工作，使黨在宣傳上有能力與國民黨反動派、國家主義派、改組派、托派、新月派、現代評論派進行鬥爭。左聯、社聯的工作，通過黨，一直發展到北京、天津、廣州、成都……，一直發展到許多大學，今天還有不少老同志，就是通過參加左聯和社聯的活動，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上海，我與潘為了工作，經常見面，更加熟悉了。
大概在1931年，漢年同志離開了文化工作的領導崗位，於是我和他有一個短暫時期互不見面。1932年，我也脫離了文化工作，又和他在一起工作。但這時國民黨的血腥鎮壓，迫使黨中央無法在上海鞏固地領導鬥爭，而江西蘇維埃運動的武裝鬥爭日益擴大，因此在1932年秋天，我奉命離開上海，前往瑞金。這一離開，又是漢年同志替我精心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