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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也是。”小護士點點頭：“我看你在病床上還要談工作，也太辛苦了。有的小青年也不識相，人家病在床上，還要一趟一趟來談什麼劇本，真是尋開心!”
“不，不，”於伶微笑搖搖頭：“人家也是誠心誠意的。你要知道，寫個劇本也不容易。我反正不是什麼要死要活的病，不礙事的。看著劇本，談談話，也是一種休息。”
話雖如此說，他的心頭卻不能不感到苦澀，分明人們都已風聞於伶同潘漢年案件有牽連，甚至可能還得到通知，暫時不能來往了。
當然也有例外，那就是一些彼此相知的老朋友。
一天下午，葉以群同志來看望他。
葉以群同樣由於潘漢年案件而遭到靠邊審查。他滿懷忿感，面容慘澹。他想安慰於伶，又覺得此時此地，也不必說什麼;彼此的心情，兩人都知道，彼此的疑問和惶惑，也是相同的，誰都解答不了。
於伶斜靠在床上，以群坐在床邊小沙發上，都不開口，默然枯坐，戚然對視，一切盡在不言中。坐了近兩個小時，護士推小車送晚飯來。以群看看手錶，站起身，朝於伶望了一眼，輕輕點點頭，不辭而別。
望著以群消失的背影，於伶好容易才忍住涌溢出來的淚水。
六
盛夏時節，於伶在病床上讀到7月18日報上刊登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這樣一段話：
“潘漢年、胡風兩代表因為已經發現他們有進行反革命活動的證據，常務委員會在第九次會議上和在第十六次會議上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張鼎丞檢察長的請求，依照憲法第37條的規定，已先後批准將他們逮捕審判。”
這是第一次向全國人民公布潘漢年和胡風已被“逮捕審判”的消息。
7月27日，公安部長在人代會上發言，題目是“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文》於伶仔細地讀了這個發言全文。讀來讀去，關於潘漢年的罪狀只有這麼一句：
《：人》“上海市前副市長潘漢年長期間同敵人的特務機關相勾結。”
《：書》放下報紙，他感到一陣茫然。
《：屋》“長期間同敵人的特務機關相勾結”，多長時間?哪些特務機關?如何勾結?
一陣強烈的懷念緊緊攫住他戰傈的心。他忽然想起：潘漢年那天到醫院來看他時，忘了把藥帶回去，後來托吳強轉送，也不知轉到了沒有?
七
秋天，於伶出院回家。
妻子柏李告訴他，市委已經來了通知，要於伶好好在家休息，養病，不用再去文化局上班。局裡的工作，已經派了別人在負責。
過了兩天，上影廠廠長室的秘書送來兩大包信件什物，說廠里出了布告，由電影局任命了代理廠長。她又說，前不久，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在一個會上宣布，葉以群也不再擔任上影廠的副廠長，他被免職了。
那年冬天，下了一場小雪。有天下午，於伶走出家門，沿華山路去靜安寺買藥，路上忽然遇到葉以群。他們的住處相距並不遠。卻已有好些日子沒有來往了。
靠在路邊梧桐樹下，低聲交談了一會。雪花輕輕飄落在他們的頭髮和臉頰上，帶來幾分清涼。
“你的問題怎麼樣了?”於伶關切地問。
“前幾天市委組織部通知我，說我寫的跟‘小開’有關的材料，算是清楚了。”以群低聲回答。
“可以了?”於伶露出一些寬慰的微笑。
“說是可以了。”
“那就該安排你的工作了。”於伶拍拍比他略矮一頭的老友的肩膀，有點高興，“大約不會回電影廠了吧?”
“誰知道呢?”以群平靜地苦笑一聲：“等著吧。也可能安排到作協去。”
“作協也好。”於伶安慰他：“那邊熟人多些，還有巴公在。”
以群嘴角掛著一絲笑意，未置可否。於伶只覺得那笑比哭還苦澀，不由得一陣心酸。
以群被分配到作協以後，編了幾年刊物，搞了幾年理論批評，擔任書記處書記和理論研究所所長，還曾被選為副主席，但是始終未能擺脫艱危的處境。一到十年風暴，他立即被作為“周揚文藝黑線代理人、潘漢年同夥”揪了出來。1966年8月2日黎明前，他正在陽台上，看到作協一名“造反派”好漢正坐著公安局的汽車停在枕流公寓門前，準備上樓來捉他。他就毅然決然從六層樓一躍而下，用自己為革命奮鬥幾十年的生命對眼前這個被扭曲的時代作無聲的控訴。
就在以群跳樓的三個星期之後，於伶也被捕，開始了9年的鐵窗生涯。
八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國文代大會期間，有一次在北京西苑旅社食堂外面通道上，忽然有人從後邊趕上於伶，對他耳語說：
“知道嗎?‘小開’和阿董，都已經去世了。”
於伶愕然，回頭盯住對方：
“在哪兒?”
“湖南一個勞改農場。他們一直關在那兒。”
“消息可靠嗎?”
“千真萬確!”
“什麼時候死的?”於伶緊追著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