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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實，“內奸”這個罪名，從潘漢年在北京被捕的第一天起，在最先知道消息的熟人中，就是有疑惑的。
據胡愈之後來回憶：
1955年4月5日上海代表團開會時，陳毅同志突然宣布：潘漢年被捕了。他接著說：“潘從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代表們就有很多和他相識或時有來往的，請不要耽心。潘是因內奸問題被捕的。這個問題發生在1943年。在這以前他做過許多工作，都是黨中央交給他的任務，並沒有叛黨的嫌疑。”陳毅同志這話顯然懷疑所謂“內奸”是否正確。
代表團回上海以後，有人悄悄地向於伶轉告了陳老總的話。於伶有點安慰地想：周總理、陳老總他們是了解潘漢年的，中央也還有些同志了解他，最後總能弄清楚。
四
兩天裡要交檢舉揭發材料。
有什麼問題可以揭發的?
於伶久久地枯坐在病房沙發上，思緒如潮，心如刀割。
往事並不如煙。它們就像資料館倉庫里塵封已久的拷貝，一經開封，就一本一本地自動在心靈的屏幕上映現出來。
少年時代，於伶在宜興就聽人盛傳陸陵潘家的事。潘家是書香世家。潘家三兄弟是當地有名的才子。潘漢年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個(這就是“水番三郎”這個像日本人姓氏的筆名的由來)。於伶在宜興時並未見到過這位只比自己大幾個月的潘家三郎，直到10多年後，兩人先後來上海，在文化戰線上共同戰鬥，才建立起同鄉加同志的友誼。從此患難與共，成為息息相關的親密戰友。
記憶的帷幕一下子拉到20年前：
1936年，上海靜安寺路沙利文咖啡館。潘漢年約夏衍和於伶見面。他剛剛奉黨中央之命，從陝北又一次秘密來到上海，任務是恢復遭到大破壞的黨的地下組織，迅速加強力量，迎接正在蓬勃興起的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夏衍和於伶向他匯報了上海黨組織遭到破壞後，幾年來同黨中央失去了聯繫，文化界的黨員和黨外積極分子都處於苦悶和焦急狀態中。1935年北平“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爆發後，全國掀起了抗日浪潮，民心激盪。而上海文化界還卷在“兩個口號”的論爭中，影響革命隊伍的團結。
潘漢年向他們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傳達了黨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決議精神，使他們認清了大局，明確了目前的任務。
1939年的一個秋夜，上海璇宮劇院後台。上海劇藝社正演出於伶的《花濺淚》。
女演員藍蘭輕輕走到於伶身邊，悄聲說：
“小開來電話，要你馬上到DDS去。”
於伶又驚又喜。上海淪為“孤島，’後，潘漢年作為八路軍駐滬辦事處負責人，安排好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及文化界幾位著名人士撤離上海，才同夏衍一起去香港。一晃快兩年了，音訊不通，於伶時常惦記著“小開”。
於伶懷著興奮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霞飛路DDS咖啡館樓上，一眼就看見“小開”正安詳地坐在僻靜的角落裡。
“你們辛苦了。”潘漢年握住於伶的手，用力搖幾下，然後放低了聲音：“我看報上影劇廣告，你們上海劇藝社還在演出。這是個信號，說明沒有遭到什麼破壞，你本人也還安全。我就試打個電話，不想這麼快就見到你。”
“璇宮離這裡很近……”
“今天沒有別的事，我剛到。要請你設法轉一份密件上去，行嗎?”
“沒有問題。老孫還在，我立即交給他。”
老孫是地下文委書記孫冶方。
又是兩年過去。1941年的一個秋夜。
董慧到辣斐花園劇場找於伶。於伶一見阿董出現，眼睛立即發亮了，阿董來准有“小開”的消息。
董慧約他走出劇場，到霞飛路底蓋世宮咖啡店坐下，悄悄告訴他，明天下午去巨潑來斯路(安福路)三友浴室定個房間，晚上“小開”和老劉要來找他。
老劉就是當時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
1941年初“皖南事變”以後，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同志，為了防止國民黨頑固派勾結日偽對上海中共地下組織和革命力量採取突然襲擊，指示江蘇省委儘快作出應變措施，保存力量，作長期的隱蔽鬥爭。潘漢年為此事專程從香港來上海。他同劉曉一起先約於伶談話，講了黨的部署，詢問了有關情況，商量了一些辦法。後來，又換了個地方，約了更多的同志討論了應變方案。
就在這次會面時，潘漢年通知於伶，黨決定他離開上海去香港。
同潘漢年交往中的一個個鏡頭，依次在心頭映過。這完全是共產黨員之間的革命關係，有什麼問題呢?有什麼可揭發的呢?
五
過了“五一”節，於伶這間本來探視者不斷的病房，突然變得清靜了，有時接連幾天，除了妻子柏李和孩子們，竟沒有一個人來。柏李來時，也是輕聲低語，不多說什麼。病房裡歡快的談笑聲消失了。
小護士倒常常問：
“於局長，怎麼這些天來看你的人少了?”
於伶是啞子吃餛飩——肚裡有數，只好苦笑一聲：“大家工作都忙。清靜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