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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潘漢年答道：“不會太長吧。現在大家都很忙。”
[屋]又談了幾句話，潘漢年說還要去外科病房看望一位老戰友、烈土的遺孀邱大姐，她的癌症恐怕已經元救了，必得去看一下，說罷，匆匆握別。
一位護士走進病房，輕聲問：
“咦，潘副市長呢?”
“他到外科病房去看一位病人了。”於伶說，“有電話找他嗎?”
“他的藥。”護士指指手上的藥盤：“剛才他要了一瓶藥水和安眠藥片。怎麼辦呢?”
於伶看她為難，就安慰說：“不要緊的，你就放在我這裡吧。一會兒吳強同志來，他正有事要去找潘副市長，我托他帶去。”
一切都很自然、正常。誰也沒有料到，這一次平平常常的探病，竟成為兩位知心戰友之間的永訣。
4月5日，於伶從報上看到黨代表會議公報和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
4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委電話通知於伶立即去參加一個會。
這個會不同於往常，氣氛緊張而神秘。他本以為是關於高饒問題的傳達，不料完全不是。
主持會議的人用極其嚴肅的聲調讀了一份黨內通知。
於伶一聽到頭幾句，就如五雷轟頂，整個頭腦全被炸裂了。昏昏糊糊，再聽不清通知的具體詞句，只是反反覆覆記住三句話：
一、潘漢年是隱藏在黨內的內奸，已於4月3日被捕，關押審查。
二、所有到會的人必須嚴格保密，相互之間不得議論、打聽。
三、每人回去寫揭發檢舉材料，越具體、越詳細、越快越好，兩天內交。
他如夢如痴，木然地回到醫院病房，斜躺在單人沙發上;透過被淚水模糊了的眼鏡片，看到對面白色牆壁上只有兩個斗大的黑字：“內奸”。
二
潘漢年是內奸?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這個結論，他怎麼也接受不了。他大了解這位老戰友的經歷了。
——1925年，年僅19歲的潘漢年就進入中華書局，擔任《小朋友》雜誌的編輯。同年，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同時參加郭沫若領導的創造社，是個負責跑印刷廠、捆書、寄書等雜務的“小夥計”。後來又編《洪水》、《幻洲》雜誌，開始用“水番三郎”筆名，寫嬉笑怒罵、尖銳抨擊反動勢力的文章。
——1926年，他到南昌、武漢參加北伐戰爭，擔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革命軍日報》總編輯。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他奉黨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1928年，擔任文委書記。
——1930年，主持籌備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同時參加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
——1931年，擔任中央保衛部門負責人，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曾經參與清除叛徒顧順章等敵特、內奸隱患。
——1933年，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擔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
——1934年，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
——1935年，遵義會議後，奉命隻身化裝到上海設法恢復白區工作，打通與共產國際聯繫。與陳雲會合後先後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及長征初期情況。
——1936年，又被派回上海，恢復黨的各種外圍組織，籌建電台。
——1936年西安事變後，奉黨中央之命秘密去南京同宋子文、宋美齡、陳果夫、陳立夫等國民黨要員談判，敦促宋氏兄妹去西安，爭取和平解決事變。
——1937年，隨同周恩來同志擔任中央代表，同國民黨當局進行和平談判。
——1937年抗戰爆發後，擔任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公開組織和領導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
——抗日戰爭期間，他風塵僕僕來往於上海、香港之間，冒著生命危險，領導地下的革命活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軍進逼香港，他奉周恩來同志之命，同廖承志一起組織300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安全撤退到東江游擊區。後來，他又幾次潛返上海，負責情報工作，用各種身份作掩護，同敵偽上層分子周旋。
——解放戰爭後期，組織各界知名人士從上海等地轉往香港，然後通過海上通道往華北和東北解放區。
——1949年，他隨軍進入上海，擔任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委第三書記，還兼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部長、統戰部長。
這樣一位為革命奔走半個世紀，為黨為人民獻出畢生心血，忠貞堅定、智勇雙全、功勳卓著的共產主義戰士，怎會是內奸?
如果是內奸，在那麼多他經手的工作中，只要有一次出賣，就足以使黨使革命蒙受重大的損失，使敵人輕易就得到夢想多年而得不到的東西。他為什麼不干?
如果是內奸，他多年追隨周恩來等領導人一起工作，要向敵人告密，易如反掌，頃刻間就能得到巨額獎金。他為什麼不干?
如果是內奸，那年香港大撤退時，他為什麼不將300多位抗日愛國的文化人拱手交給日寇，反而冒著危險，費盡心血，千方百計將他們營救出來，安全地送到大後方?
如果是內奸，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多次往返香港上海，手裡掌握地下黨組織的許多重大機密和主要負責人劉曉、劉長勝等人的住址，他為什麼不去邀功請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