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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重新組織黨員和幹部隊伍，為重建上海地下黨打好組織基礎。全面抗戰爆發後，匯集在上海的各個方面的黨員和幹部人數眾多，其中，有和中央失去聯繫的原來留在上海的各系統的黨、力員;有出獄後到上海來尋找黨的關係的各方面幹部;有各系統在救匡會運動後發展的新黨員，等等。但是，要建設一個隱蔽精幹、長期作戰的上海地下黨，必須認真審查與物色適宜做地下鬥爭工作的黨員。“八辦”和“群委”擔當起了當時審查和調配幹部的大量工作。
1937年8月上旬，潘漢年、劉曉、馮雪峰和王堯山在王堯山家中開會。這是“八一三”時期上海地下黨兩個方面主要負責人僅有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商量了兩方面之間的分工和黨員幹部分配安排等事宜，確定了哪些人堅持在上海搞地下鬥爭，哪些人要轉移到新的崗位去。之後，經過“八辦”的調配，大部分幹部被動員到抗戰前線和大後方去，堅持上海地下鬥爭的只是少數黨員。他們人數雖然不多，但都熟悉上海環境，在上海有隱蔽條件，並且經過多年抗日救亡運動的鍛鍊，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認識。
以上僅是“八辦”和“群委”在“八一三”時期千頭萬緒工作中的幾個重要方面。但由此可以看出，潘漢年和劉曉的密切合作，“八辦”和“群委”的默契配合，為上海地下黨的重建打下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良好基礎，使得中共江蘇省委建立後一開始工作就比較順利。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除租界地區外全部失守。中共中央及時來電指示潘漢年和劉曉：上海失守後，救亡運動將更為困難;公開的救亡團體應準備轉入秘密狀態，黨的秘密工作應有新的布置，嚴防敵人突然襲擊;幹部要重新分配，工作方法要有轉變。來電特別提到：潘漢年應完全轉入地下。12月中旬，潘漢年將各種應做的工作安排就緒後，撤離上海，前往香港。劉曉仍留在上海，負責主持中共江蘇省委的工作。以後的二三年中，潘漢年在香港的情報工作和劉曉在上海地下黨的工作仍然息息相通，遙相呼應。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潘漢年作為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兼華南情報局主要負責人，經常往來於港、滬之間，並逐漸將上海作為情報工作的重點，著手建立上海的情報工作網絡和據點。這時，他同劉曉又建立了直接聯繫，不時在浴室、咖啡館等公開場所和不引人注目的學生黨員陳永箴家裡交換意見，商量工作。當時，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加緊搜集日、偽、蔣之間勾結的政治動態，要加緊進行打入敵偽內部和高層，開展戰略情報工作。其中爭取和利用李士群，是潘漢年1939年離開延安前，中共中央有關部門研究確定的工作。潘漢年在決定親自會見李士群之前，曾和劉曉商量過。他們分析了李士群的處境和矛盾，一致認為爭取李士群的工作既必要又可行。事實證明，李士群以後確曾為我黨提供過一些有關日偽“掃蕩”、“清鄉”動向的情報。在1942年秋，劉曉和潘漢年從上海安全撤退到華中根據地，就是通過李士群的關係。
為配合潘漢年的情報工作，劉曉和江蘇省委還抽調了一批幹部，協助潘漢年加強開展情報工作的基礎，解決情報來源。譬如，江蘇省委所屬職委系統的何犖，學委系統的張征秉，都奉調去協助潘漢年搞政治交通工作;淮南抗日根據地發往敵占區上海、南京等地的重要指示和發往根據地的重要情報，多是經過何犖等往返傳遞，及時溝通的。1942年夏，省委情報工作委員會委員史永(沙文威，沙文漢的胞弟)和他領導下的人員都劃歸潘漢年在上海的情報組織。史永劃歸潘漢年領導後，為黨的情報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原來聯繫的地下黨員趙錚兄弟兩人，都打入汪偽“76號”搞內線工作，獲得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他領導的地下黨員蔡秉賢，從抗戰一直到解放長期埋伏在國民黨特務組織內部，成為重要的情報來源。他長期聯繫的汪維恆，在解放戰爭時期提供的蔣介石發動進攻大別山戰役的作戰計劃和兵力部署等情報，對中共中央的戰略決策起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1943年，潘漢年和劉曉雖然身在華中局淮南根據地，但仍分別領導著上海的情報工作和上海地下黨。他們一如既往地互相支持，互札配合，成績卓然。毛主席在黨的“七大”會議上，曾經口頭表揚了潘漢年和劉曉領導的上海地下鬥爭的成功。這是對潘漢年和劉曉的讚揚，也是他們之間戰鬥情誼的寫照。
8.6 於伶心中的漢年①
①本文原載《長夜行人——於伶傳略》，收入本書時作了刪節、修訂。題目為編者所加。
袁鷹
一
1955年初，上海電影廠廠長於伶肝病復發，又住進華東醫院。
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潘漢年到病房來看望於伶。
“老於，我剛才專門去詳細問過醫生，他們說你這病問題不大，很快就會好轉的。你就安心在這裡養病吧，不必著急出院。”
於伶微笑點點頭：“你事情多，不必來看我，我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文]“我明天要去北京，參加全國黨代表會議。”
[人]“要開多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