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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萬沒有想到，高饒反黨事件成了新的爆發點，這一切又被重新翻了出來，而且上綱上線，成了莫大的罪名。
在多日嚴厲的審訊之後，另外來了兩個40來歲的人，從其講話口氣判斷不是公安部的，其一說：“饒漱石、潘漢年負路線之責，揚帆是主謀，你是執行。”
是的，解放上海之初，“以特反特”作為對敵隱蔽鬥爭的策略和手段，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饒漱石提出，經過市委會議認可的。其實，饒漱石這樣做，是有中共中央1943年文件指示根據的。
我被關押600天後，審訊員以一種特別的神情告訴我，已查明潘漢年是個“內奸”，揚帆是個“奸細”。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961年3月，我從報紙上看到政府特赦一批戰犯，溥儀、溥傑、杜聿明、王耀武及特務康澤等均被開釋，而我仍被久懸不結，氣得大口吐血，立時寫信給中央監察委員會據理力爭，但沒有下文。到五一節我又寫報告，翌日放我出來。關押了6年零1個月後，我被以執行“內奸”潘漢年、揚帆指示，“包庇反革命”的罪名免於起訴。
1963年得知潘漢年和夫人董慧亦獲釋，住在北京團河農場，半自由狀態。揚帆則因拒不認罪，仍在獄中。“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重被收監，長期關押達7年半，潘、揚更被“四人幫”重新判處重刑，受盡摧殘折磨。直至1982年8月，中共中央頒發《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遺憾的是潘漢年和董慧已先後在1977年4月、1979年2月與世長辭)，這件歷時長達27年的共和國第一冤案，才算了結。
歷史是怎樣被顛倒的
上海解放初期，潘漢年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書記，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社會部部長、市委保衛委員會副書記、書記。在他直接領導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之後，我才同他有工作上的聯繫，但他的名字，我則敬仰已久。
記得1938年在皖南新四軍軍部，當時我還是一個參軍不久的小青年。有位同志故意問我：“你知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駐福建人民政府的‘首任大使’是誰?”我目瞪口呆回答不出。他逗著我說;“潘漢年同志代表我們黨同福建地方實力派陳銘樞和蔡廷鍇談判，實際上他相當於蘇維埃駐福建人民政府的‘大使’呀!”
1943年。我在淮南解放區黃花塘軍部參加整風學習，潘漢年給華中局和軍部幹部作輔導報告。報告中引證黨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左傾機會主義給黨的事業所造成的嚴重損失，使大家深受啟發和教育。有一段時間，在晚飯後，我到黃花塘去，經常看到陳毅軍長和戴著金絲邊眼鏡的潘漢年一面在田野散步，一面熱烈交談。這些昔日美好的記憶，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9年5月，解放軍“挾全國勝利之餘威，軍臨上海”(陳毅同志壯語)。潘漢年任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秘書長，副市長，日常事務千頭萬緒，可是他才華卓越，日理萬機，處理問題幹練，遇事沉著不亂，從容不迫，有條不紊，駕馭自如。在上海剛解放的那些日子裡，潘漢年同志始終指揮著我們度過一個個戰鬥的日日夜夜，領導著我們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敵對勢力嘲笑我們“共產黨只能管農村，管不了城市”。尤其是這座東方著名的大城市。舊上海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基地，也是國民黨反動派特務統治的大本營。光特務組織就有軍統、中統、國防部二廳、蔣經國、陸京士和毛森等系統28個主要單位，特務分子累萬。此外，還有一大批反動黨團骨幹，盤根錯節的蔣幫餘孽和黑社會勢力。面對這樣複雜的情況，5月9日，揚帆傳達了華東局關於接管上海的方針政策，從而提高了我們的思想，澄清了一些不正確的認識。
華東局指示，要我們首先從思想上明確依靠誰，團結誰，向誰鬥爭這個根本性問題。指出進城以後，必須堅決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人民，爭取知識分子，爭取儘可能多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以便與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進行鬥爭，如果這個問題處理不當，就要犯原則錯誤。其次，亦要看到上海的情況十分複雜，社會改造要逐步進行，一定要分辯是非輕重，穩步前進，如果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就要犯策略上的錯誤。
華東局還指出，我們解放城市是從外部打進去，群眾既會熱烈擁護我們，但在思想上、政治上準備又不夠，所以進城後對社會改造不能操之過急，以免使自己陷於孤立。因此，進城後先集中力量做三件事：(1)消除反動派的殘餘勢力，安定人心，安定社會秩序，安定人民生活。(2)把國民黨的機構接收過來並且管理好。(3)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恢復交通運輸。
潘漢年同志是堅定地貫徹這些方針的。
當時，我們的處境仍很困難，國民黨政權雖土崩瓦解，但仍憑藉美國的支持，不甘心失敗，對上海實行海上封鎖，空中轟炸，作垂死的掙扎。800萬蔣軍大部被消滅，殘存的反革命勢力發生分化，一部分消聲匿跡，另外一部分則繼續瘋狂破壞，散兵游勇趁火打劫，經濟罪犯囂張放肆，搗亂金融，哄抬物價。反革命特務間諜有的分散潛伏隱蔽活動，有的冒名接管，破壞解放軍聲譽。美蔣特務機關預伏的特務電台，每天同台灣秘密通電，供給情報，提供氣象信息。反動統治的殘渣餘孽造謠惑眾，煽動不滿，甚至進行猖狂的反革命糾合。台灣、舟山敵人更不斷派遣特務潛入上海，妄圖對華東、上海軍政首長、公安局長、起義將領、進步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等進行暗殺，並在鬧市投擲炸彈、製造重大事件。這一切，給我們對上海這個爛攤子進行全面接管、整頓和恢復增加了重重困難。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權發揮著強大的威力，敵人的任何企圖未能得逞。全市沒有一個黨政軍首長、一個知名人士遭到敵人的暗害。在我們的連續打擊下，敵人紛紛瓦解向我投降，社會秩序迅速安定，人民開始安居樂業，生產逐漸恢復。這一勝利的獲得，歸功於黨中央政策方針的正確，亦與陳毅市長和他的主要得力助手潘漢年同志的卓越領導分不開的。我們這些歷史的見證人，對漢年同志在這條戰線上的業績是終生難忘的。在那些戰鬥的日子裡，他經常聽取軍警關於治安和保衛工作的匯報，並及時給予正確的指示，而且還常常親自上陣指導反間諜鬥爭。例如：在同反革命特務分子作鬥爭的問題上，根據當時我們處於敵情不甚明了，群眾還未發動起來，以及我們力量尚未組織好的情況，漢年同志參與制定的軍管會治字第12號布告，主要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的破壞行動，歷史已經證明這樣做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