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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平易近人，從未當面指責或背後議論過任何人。各級幹部和各界人士都樂意和他接觸。每當潘漢年發現某一領導人或身邊工作的人員出現失誤時，他從不直接指責，而是從另一側面提出問題，啟發他們在思考中發現自己的失誤而加以改正，所以備受各級領導幹部的敬佩和愛戴。對此，我自己也有切身的體會。有一次，市府設宴招待朝鮮歌舞團。宴會上有近十桌酒席，每桌都有一名上海著名文藝界人士作東，並在座位上掛有姓名的牌子。當客人們都入座時，交際處長對潘漢年說：有一位作東的沒有到會，現在又無法找人代替。潘漢年略一思考，就叫我去，用原作東人名義作東。我到那個桌上入座時，貴賓們都十分驚奇，說沒想到中國這樣著名的作家竟是一個如此年輕的人。因為在座的都是年輕的藝人，我和年輕人在一起時，心情特別高興。由於過份的激動，我多喝了點酒，本來每逢宴會時，我都身藏手槍緊隨潘漢年入場或離場，但這次自己竟不知如何會昏昏然呆坐在門外的沙發上。後來突然聽到交際處長大聲對我說：“喝醉了嗎?潘副市長要離場了。”我睜開雙眼，看到潘漢年仍是那樣安詳地站在我面前。我立刻陪他上車一起回家。一路上我想總要受一次嚴厲的批評。可是事實卻相反。他在車上不發一言，一直到回家以後，才對我說：“今晚你不要工作了，早點睡覺吧!”當晚，我一夜不能入睡。第二天，和他一起用早餐時，我懷著沉重心情對他說：“昨晚我喝多了，今天寫一個檢討給你。”他笑了一下說：“檢討倒不必了，但你是有地位的人，以後要注意影響。”從此，我再也沒有在宴會上喝過一口酒。
潘漢年在各種場合和集會上所作報告更具特色。解放初期，黨的幹部和各界群眾，對於黨的政策、方針、路線和某一特定問題，有不同的認識，需要領導進行教育、宣講。對於為了解決思想和認識上的問題，以及宣傳黨的重大方針政策而召開的會議，他是有請必到，並發表講話。他的報告，從不需要秘書代筆起稿。他從主辦單位的領導處得知會議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後，晚上作一些思考，並記下幾行要講的提綱，第二天就上台開講。他的報告，從不講空話、套話。一開始就進入問題關鍵，從理論、政策、方針以及具體問題作精闢的講解。他語言生動;深入淺出地從各個方面論證問題的癥結所在，以及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這些問題，表達清楚，層次清晰，邏輯性強，富有說服力和感染力，結構嚴謹，一氣呵成，聽者都為之傾倒、動容，常常博得聽眾的掌聲。
1951年12月，我因工作調動與潘漢年分別時，我徵求他對我的意見。他考慮了一下，說：“你熱情有餘而考慮不足。”我和他相處兩年，從他身上學到不少好東西和當一名幹部應有的品德。但當時我對這一評斷不能很好地理解和體會，因而未能引起重視。直至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為此而受到挫折，才對這一臨別贈言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公理自在人心，冤案已經昭雪。漢年同志，安息吧!
6.4 潘副市長對新聞工作的關心
徐大剛
在潘漢年同志擔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期間，我是在新聞處擔任重大活動新聞照片統發工作的記者。所以，經常能在活動現場見到他。我那時才20歲出頭，是剛從文字記者轉搞攝影。一方面由於我對攝影還不精通，又加上以往也未見到過那麼多高級領導人，有時還有外國元首，所以，在攝影現場很拘謹，不敢隨意搶鏡頭，顯得有些笨手笨腳。潘漢年同志覺察到了我這種心理狀態，就幾次在現場和悅地對我說：“不要緊張，有困難我們幫助你。”頭幾次所發的照片在各報刊登後，潘漢年又鼓勵我：“不是拍得很好嗎。”這番鼓勵，增添了我完成任務的信心，心理上的壓力減輕了，也就顯得活躍了些。有些同志說我與初期相比，幾乎是判若兩人。說心裡話，我這種轉變，是和潘漢年同志對我平易近人的教導、鼓勵分不開的。
在50年代，攝影記者使用的閃光燈是一次性的鎂光泡。這種閃光泡在生產時如抽氧不純，在點燃時會炸，不僅聲響嚇人，碎片還會傷人。為預防萬一，我們都用薄綢套住燈泡，拍一次套一次，既影響亮度也影響連續拍攝。潘漢年見了，就召我到他辦公室，詳細詢問了情況。當他了解到國外已有不會炸的萬次閃光燈，雖價格昂貴，還是立即表示應該添置。當他了解到在重要場合，只有我一個記者，而我就只有一個相機時，他立即決定，應再配備一架高級相機，以備現場發生相機故障時用。在潘漢年親自過問下，財政局很快撥下了專款，使我幸運地成為當時擁有最精良、最齊全攝影器材的攝影記者，從而保證了我順利完成各項統發稿任務。
潘漢年不僅對幹部在工作上給予教導和支持，而且在生活上也十分關心。如他發現我經常是一個人在新聞處大樓晚上放照片發稿，就及時囑咐市府保衛科長李克同志，要他給我一件利器防身。不久李克同志給了我一把繳獲的倭刀。以後，我就經常用爽身粉撲擦刀刃。令人痛惜的是這把倭刀在“文革”中被抄走，至今仍無下落。
“文革”前，我一直完整地保存著潘漢年同志所有活動的資料照片，十分痛心的是這批珍貴的歷史資料，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查封後焚毀，現尚保存的僅是我在被抄家前，匆忙轉移出來的極少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