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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後，我雖未再能見到潘漢年同志，但我對他在我剛踏上新聞攝影崗位所給予我的教導和支持，一直銘記在心。
潘漢年同志蒙冤後，我也聽到了關於他的“問題”的傳達和一些傳說，心中雖有些疑惑，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組織紀律和觀念不允許我有更多的想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黨中央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看到了一些文章，方知潘漢年同志是一個出生入死為黨的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因而，更加激起我對潘漢年同志的無限崇敬和懷念之情。潘漢年同志永遠是我心目中崇敬的首長和良師。
6.5 潘漢年與上海鎮反
錢麗君
1950年10月，上海與全國步調一致，在全市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歷時三年(1950年10月至1953年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以下簡稱鎮反運動)徹底地肅清了上海地區的特務、惡霸、土匪、反動黨團骨幹及反動會道門骨幹分子，穩定了社會秩序，鞏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權，保障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社會各項改革事業的順利進行。鎮反所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撫今追昔，許多老同志對當年的鎮反運動記憶猶新。人們尤其不能忘懷的是潘漢年同志。當年，潘漢年是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分管政法工作，直接領導了這場波瀾壯闊的鎮反運動。他協助陳毅市長，出色地治理了這個最難管的大城市，把一個被喻為黑色大染缸的舊上海，改造成為人民的新上海。從這個意義上說，潘漢年作出了傑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由於“左”的影響，歷史被顛倒了，是非被混淆了，所有的功績被一筆抹煞，一夜之間，潘漢年成了“內奸”、“反革命”。其中，有一條罪名是解放以後他和揚帆曾掩護、包庇大批特務、反革命分子。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一、在鎮反運動中，潘漢年是堅決貫徹執行了“雙十指示”和懲治反革命條例，堅決貫徹執行了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關於鎮壓反革命的指示的。
上海解放後，人民雖然取得了政權，但是面臨的敵情還是十分複雜的。大批潛伏特務、反動會道門骨幹、流氓、惡霸等各種敵對勢力，趁革命秩序尚未建立之機，勾結作亂。國民黨特務機關還不斷地從台灣派遣特務來滬，進行偵察、暗殺、爆炸等一系列顛覆活動。新生的革命政權面臨著嚴重的威脅。作為主管政法保衛工作的副市長，潘漢年擔子重、責任大。在解放不久的日子裡，他按照中共中央華東局“迅速建立革命秩序，穩定上海政局”的指示精神，與政法、公安部門等各級領導一起制定決策，落實措施，並親臨基層具體指導工作。在他的領導下，上海公安機關會同人民解放軍駐軍集中清理了一批殘敵。在打擊殘敵過程中，潘漢年指出：上海解放不久，群眾沒有真正發動起來，專政力量不足，鎮反隊伍尚未組織好，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情況尚不明瞭。在這種情況下，在步驟上應先打擊現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分子，後清理歷史反革命。事實證明，這樣做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是正確的。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即雙十指示)。潘漢年按照市委的部署，全面動員，層層落實，貫徹執行“雙十指示”的精神。他在政法系統領導幹部會議上指出：上海前一階段的鎮反工作存在著右的思想錯誤，只注意對特務的鬥爭和那些浮在面上的反革命的鬥爭，而忽視了對那些民憤極大的惡霸的鬥爭。他特別指出在對待滬西惡霸柏文龍的處理上存在著寬大無邊的傾向。柏文龍，人稱“滬西半爿天”，他橫行霸道，作惡多端。解放後，還強姦並逼死鄰女及其母。像柏這樣民憤極大的惡霸，只被判3年徒刑便作了事，滬西群眾對此反響很大，聯名上書，強烈要求人民政府制裁柏文龍。潘漢年強調，對於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惡霸，要堅決鎮壓。他要求公安機關把鬥爭矛頭指向人民所痛恨的匪首、特務、惡霸、反動黨團骨幹及反動會道門頭子等五類反革命分子，大張旗鼓地、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群眾性的鎮反運動。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這是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法律措施，也是鎮壓反革命的法律武器。為了貫徹《懲治反革命條例》，作為調整後的上海市保衛委員會副書記潘漢年(陳毅為書記)，組織公、檢、法三家成立了案件處理委員會，以加快積案的處理，並召開了專門會議。4月11日至4月18日，上海市第二屆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隆重召開，討論部署鎮反工作。潘漢年副市長在會上指出：“市人民政府堅決貫徹執行代表會議的決議，積極動員廣大人民群眾起來，開展鎮壓反革命的工作，糾正寬大無邊、不及時、不嚴厲、不依靠群眾等缺點。”他建議在最近期內，舉行市人民政府和市協商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並建議設立“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以協助審判機構提供有關重大反革命案件處理意見。他強調要“完成中央及華東局有關懲治反革命的法令和指示”。潘漢隼在這次會上進一步提出本市在鎮壓反革命工作中如何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具體步驟，並決定在4月底進行一次大逮捕。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的決議》。會後，全市掀起了“人民群眾擦亮眼睛，檢舉揭發反革命”熱潮。在潘副市長直接領導下，公檢法機關有條不紊地進行大逮捕前的一系列準備工作。成立了“上海市鎮壓反革命行動總指揮部”。4月23日，召開了市人代會協商委員會，成立了“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4月21日、26日，市委和行動總指揮部分別發出了《鎮壓反革命行動計劃》及《對鎮壓反革命行動計劃的補充指示》，下達了上海鎮壓反革命的行動命令。4月27日，全市組織出動由軍、警、政府幹部、工人、學生、農民組成的4445個行動小組，共3.6萬餘人，在“上海市鎮壓反革命運動總指揮部”直接指揮下，統一行動，依法逮捕了歷史上罪惡重大、解放後抗拒登記繼續進行破壞活動及從外地逃來上海的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等反革命分子8000餘人。4月28日，市政府、市協商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決定在市、區兩級協商委員會設立“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和在工廠、企業、學校、街道等基層單位成立“肅清反革命委員會”。4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園(文化廣場)召開上海市、區各界人民代表參加的萬人大會，會上對9名血債纍纍、罪惡昭著、民憤極大的反革命分子進行控訴和公審，如曾經殺害500餘名愛國人士和無辜百姓的被稱為殺人魔王的國民黨“蘇浙人民反共自衛縱隊”少將司令封企曾;“淞滬人民反共抗俄自衛軍”司令劉葆珊;刺探機密、指示敵機轟炸目標的國民黨保密局特務徐松堅;橫行江南十餘年“四霸天”之一、殺害老百姓千餘人，甚至將活人剖腹挖心炒了吃的慣匪陸杏生;強姦一百多名女工的上海密豐絨線廠惡霸、流氓、特務陳小毛;勾結土匪妄圖發動武裝暴亂的反動會道門頭子“順政國皇帝”張順寶;製造勸工大樓血案主凶之一、殺害梁仁達烈士的工特方擎中;橫行真如一帶的惡霸、特務周彼炳;殺害《文革》三烈士的劊子手任宗炳等。身受其害者紛紛登台控訴揭發。女工劉秀英，在控訴陳小毛強姦她及百餘女工罪行時聲淚俱下，泣不成聲。控訴激起了與會群眾的極大憤慨，強烈要求政府嚴懲反革命分子。潘漢年副市長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旗幟鮮明地指出，對反革命分子決不能心慈手軟，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他要求司法機關按照人民群眾的意願，嚴懲9名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市檢察署副署長方行當即宣布：將9名兇犯提請軍管會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全場群眾歡聲雷動。廣播電台轉播了會議實況，280萬上海人民和80萬蘇南地區群眾收聽了大會實況。大會期間，1700多個單位63萬餘人來信來電要求槍決9名罪犯，收到5400餘封揭發控訴反革命分子的群眾來信。30日，市軍管會依據《懲治反革命條例》，將285名(包括上述9名)反革命分子，分別押赴刑場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