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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時期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戰地服務團分別到國民黨軍隊陳誠總部及張發奎、羅卓英部進行抗戰宣傳服務活動，是潘漢年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團結國民黨共同抗日的又一成功例子。組織戰地服務團至國民黨軍隊服務的想法最初是陳誠向郭沫若提出的。之後，郭沫若請示潘漢年。潘漢年根據周恩來廬山談判中涉及的有關向國民黨軍隊派服務團的精神，認為可以同意陳誠的要求。並且提出我們可以組織一批愛國的革命青年到國民黨部隊去工作，不僅可以在戰地群眾中做宣傳、組織、服務工作，而且可以在中下層軍官和士兵中交些朋友，進行團結救亡的教育。但潘漢年強調一點，即根據國共雙方的約定，一方不在對方軍隊中發展黨的組織，因此這次上海組織的三支戰地服務團切不能破壞這一約定。服務團成立後，潘漢年又專門找負責人開會，重申這一紀律。由於雙方信守諾言，戰地服務團工作進展順利，並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
潘漢年在任“八辦”主任時，還把統戰工作做到上海青幫頭目、抗戰後出任國民黨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席杜月笙身上。針對八路軍在對日作戰中急需防毒面具一事，潘漢年致函杜月笙，指出：八路軍“開入晉北，血戰經月，已送予日寇重創”，但因為“經費限制，防毒裝備缺乏’”，“渴望後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月笙接信後，第二天即在杜公館召開抗敵後援會主席團會議，討論捐贈防毒面具一事。最後，會議一致通過將1000具從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價值約1.6萬元)捐贈給前方八路軍將士的決議。①
①《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中共黨史資料專題研究集·抗日戰爭(二)》，中共黨史出版社1989年版。
如上所述，全面抗戰爆發前後，潘漢年在上海將近一年的統戰工作，不僅贏得了各界上層人士的信任與支持，而且將上層統戰工作與基層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相結合，將對國民黨的團結爭取工作與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相結合，從而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的陣地，推動了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進程。潘漢年作為一名黨的統一戰線工作者，出色地完成了黨賦予的使命。
5.7 潘漢年與上海解放初期的統戰工作
黃金平 吳祥華
上海解放後，潘漢年擔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同時，他又是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兼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統戰工作對他來說是“老行當”，得心應手。在新的條件下，他又作出了新的貢獻。
幫助民主黨派整頓發展
解放戰爭期間，各民主黨派成員和各界人士積極投身於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反對獨裁，爭取民主;護廠護校，迎接解放的鬥爭，與中國共產黨結成了親密的戰友，為新中國誕生後的長期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進城之初，潘漢年就陪同陳毅拜會了宋慶齡、張瀾、張元濟、顏惠慶等著名愛國人士，廣泛聽取他們對接管、改造和建設新上海的意見。在短短的一二個月內，接連召開各種座談會，與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知識界代表人士會晤，宣傳政策，穩定人心。1949年6月1日，上海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宴請市軍管會和市人民政府負責人陳毅、粟裕、劉曉、曾山、潘漢年等。陳毅在會上致詞說：中國以後的根本任務就是偉大的建設事業，當與各階層愛國同胞共同努力，來打文化仗和經濟建設的大仗。6月3日，鄧小平、陳毅、張鼎丞、曾山、潘漢年等設宴答謝上海各民主黨派人士。出席會議的有：張瀾、羅隆基、史良、郭釗沉、陳銘樞、郭春濤、胡厥文、謝仁冰等。席間，賓主交談極為歡愉。
為了充分發揮各民主黨派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作為華東局統戰部正副部長的陳毅、潘漢年，調查分析解放初上海民盟、民主建國會、民革、農工民主黨、中國民主促進會、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等各黨派與團體的現狀、組織、領導成員、政治傾向、活動狀況等，及時向中央匯報，並及時處理出現的一些問題。解放初期，上海各民主黨派為了在新中國建設事業中更好地發揮作用，內部開展了整頓工作。有的整頓方針比較明確，整頓工作很順利;有的工作遲緩，成效不大。對此，陳毅、潘漢年都作了了解、幫助。有的黨派領導人沒有在政治思想和整頓工作中建立權威，潘漢年耐心做思想工作。有位著名人士中央希望他去北京工作，但他要留在上海，經陳毅、潘漢年說服後，北上了。陳毅、潘漢年在1949年6月最早提出並向中央建議亦工亦商的盛丕華等作為工商界的代表人士，並安排盛丕華為上海市副市長，發揮了很大作用。對組織發展，有的黨派內部有不同意見，有的主張以開明人士為主，有的主張以上層資產階級及其他階層為對象。對這些分歧，陳毅、潘漢年都向中央作了反映並積極做工作。
從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在潘漢年主持下，統戰部連續召開數次各民主黨派座談會。一方面向各民主黨派人士報告當前形勢和黨的方針、政策，徵求大家意見。同時，也就各民主黨派的建設和發展交換意見。如在1950年5月30日座談會上，潘漢年根據中共中央與各黨派中央協商規定的各黨派分工原則，提出上海各民主黨派組織內部整頓完畢的可以發展組織;同時建議注意質量，不要單純追求數量，要以嚴肅慎重的態度來發展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