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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頁。
救國會領袖、七君子之一的鄒韜奮，曾在上海主持過銷量達15萬份的《生活周刊》3他的名字及其所辦刊物在上海人民，特別是進步青年中具有深遠的影響。1937年7月31日韜奮出獄後，依然決定以他所熟悉的新聞宣傳工作，投身於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8月9日，僅僅用了20天的時間，由韜奮主編的《抗戰》3日刊(後改名《抵抗》3日刊)便面世了。潘漢年根據周恩來關於以文化為突破口，在上海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救亡運動的指示，非常支持韜奮的工作。他經常為《抗戰》)3日刊撰寫文章，他所寫的《全面抗戰釋》、《動員群眾的基本問題》等一系列文章，以簡練的語言，精闢的論述，向人們傳達了全面抗戰的精神實質，批判了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他的具有政治導向性的文章，在社會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而也進一步擴大了《抗戰》3日刊在群眾中的聲譽。
潘漢年與郭沫若可謂是老朋友。早在創造社時期就共過事。以後郭沫若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專門從上海請潘漢年到南昌，幫助其主持政治部的一張周報——《革命軍日報》。大革命失敗後，郭沫若流亡去了日本，兩位老朋友一別就是19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郭沫若“別婦拋雛”從日本回到上海，參加抗戰，潘漢年代表黨接待了他。10年流浪，郭沫若雖不減當年的豪放和爽朗，但言談舉止中，卻常常流露出些許惆悵。潘漢年了解到郭沫若惆悵的主要原因是其大展宏圖的願望與對時局、人事生疏的矛盾。於是，潘漢年一方面派大革命後長期在上海工作、對上海情況相當熟悉的夏衍充當郭沫若的助手;另一方面，根據周恩來希望上海“文協”出一張日報的指示，在與夏衍、胡愈之、鄭振鐸、張志讓商量後，決定請郭沫若出任即將出版的“文協”機關報——《救亡日報》社社長。在潘漢年的幫助下，郭沫若又重現了他昔日政治活動家的風采。無論是在上海文化界同人致電北平文化界同人共同抗敵的電報中，還是在“文協”所屬國際宣傳委員會起草的《上海文化界告國際友人書》中;無論是在“文協”假交通部國際電台舉辦的抗日講座中，還是在組織戰地服務團工作中;無論是在與上海舊劇界商討舊劇如何適應抗戰形勢，還是在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的一系列活動及浦東各界舉行的軍民聯歡會上，人們又聽到了郭沫若的慷慨陳詞，看到了郭沫若為抗戰奔走的身影。
全面抗戰爆發前後上海救亡運動之所以轟轟烈烈，與以宋慶齡為首的各界上層人士、社會活動家的衝鋒陷陣是分不開的。上層人士的出面，對基層群眾性救亡運動的開展無疑是極大的推動。但是，宋慶齡等在上海救亡運動中的公開露面，必將引起日偽的極端仇視。上海華界淪陷前後，考慮到這些上層人士的安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漢年從1937年10月便開始考慮如何安排上層人士的撤退問題。10月下旬，當他接到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為了宋慶齡的安危，請她撤離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後，馬上親自把電報送給宋慶齡。由於宋慶齡尚有工作需要處理，一時無法離開。上海華界淪陷後，潘漢年再次收到毛澤東、周恩來有關催促宋慶齡速離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後，立即通過地下黨員李雲向宋慶齡作了轉達。12月23日，宋慶齡在紐西蘭友人路易·艾黎的陪同下到達碼頭，乘德國郵船離開上海前去香港。
在救亡運動中發揮過重大作用的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著名政治活動家郭沫若等，均在上海華界淪陷後，由潘漢年安排撤離上海。當時，上海的形勢已急劇惡化，中共中央曾於上海華界淪陷的當天致電潘漢年讓他轉入地下，“完全秘密”起來。①但考慮到這些上層人士的安危，考慮到他們隨時可能遭受日偽的暗害，潘漢年仍忘我地工作著。為向各界人士闡明撤退的意義，潘漢年以宴請的形式，專門召集他們開會，向他們解釋在日軍占領上海的新形勢下，為保存革命力量，必須撤離上海。之後，從確定撤退對象，到交通工具的選擇;從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員陪送，事無巨細，潘漢年均親自過問。由於他細緻周全的安排，這些上層人士均安全地撤離了已被日軍包圍的上海。
①洛甫、毛澤東致博古、潘漢年、劉曉等《關於上海失守後救亡運動的方針問題的指示》(1937年11月12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潘漢年在廣泛開展上層統戰工作的同時，根據周恩來關於充分利用上層的合法關係，廣泛聯繫群眾，建立群眾組織的指示①，十分注重以上層的統戰工作推動基層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他充分利用“八辦”公開合法的地位，通過新聞界的楊棗，職業界的王紀華，文化界的王任叔，婦女界的沈茲九，與各界救亡團體保持密切聯繫。隨著各界救亡協會的相繼建立，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形成澎湃之勢，成為全國抗日救亡的重要陣地。
①劉曉：《上海地下黨恢復和重建前後》，《黨史資料叢刊》1979年第1輯。
1937年夏秋之際，第二次國共合作已成定局。潘漢年充分利用這一大好時機以及自己的合法身份，在與國民黨及部分地方實力派人士的交往中，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拓展到更加廣闊的領域。就以爭取《救亡日報》的出版為例，最初國民黨市黨部對“文協：，要求出版機關報——《救亡日報》持反對態度，並遲遲不予批准。以後迫於形勢，雖然改變了強硬的態度，但要求《救亡日報》必須國共合辦。潘漢年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同意把《救亡日報》辦成文化界統一戰線的報紙，並就此事與國民黨市黨部負責文化工作的潘公展進行了具體磋商。為了保證《救亡日報》既能公開合法的出版，又不被國民黨所包辦，潘漢年在與潘公展見面前，首先擬定了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的人事安排，並就我方請夏衍任總編輯的想法向郭沫若作了交待。8月中旬，潘漢年和潘公展之間關於《救亡日報》出版一事的談判在浦東大樓潘公展辦公室進行。潘漢年約了郭沫若、夏衍同去。雙方見面後，潘公展主動提出請郭沫若任《救亡日報》社社長，這一表態與他不久前派流氓破壞歡迎郭沫若回國大會顯然有了天壤之別。因為這時的潘公展已經看到了國共合作的大勢及郭沫若的巨大影響，請郭沫若任社長是眾望所歸。但是潘公展接著就提出了既然是合作辦報，就應該有兩位總編輯，兩位編輯部主任，經費由雙方負責的具體設想。並提出了國民黨方面的具體人選。潘漢年為了把報社的領導權掌握在我黨手中，提出既然雙方都已推舉郭沫若任社長，那麼有關報社其他工作人員，應由社長決定。潘公展被迫同意。由於國民黨方面派進報社的人選對報刊出版工作都較為生疏，加上《救亡日報》的大部分編輯、記者、工作人員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協”宣傳部根據潘漢年的意圖協商選定的，這樣就從事實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過合作辦報的途徑左右《救亡日報》的企圖，為黨爭取到了一塊公開合法宣傳抗日救亡的輿論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