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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5月1日於上海
5.6 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傑出代表
謝黎萍
在潘漢年的革命生涯中，統一戰線工作占據了重要地位。全面抗戰爆發前後，潘漢年受中共中央派遣，在上海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界人士、社會名流中開展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全面抗戰思想，爭取各界上層人士理解、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政治主張，並且配合與協助黨的各項工作的開展。
潘漢年於1936年10月和1937年8月先後出任中共上海辦事處主任和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在兩辦事處有關統戰、情報、組織整理、救亡宣傳、武裝鬥爭等各項工作中，潘漢年主要負責上層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在統戰工作中，潘漢年與上海各界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郭沫若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爭取他們對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大力支持，從而有效地推動了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並且向縱深發展;同時，潘漢年還充分利用國共合作的大好時機，通過與國民黨的談判鬥爭，以各種合法的形式，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陣地。
宋慶齡自1931年8月奔母喪從德國柏林回國，宣布“留滬休息”後，就一直在上海開展革命活動。1936年潘漢年奉中共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其中一項任務就是與宋慶齡保持長期的聯繫。他這次從陝北出來時，身上帶有毛澤東9月18日所寫的致宋慶齡信。信中毛澤東除了對宋慶齡的革命救國行動表示“無限的敬愛”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告訴宋慶齡“茲派潘漢年同志前來面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並與先生商前公開活動之辦法。”“同時請先生介紹與先生比較接近的諸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諸先生，與漢年同志一談。”①潘漢年一到上海，就與宋慶齡取得聯繫，並向她面交了毛澤東給她的信件。為使他們之間的聯繫保持經常化，潘漢年與宋慶齡約定由地下黨員、特科工作人員李雲(即祝秀貞)擔任他們之間的交通聯絡員。之後，無論是在魯迅病重期間討論為魯迅治病之事，還是開展“救國無罪”鬥爭;無論是購置電台，還是為中共中央籌借款項;無論是與國民黨上層人士的廣泛接觸，還是西安事變中向南京方面力陳中共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無論是開展抗日救亡宣傳，還是組織公開的抗日救亡團體，潘漢年都及時與宋慶齡交換意見，並且取得了宋慶齡對我黨工作的大力支持。僅以宋慶齡對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工作的支持而言，。就足以說明這一點。“文協”是上海地下黨領導下以國共合作形式誕生的最早的群眾性救亡團體，宋慶齡不僅出任“文協”理事，而且還積極參加“文協”的募捐及宣傳工作。在“文協”機關刊物《救亡日報》上，經常可以看到她寫的文章。正是由於得到像宋慶齡這樣的著名人士的支持，“文協”的抗日救亡活動得以蓬勃開展，並且成為當時上海乃至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核心，也是上海眾多救亡團體中吸納會員最多的一個。
①《毛澤東書信選集》第61—62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對救國會領袖陶行知、鄒韜奮，潘漢年早在1936年6月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回國途經香港時，已與他們建立了聯繫，還就國內的政治形勢、共產國際七大提出的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以及我黨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與他們交換了意見。在潘漢年的影響下，陶、鄒二人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請胡愈之起草了《告全國同胞書》，以表示他們對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策略轉變的支持。鄒韜奮還將《告全國同胞書》帶至上海，請救國會另兩位領袖沈鈞儒、章乃器簽名。1936年8月5日，由沈、章、陶、鄒四位救國會領袖署名的《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的公開信在《生活知識》上公開發表。在這一公開信中，四位領袖表示堅決贊同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黨改變“先安內後攘外”的方針，聯合紅軍，共同抗日。毛澤東在看到這一公開信後，曾撰寫了《論團結禦侮——復章、陶、鄒、沈》一文。當潘漢年前往上海前，毛澤東又寫了《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的信。毛澤東在信中對四位先生的“救國言論和英勇行動”表示“無限敬意”，希望“先生們與我們還必須在各方面作更親密的合作”。信中還特別指明委託“潘漢年同志與諸位先生經常交換意見。”①這樣，使潘漢年和救國會領袖們的聯繫，成為中共高層領導的委託。潘漢年不斷地向他們轉達中共關於團結禦侮的信息，同時又從他們那裡得到各種支持。特別是1936年11月23日國民黨下令逮捕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朴、沙千里、鄒韜奮、史良，製造了“七君子”事件後，潘漢年非常關心七君子被捕後的情況，還親往蘇州監獄探望七君子。當七君子在全國人民愛國無罪的強烈呼聲下獲釋回到上海後，潘漢年又代表黨去探望他們，並向他們轉達了新形勢下中共的抗戰方針，還約請宋子文和救國會諸位領導人見面，以促進救國會與國民黨之伺的聯繫，推動國民黨政府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