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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的發生並和平解決，為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提供了一條重要的聯繫渠道，從而大大加快了兩黨合作的進程。
1937年1月，潘漢年到南京與張沖談判，這是西安事變談判的繼續。我黨提出釋放張學良，國民黨軍隊從西北撤退。2月15日，國民黨召開第五屆第三次中央委員會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後國內的政治問題。我黨為推動國民黨政策的轉變，具體地建立兩黨合作，於2月10日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1.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2.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黨各派各界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4.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國共產黨為著表示團結禦侮之誠意，願給以如下之保證：1.在全國範圍閃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2.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接著我黨中央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與國民黨方面進行了多次會談。3月下旬，潘漢年從上海陪同周恩來等到杭州與蔣介石會談。回到上海後，潘漢年與宋子文繼續談判紅軍的改編經費問題，又同張沖兩次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政治合作問題。由於蔣介石這時在對日問題上仍舊存在幻想，徘徊不前，因此儘管我党進行了艱巨的努力，談判還是沒有能達成協議。
193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上海工作，負責重建和恢復上海黨，又與潘漢年有了工作聯繫。他負責黨的上海辦事處工作，歸黨中央領導。7月7日蘆溝橋的槍聲，粉碎了國民黨“求和”的迷夢。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在廬山與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陳立夫、康澤談判後到了上海，在中國飯店與潘漢年和我會面，張毅在外面放哨，她買了一份報導“七七”事變的晚報回來。周恩來對我和潘漢年的工作關係作了具體交待。第二天，在潘漢年的安排下，周恩來在上海黃金大戲院後台公開與救國會和文化界著名人士會面，我也去參加了。
“八一三”日軍向上海大舉進攻，蔣介石被迫進行應戰。並於7月30日釋放了“七君子”。8月22日發布八路軍改編的命令。9月22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早在7月15日就交給國民黨的《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發表了蔣介石實際上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這樣，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形成。歷史已經證明，正是由於這次合作的推動，才使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並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奠定了基礎。
4.2 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功臣①
①本文原載1983年7月14、15日《人民日報》。原題為《偉大的不平凡的鬥爭的一生——憶潘漢年同志》，收入本書的題目為編者所加。
胡愈之
黨中央對潘漢年同志的估價是很高的。誠如黨中央為他平反昭雪的文件里說：“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但是，由於他的革命鬥爭是處在極其複雜的時代和環境，他在不平凡的對敵隱蔽鬥爭中為黨和人民作出貢獻，而他又是從來很少表揚自己的，所以他的偉大的戰鬥的一生，很少為黨內黨外所知道。
我和潘漢年同志相識是在武漢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從南昌、武漢回到上海，從事文化出版工作，創辦了“創造社出版部”和《幻洲》雜誌等。我對出版工作有興趣，所以和他有往來。到了1939年1月，我離開上海去法國，以後就沒有和他見面。現在才知道，在30年代初，他是黨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書記，代表黨與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建立聯繫，同魯迅等聯名發起建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左聯”和隨後以文化界為主成立的“左翼文化總同盟”中，任中共黨組書記。這一系列活動，擴大了黨對進步文化界的影響，促進了革命文藝運動的發展。
在1930年到1933年前後，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上海黨中央受到了破壞。潘漢年同志是中央保衛部門的領導人之一。為保衛駐上海黨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他積極參加了對敵隱蔽鬥爭，這是需要絕對保密的，連黨內同志，除領導人以外，也要斷絕往來。潘漢年同志曾經和我說，他為了迷惑敵人，故意裝成灰色面目，寫了一些讚揚國民黨左派的文章。以後他不再公開發表有關文藝方面的文章，連黨內有些同志也不敢去找他了。
1933年夏間。他轉移到江西蘇區工作，先後任江西蘇區黨中央局宣傳部長和贛南省委宣傳部部長。1934年前後，他兩次被派為中央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的代表，一次去福建，與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談判並簽訂停戰抗日協定;一次去廣東，與國民黨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的代表進行停戰談判，為和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作出貢獻。這兩次任務都是重要的，因為當時蔣介石軍隊已經包圍了整個江西蘇區，步步為營。但是由於王明路線和共產國際顧問李德都不贊成談判，所以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工農紅軍被迫進行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