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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相繼失陷，黨中央領導人博古等倉促決定中央紅軍(一方面軍)主力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突圍轉移。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共8萬多人向湘西進軍，開始長征。我被編入中央直屬幹部團，領隊的是李維漢。潘漢年被編入中央機關直屬團，和我不在一起。過湘江後，向貴州進軍的途中，我曾碰見過他，以後有一段時間沒有再見到他。1935年10月，過臘子口向陝北進軍的途中，我才知道潘漢年和陳雲在遵義會議後被派往莫斯科去了。
1936年4月，潘漢年與國民黨政府駐莫斯科大使館武官鄧文儀接觸。國共兩黨之間打通聯繫的工作已從1935年11月開始了。當時，蔣介石以為對紅軍的“圍剿”已“初告成功”，因此，幻想用談判的方法來“收編”紅軍，然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共產黨(見蔣介石：《蘇俄在中國》)。蔣介石在國內派曾養甫與我党進行接觸;在國外派駐蘇聯大使館的鄧文儀與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進行接觸。潘漢年與鄧文儀聯繫後，在4月份同正在莫斯科的胡愈之一起經法國回國。他們在5月份到達香港，胡愈之先到上海，通過救國會沈鈞儒和其他關係找到馮雪峰，他告訴馮雪峰，潘漢年已到了香港，馮雪峰得訊就到香港與潘漢年見面。潘漢年在香港與國民黨陳果夫、陳立夫派來的張沖接觸，一同去南京與陳果夫的代表曾養甫接觸。曾養甫提出：因為潘漢年是從國外回來的，要求他同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負責人聯繫後再與陳果夫接觸。潘漢年從南京回到上海，找到馮雪峰和劉鼎，通過劉鼎的聯繫，他在8月份經過西安到達保安。這些接觸為國共兩黨代表後來的正式會談作了初步的準備。
1936年5月，我黨從2月間開始的在反蔣抗日口號下進行的東征取得一定勝利後，主動撤回陝北。5月5日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回師通電。這個文件不再稱蔣介石為賣國賊，而稱為“蔣介石氏”、“南京政府諸公”，把蔣介石集團也包括在促其“覺悟”的範圍內。這是我黨政策上的一個重要轉變，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也促進了兩黨之間的談判。潘漢年到了保安，向黨中央匯報了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派遣他與國民黨方面接觸的經過。經黨中央研究，決定派潘漢年為中國共產黨同南京國民黨當局談判的代表。9月，他攜帶《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毛澤東致宋慶齡信、毛澤東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信回到上海。他見到了宋慶齡，面交了毛澤東的信和《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的副本。毛澤東在信中希望宋慶齡利用國民黨中委的身份，勸說國民黨中樞人員吳稚輝、孔祥熙、宋子文、孫科等，促使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以後，潘漢年同宋慶齡建立了經常的聯繫。他還把毛澤東的信和《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副本交給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毛澤東在信中說：“我委託潘漢年同志與諸位先生經常交換意見和轉達我們對諸位先生的熱烈希望。”此後，潘漢年同他們也建立了經常的聯繫。潘漢年與張沖接觸，以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身份將《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交給了他。中國共產黨在致中國國民黨書這個文件里，對國民黨對內壓迫人民、對外妥協投降的政策進行了義正詞嚴的批評，指出內戰局面由於國民黨的錯誤政策仍在繼續，再次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對國民黨較之過去有若干進步的地方表示誠懇歡迎，希望國民黨能有新的轉變。還提出了兩黨代表進行重新合作的具體實際的談判的建議。這個文件是公開闡明我黨關於國共第二次合作主張的正式文件，是我黨在西安事變前採取逼蔣抗日方針，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的一個重要步驟。可是，儘管我黨採取一系列積極、主動的行動，力促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現，然而，蔣介石毫無誠意。他震驚於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區的會師，不顧日本侵略軍已在綏遠東部燃起戰火和全國人民要求援救綏遠的強烈呼聲，不顧中共的一再呼籲和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的苦苦勸諫，決心繼續“剿共”，妄圖一舉將紅軍消滅。10月31日頒發了對紅軍的總攻擊令。接著以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下令逮捕了主張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上海救國會領袖(即所謂七君子案)。蔣介石的倒行逆施終於激成了12月12日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的發生，在國內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它極大地振奮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熱忱，使“一二九”後出現的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發展壯大。同時，促進了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其中親日派在日本的慫恿和支持下，企圖趁火打劫挑動更大的內戰，置蔣介石於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因而更激化了同英美派之間的矛盾。英美派為維護其本身利益，救出蔣介石，因而他們感到有轉變政策的必要。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黨方面對蔣介石的安危一無所知。張沖趕到上海向潘漢年了解事變真相;宋子文又通過宋慶齡向潘漢年了解中共及張、楊對事變的態度。潘漢年根據中共中央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一向他們傳達。後來，南京國民黨方面派端納陪同宋子文、宋美齡到了西安。經過談判，12月24日蔣介石被迫接受聯共抗日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