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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遵義會議糾正黨的錯誤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軍事和政治的領導地位。會議完畢後，潘漢年同志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進行聯絡。據潘漢年同志和我說，由於路不熟，話不通，旅行是困難的。當時就由紅軍逮捕了一個販賣鴉片的商人，和潘漢年同志一同關在監獄裡，由潘幫助同時釋放，這樣才由貴州到了上海，搭上蘇聯船，到達莫斯科。這時候他以中共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參加了1935年7月召開的第七次共產國際大會。①
①潘漢年到莫斯科時，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已結束。他列席了正在舉行的少共國際代表會議。
這一次共產國際大會對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有巨大的影響。由於納粹奪去了德國政權和德意日形成了法西斯軸心，第二次世界大戰已不可避免。共產國際號召建立國際反法西斯戰線，受法西斯威脅的資產階級國家應該和蘇聯聯合起來，進行反法西斯戰爭。在中國來說，共產黨要聯合國民黨，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當時中國工農紅軍還在雪山草地長征途中，和外邊的通訊聯絡被切斷了。所以出席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創辦了公開的中文刊物——《救國時報》，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共中央發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提出建立國防政府和抗日救國的綱領，就是在《救國時報》首次登載的。
1935年底，我通過在獄中的杜重遠，爭取張學良聯共抗日，取得了成果。但那時上海黨中央和江蘇省委遭到破壞，和我唯一聯繫的宣俠父同志也流亡到香港。在香港是可以和巴黎《救國時報》通消息的。為了和黨中央取得聯繫，我到香港找到了宣俠父同志。這時候，廣東、廣西的國民黨地方勢力，正準備反蔣抗日，國內的形勢有很大發展。宣俠父同志要我去法國，轉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取得聯繫。1936年1月，我假充華僑商人，搭了日本郵船去了巴黎。在巴黎得到《救國時報》負責人吳玉章同志的幫助，他替我辦了去莫斯科的簽證。我估計在莫斯科沒有一個熟人，但到了火車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漢年同志。
我把國內情況，特別是張學良思想轉變的情況作了詳細的匯報。潘漢年同志也向我傳達了共產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以及中國革命的路線問題。
1936年4月間，我在莫斯科的任務已經完成，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要我陪同潘漢年同志從法國搭船回香港，以後我的工作由潘領導。
在我離開香港以後，鄒韜奮因為在上海受國民黨的壓迫，也到了香港籌辦《生活日報》。當時兩廣國民黨實力派正在策劃反蔣抗日運動，想拿《生活日報》作為宣傳機關。我回到巴黎時接到韜奮的電報，要我趕快回香港，幫助籌辦報紙。潘漢年就要我去一復電，說是等我回到香港“擇吉開張”。5月初我們到了香港，《生活日報》才正式出版。以後報上沒有提兩廣的反蔣運動，而宣俠父同志也被調到北方去工作了(宣俠父同志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早期的中共黨員，抗戰中在西安被國民黨特務殘酷殺害，成為烈士)。
回到香港以後，潘漢年同志對我說：“以後你只管救國會的事，別的不要管，有什麼問題來找我。沒有問題你就自己去干吧。”當時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已經在上海開過，成立了全國性組織，參加的有少數中共地下黨員和國民黨反蔣實力派的代表(例如兩廣、十九路軍和馮玉祥等的代表，除主張抗日的愛國基督教徒外，很少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所以提的口號比較左，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不能起作用。潘漢年同志說服在香港的鄒韜奮、陶行知同志，由我幫助起草告全國同胞書這樣的文件。這個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調子相近，是站在中間派的立場寫的，主張國民黨要停止內戰，共產黨要廢除蘇維埃和工農紅軍，團結民族資產階級。這個文件由鄒韜奮、陶行知簽字後，再由鄒韜奮親自去上海要沈鈞儒、章乃器簽名，因為他們四個人都不是國民黨員或共產黨員，章乃器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鄒韜奮去上海以後，沈鈞儒同意了簽名，但章乃器嫌文件過右，堅決主張修改，甚至連題目也改為《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文件也由章乃器署了頭名。這個修改後的文件雖然保留和《八一宣言》相同的一些論點，但對群眾的影響不大，在國民黨地區沒有一個報紙刊出，後來只是在《生活日報》上刊登。中共華北局大概是根據《生活日報》所載，轉送黨中央的。1936年8月間。以毛澤東同志名義，向章乃器等4人作了答覆。這個復文我在以前一直沒有看到。後來救國會七君子被捕，在蘇州法院審問時，法官拿出一封毛澤東給章乃器等4人的覆信，作為救國會“勾結”共產黨的證據。直到最近，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找出這封毛主席署名的信來問我，我才知道毛主席當時是根據《八一宣言》的綱領來答覆的。
在香港和上海，我和潘漢年同志見面的時間不多，一般是在飯館以及高級咖啡店裡。他時常到中國入不大去的外國咖啡店找一些國民黨的重要人物或特務頭子談話。有時邀我一起參加。故意對國民黨說我是救國會的，對中共有意見。他接觸比較多的是國民黨的張沖，此人懂俄文，當時是國民黨的組織部副部長。潘漢年同志常和我說：“國民黨內部有問題。有些叛黨出去的特務分子感到沒有出路，所以願意找到我，想和共產黨合作，或者重新回到共產黨里來。我們應當利用這些機會，做策反工作。”張沖後來擔任國民黨的秘密和談代表。潘漢年同志是受共產國際委託到國內和陳果夫、陳立夫談判停戰抗日。他給終沒有向我透露這個任務，雖然這些任務是黨中央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