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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無論是在抗戰前夕、初期甚至是淪為“孤島”後,國外和國內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各種人員無不經常地聚集在上海進行公開、半公開或秘密的活動,因而也一直是我黨我軍一個重要的情報基地。現經回憶,在抗戰前夕和抗戰期間,特別是在上海“八·一三”戰爭爆發後,中央指示上海要及時搜集各方面的情報,包括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還有社會輿論和各界人士的思想動態等等。李克農、潘漢年、劉少文、徐強協同地下黨組織力量,互相配合,積極認真地完成了這項艱巨任務。在抗戰前夕,向中央反映了“七君子”被關押在蘇州監獄的情況以及上海廣大愛國民主人士營救和要求釋放“七君子”的情況等。抗日戰爭爆發後,向中央反映了日寇發動侵華戰爭後先後派到中國的兵力及其番號、長官姓名、武器裝備、戰鬥力強弱、登陸地點和時間以及軍隊的部署等;國民黨調往淞滬前線和其他抗日前線的部隊情況;蔣介石、汪精衛、何應欽進行秘密和談的情況,包括和談內容、時間、地點、條件以及參加和談的名單等等;美、英、法等帝國主義對抗日戰爭所持態度,特別對美帝一面說支持中國抗日,一面又把舊鋼、鐵、銅等金屬資源運往日本,以及他們企圖和日本在華北、華中、華南等地劃分勢力範圍,以壓服中國對日妥協媾和的情報;上海重要的金融、棉紗、股票等市場變化情況;上海各界、各階層著名愛國人士和領袖人物等的思想動態、重要言行,特別是對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種反應;上海廣大人民和各抗日救亡團體的活動情況等等。這些,都為黨中央的正確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我記得曾經有這樣一回事:我們將蔣、汪、何和英、美、法同日寇勾結,秘密和談的陰謀活動報中央後,中央就以新華社電訊形式向全國和全世界揭露。當時潘漢年笑謂劉少文:這則電訊很重要,使蔣、美、英、法、日都十分吃驚和恐慌。尤其日寇更加惱火,抱怨這樣的秘密勾當怎麼會這樣快地泄露出去!敵人的一次重大的誘降和談陰謀活動就此宣告破產。

  上海淪陷後,黨中央對在上海工作的同志和宋慶齡等愛國民主人士的安全十分關心。至少來了兩三次電報要求凡已暴露了的同志和愛國民主人士、左派人士、文化界人士等應轉移去香港、內地或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潘漢年接到電報,以“八辦”負責人身份,向上述人士轉達黨中央的關懷,並作精心安排,圓滿地完成了對上述人士安全轉移的任務。而後復電中央說自己還沒有完全暴露,還可以留下來做一些工作;宋慶齡自己也表示還可以留下來做一點工作。後來,在黨中央再三催促下,宋慶齡先去香港,潘後走。

  我還記得,在抗戰爆發後,我們利用自己的優勢和條件,在很短時間內,發動組織了各種救亡活動,成立了不少救亡團體,動員了不少的抗日救亡團體的人員去皖南地區參加抗日工作。

  3.5 一個機要譯電員心目中的潘漢年

  梅黎

  1939年夏,我在龔飲冰機關做掩護工作。半年後,龔打算送我去延安學習。路經香港,適遇潘漢年需要機要譯電員,我遂被留下來。從此在潘漢年那裡做內部機要工作達10年之久。所以我認識潘漢年比較早。

  潘漢年是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他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對黨的文化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鬥爭方面曾經作出了重要貢獻,對黨和人民是有很大功勞的。1955年4月3日,他卻被扣以國民黨,日本“雙料特務”的帽子,在北京遭到拘捕、審查、冤獄達22年之久,1977年4月14日病逝在湖南洣江勞改農場。這是建國以來歷史上的重大冤案。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才使這位我黨情報戰線上有很大功勞的精英的冤情大白於天下。為了紀念潘漢年的90誕辰,談點潘漢年在隱蔽鬥爭中的思想和言行。

  一、充分利用社會關係

  潘漢年經常對手下同志說:“我們的工作並不很玄妙,但一旦條件成熟,就能輕易地完成任務。”當我們的同志設法順利完成搞到敵方軍用地圖時,他就說:“這種事全靠平時團結的關係,有了這種關係,當需要時就能很順利地達到目的。如不通過一定關係,即使東西在那裡你也拿不到。”他本人就是能充分利用各種社會關係來開展工作的典範。例如“四一二”蔣介石大屠殺後,革命形勢處於低潮,白色恐怖籠罩全國,他利用敵人營壘的人作為耳目,從而了解到叛變投敵分子的名單和照片,對我們黨及時處理和懲處叛徒,保衛黨中央組織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又如利用一些革命同情份子為我們提供情報和各種掩護;利用社會上有較高身份和地位的人的親屬或子女為我們傳遞情報材料;太平洋戰爭時,利用日本人關係及時派人去香港,把生活陷於困境的幹部妥善安排撤離香港,等等。

  二、重視環境與身份一致

  他對在白區搞隱蔽鬥爭的同志要求其語言、舉止、衣著儘量與當時所處環境相一致。如我剛到香港,只穿件藍色陰丹士林布旗袍,他即命人陪我去置服裝,並要我學說廣東話。他本人的衣著是十分講究的,當時黨內有人對此曾有不少微詞,他委屈地說:“難道要我穿一身烤綢(俗稱香雲紗)衫褲鬼鬼祟祟地去與人聯絡嗎?”因他經常要與社會上各種達官貴人打交道,包括國民黨的要員大官們,為了工作和應付環境這是不言而喻的。但當他要與普通老百姓相處時,他的穿著就很一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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