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頁
我在潘漢年領導下10多年，在完成許多機密的、危險的、艱難的任務過程中，潘漢年總是忠實地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和任務，並針對不同的對象和工作特點，創造性地進行工作。他的足智多謀，老謀深算，是在他領導下的同志一致公認的。同時，他又能知人善任，用人得當，給下級以充分的信任和發揮才能的餘地。
意料不到的是1955年，他竟以“內奸”、“反革命”罪名被逮捕且公之於眾。同年5月21日，我在北京協和醫院住院治病期間，從醫院被直接押送牢房，從此失去自由24年。被捕後，我想不通天卞哪有這樣一個一心撲在革命事業上的“內奸”、“反革命”?我想不通自己也成了“反革命”。當初我為什麼要反蔣、刺蔣?抗戰勝利後，我為什麼要千方百計將日本軍方倉庫中的一批炸藥與194挺新機搶運到新四軍軍部去?我為什麼要竊取蔣介石國防部保管的二萬五千分之一的中國軍用地圖送到香港，由潘漢年轉交華南分局?而潘漢年如是‘’內奸”，為什麼不顧對我的五道通緝令，不要10萬大洋的懸賞，而與我並肩戰鬥10多年?但我又不能懷疑組織，不能懷疑黨中央的決定。“是組織對還是潘漢年對?”被捕期間，我的心境一直處於矛盾痛苦之中。我努力反思自己一生的功過是非，並且不得不思索潘漢年布置工作中的細微末節，違心地責備潘漢年當“內奸”害苦了包括自己在內的一批人。思前想後，無以解悟。直到黨中央給潘漢年平反昭雪後，公安部又對我的冤案作了複查，並重新作了結論：“華克之同志建國前在潘漢年領導下，在敵後屢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績的，對黨的事業卓有貢獻。潘漢年同志冤案發生後，認定華克之同志亦犯有反革命罪是錯誤的，應予平反，恢復名譽，消除影響。”這時，我才從思想困境中解脫出來。我衷心感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認為這是一個對歷史負責，也是對潘漢年同志負責的結論。
三
潘漢年冤案平反昭雪已經10多年了。我們懷念潘漢年，同時也懷念那些受“潘案”株連，歷盡坎坷，而又過早離世的同志們。其中不僅有黨員幹部，也有一批對黨作出重要貢獻的黨外人士，他們多是當時有相當社會地位的進步人士，他們不為名，不圖利，甘願投身於共產黨領導的隱蔽鬥爭，將生死置之度外，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而潘漢年的情報系統信任和使用他們，是依靠黨的正確政治主張和政策，依靠共產黨員的品格和犧牲精神，依靠共產黨員的耐心工作。
受“潘案”株連的，無論是逝世的和健在的，現在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充分說明我們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和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優良傳統和負責精神。潘漢年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給董慧的一首詩中，喊出了和著血淚的心聲：“翹首望雲天，何日見清明?”這一天畢竟是盼到了。撫今思昔，可以告慰的是：潘漢年等一批黨的志士的功績將載入青史，令人永遠垂念;我們這些倖存者也正在欣慰地為祖國改革開放的大業一如既往地略盡微薄之力。
(沈憶琴整理)
3.4 在上海“八辦”
朱志良
我於1931年在家鄉(江西省于都縣)參加紅軍，經過長徵到達延安，在中央軍委機要科工作。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曾先後兩次到上海地下黨的領導機關從事機要工作。第一次是抗戰時期，我主要在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以下簡稱“八辦”)機關當譯電員。
潘漢年當時是上海情報工作方面的重要負責人之一，李克農調去南京後，他擔任了“八辦”主任。“八辦”機關在多福里時期，他每個星期都要來二三次，有緊急情報時，隨時都來處理。處理完電報後，便和李(李克農)、劉(劉少文)共同商討工作。在他們共商工作時，一般是潘漢年先聽聽李和劉談談情況。“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要掛塊牌子，是他們研究後設計製作的，後來因為上海形勢嚴重惡化未能掛出去。當時，中央電示小開(潘漢年化名)，急需了解和掌握敵占區、國統區的新情況及其他各方面的情報，在潘漢年的主持下，潘、李、劉共同研究後便分頭具體負責落實搜集工作，並由劉少文分別整理。對時間性強的重要情報’就用電報摘報中央;一般情報則由陸路轉送延安。潘漢年在多福里沒有辦公室和辦公桌子。所有給中央的電報都是潘漢年親自起草以“小開”名義發出的，很少用李克農的名義發，更不用上海“八辦”名義發電報。
據我回憶，上海勺協”配合地下黨開展蔣管區和敵占區的抗日救亡運動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為恢復和建立上海地方黨組織、發展黨員、擴大黨的隊伍做了大量工作;卓有成效地開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爭取和團結了各個階層的愛國進步人士、愛國社會團體以及一些領袖人物和我黨合作抗戰;全面地宣傳了我黨我軍抗日戰爭的方針、政策和路線，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出版了多種書報、刊物，深入地宣傳我軍在敵後抗日游擊戰爭中的戰果，沉重打擊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有力地粉碎了國民黨中的頑固派和投降派散布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游而不擊”的無恥讕言，擴大了黨的影響，堅定了人民的抗日信心，增強了黨在淪陷區人民中的凝聚力;為八路軍輸送了大批軍需物資，也輸送了不少愛國進步人士、知識青年去延安學習和參加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建設;搜集了敵我友各個方面具有重要價值的情報，為黨中央的決策提供了一定的可靠依據。記得劉少文於1940年秋，在去延安匯報工作後返回上海時說，周副主席、黨中央對上海的情報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揚。這是對上海地下情報工作者的莫大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