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頁
過了幾天，我帶著毛澤東、朱德致李、陳、蔣、蔡的絕密復函繞道北平南下廣州到達九龍，向陳銘樞等敘述延安之行的詳細情況。我在香港，等待華南黨組織派人來接頭。1938年秋，連貫找到我，並馬上帶我和廖承志、潘漢年見面。這是我第一次和廖、潘相識。廖承志開誠布公地對我說：我們已經把你當作同志，才決定和你會面的。多少年來，你一直在打個人游擊戰，費力不討好，我們希望你歸隊，共同工作。短短几句話，使我這個多少年來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漢子溫暖無比，不禁涕淚齊下，不能自己。他們表示對於我的過去，已有相當了解，並且相當信任，今天主要是談我今後的工作崗位，不忙於談過去種種。廖承志鄭重交代，將派我回上海了解日、偽、蔣三方面情況，由潘漢年直接領導;組織問題將在工作過程中考察，如何解決也由潘漢年提出意見。不久，我在上海和潘漢年會合，仔細商議我的工作安排。經過一段時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二
潘漢年小我4歲。這次見面，經廖承志介紹，我知道他是中共中央派到敵區加強隱蔽戰線工作的有著豐富鬥爭經驗的老同志。經過交談，我為他的淵博知識、瀟灑風度所折服。在他領導下十幾年，我們不僅是上下級，還成了知交知遇。我認為他才智過人，膽識超群，確是我黨隱蔽戰線上不可多得的將才。
潘漢年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卓越的組織才能，他在完成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務時，多謀善斷，指揮若定。例如1942年秋冬，潘從新四軍軍部來到上海，找我商議要起用我的一個知交任庵去充當周佛海同國民黨某戰區司令長官之間的中介人，以加強了解蔣介石、周佛海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
我們著重研究了周佛海和某司令長官的歷史和現狀。周佛海雖然在中共建黨時參加過中共“一大”，但1924年自日本回國後即已叛黨。在黃埔軍校教學時，和蔣介石結緣。1927年，他發表《逃出赤都武漢》，為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張目，投入了蔣介石的懷抱。以後又擔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部主任等職，為國民黨培養軍事骨幹。日本帝國主義侵華野心畢露時，他反對武裝抗日，公開鼓吹漢奸理論。1938年12月隨汪精衛投敵。在汪偽政府里充任“行政院副院長”、“軍委會副委員長”、“財政部長”、“上海市市長”等要職，是僅次於汪精衛、陳公博的實力人物。潘漢年認為，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5年，但蔣介石從未放棄中日和平的打算，而日本帝國主義為破壞中國人民的持久抗戰，必然要和蔣介石政府勾結。周佛海既是蔣介石的親信，自然就成為溝通日蔣關係的最佳人選。周佛海的出走投敵，以及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派代表秘密駐在周的南京寓所，看來都得到蔣介石的默許。至於那位司令長官，對和日本人做買賣的關心超過對日作戰的熱情。他早想物色一個駐滬代表，與日汪周旋，以保全他私人在上海的一大筆財富。而我的知交任庵正是周佛海和某司令長官早就相識而且雙方都信得過的黨外人士。潘漢年說：我們最欣賞任庵的，“是他對祖國、對人民的忠心耿耿”。
經過多方面的精心工作和任庵的努力，我們打入了汪、蔣的心臟。任庵不但親赴內地得到這位司令長官的“召見”，也是周佛海家中的常客。他離滬期間，還介紹我和周佛海見面，說我是他的生死之交，完全可以信託。這樣，我也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婦常常宴請我們。我們從此得到了不少重要情報，供中共中央決策時參考。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時間，我們幾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動態。1945年初春，任庵得到蔣介石的絕密指示：“特任周佛海為京滬保安副總司令”，命令周收編、整編京滬各地偽軍，以備後用。我將這個電報內容上報潘漢年。延安得到這個電報內容後，中共中央即在報上公開揭露蔣、日、汪的勾結陰謀，使蔣方大為震驚。
歷史已經證明，潘漢年當時的精闢分析，果斷決策，具體部署和啟用人才都是正確的，有效的，對黨的情護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潘漢年作為上海、華南敵占區隱蔽戰線的領導人，除了完成深入了解敵、友政治動向，向中共中央提供戰略情報，開展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等重大任務外，還要完成很多看似簡單，但卻艱險異常的具體工作。我作為他的助手，常常接受這些突擊性的任務。譬如1948年初冬，他布置我帶著周恩來致宋慶齡的親筆信從香港到上海送交。內容大致是：全國解放在即，獨有先生仍留在上海，全黨深感不安，茲派人專程來滬，負責護送先生離滬赴港等等。對於完成這一任務的細節與可能遇到的問題，潘漢年都預為設計，詳細介紹，反覆交代，要求保證宋慶齡先生的絕對安全。因為那時她已在軍統特務的日夜監視下，連出大門都涉及安全與否。那次，我完成了送信的任務，並且取到宋慶齡復周恩來的英文手書回港復命。但是，宋慶齡認為出大門沒有把握，一動不如一靜，擬在上海迎接解放。又如，1946年國民黨空軍飛行中隊長劉善本反對內戰，駕機起義飛往延安以後，潘漢年接到中共中央來電，要求派人找到劉的家屬，傳達劉善本安抵延安、情況良好的信息，向家屬表示黨中央的親切慰問;並和家屬一道研究如何出險離滬的安排。那時，特務正住在劉家監視，派人去送信，猶如自投虎口，艱難危險的程度不得不使潘漢年鄭重考慮。當他決定將任務交我完成時，離開他規定的向他匯報的時間只有7、8個小時，過了這一規定時間，意味著我已被捕，他也不再等候，必須另作安排了。對於技術上的問題，他認為由我自己設計會更加切合實際，更加適用，並不事事干涉。於是我用了上海《時事新報》駐蘇州特派記者“張庭堅”的化名，闖到狄思威路(今保陽路)麥加里1號劉家去“採訪”。我一闖進去，正巧碰到劉善本夫人在樓梯口。不待特務們圍過來，我馬上將黨中央電報中要傳達的話低聲告訴她。當特務們包圍我以後，我就亮出了孔祥熙的牌子(孔是上海《時事新報》的後台)，並且將名片遞給他們看。我還一本正經地向那些特務“採訪新聞”，因為他們自稱是“空軍司令部派來照顧劉的家屬的”。他們當然不會吐露真情，反耍花招，要我到空軍司令部去了解;並且派了個小特務坐到我的汽車裡來陪同前往。幸虧司機機靈配合，他向上車的小特務一吼：“先生要你下去，你就下去!”接著猛力一推，將小特務推出車外，車子馬上開動走了。我也得以安全返回，按時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