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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9年，由潘漢年和廖承志作介紹人，毛澤東主席親自批准，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入黨前，我曾經走過一段艱辛崎嶇的反蔣救國的道路。
我在中學時代，接受了“五四”反帝愛國運動的洗禮。1924年，我在南京金陵大學就讀時，已是一個年輕的國民黨員，並曾作為工作人員隨國民黨江蘇省代表到廣州參加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親聆孫中山先生的教誨，衷心擁護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經過五卅鬥爭的鍛鍊，我成為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的青年部部長。這個市黨部有7名委員，其中共產黨員4人，國民黨左派3人。在幾年的並肩戰鬥中，我同江蘇、南京的一些知名的共產黨人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我佩服共產黨員堅定的信仰和無私奉獻的精神。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國民黨右派背叛中山先生遺訓，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活動也在升級。1927年4月9日前後，蔣介石指使流氓搗毀了南京國民黨市黨部，肖楚女、侯紹裘、宛希儼等共產黨人先後犧牲在蔣介石的屠刀之下，我也險遭毒手。接踵而來的“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變，用鮮血教育了我這個國民黨員，誓與中山先生的叛徒不共戴天。當然，蔣介石決不會容忍我這個年輕的國民黨員在他鼻尖底下與他作對，特務機關曾經逮捕過我三次。第三次竟將手槍和《組織農民暴動計劃》等宣傳品塞在我住處，栽贓誣人。我在南京待不下去了，1929年秋遷居上海。在上海，我和小學同窗陳處泰(即陳惘子，中共黨員，曾任上海文總書記兼社聯黨團書記)同住5年，相互切磋，探討馬列主義著作和反蔣救國之道。我的周圍，還有幾個原來是國民黨左派或對蔣介石統治極度失望的知交。大家激昂慷慨，各抒己見，中心議題就是討論拯救民族的良策和反蔣抗日的道路。最後不約而同地得出一個共識：“慶父不死，魯難來已。”蔣介石是我們的消滅目標，刺殺對象。陳處泰對我們的政治見解是完全了解的，他作為黨組織與我們之間的聯繫人，對我們愛護備至，肝膽相照。為我們的“五步流血”的計劃和大家爭辯得面紅耳赤，並且帶來了黨組織的意見：無產階級政黨不能鼓勵去做暗殺的事;既然革命目標一致。說服我們最好能參加黨的工作。但我們這些血氣方剛的青年聽不進這些意見。陳處泰將我們的態度再向上級匯報後，表示黨組織不能用任何方式支持這一行動;但也不會當蔣介石的保鏢;既說服不了我們，只能預祝成功。我們則再三表示：事前事後都與共產黨無關，也不要求共產黨提供任何支持。
1934年11月，我們成立了掩護這一計劃的行動機構——“晨光通訊社”，正式在南京開張。由我擔任社長，化名胡云卿，是一個“出資資助的華僑富商”;總務兼編輯主任張玉華(即張保京)，採訪主任賀坡光(即賀少茹)，記者孫鳳鳴(即孫鳳海，原是國民黨軍隊一名排長，槍法高超，膽識過人)。我們4人組成了一個有特定奮鬥目標，行動綱領和工作紀律的戰鬥集體。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步伐加緊，而蔣介石在簽訂媚日投降的《塘沽協定》後，全力以赴指揮內戰，迫使工農紅軍撤離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國內形勢的惡化，更加促使我們加快步伐，早日誅滅元兇。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我們就預定在此次會上動手。那天，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大禮堂舉行會議開幕式時，孫鳳鳴混在60多個記者中進入會場。誰知蔣介石多疑詭詐，他看到秩序不好，決定不參加開幕式後的攝影儀式。孫鳳鳴根據集體的決定，只好以汪精衛代替蔣介石，射出了仇恨的子彈，他自己也中彈被捕，翌日就在醫院犧牲。這一政治巨案帶來的當然是多方株連，殘殺無辜。不但張玉華、賀坡光等相繼被捕，連孫鳳鳴的妻妹、賀坡光的胞兄和老母以及毫不相干的人都遭到逮捕。11月16日，不是晨光通訊社成員的陳處泰，在探望剛從香港回來搭救戰友的崔正瑤(孫鳳鳴夫人)時一起被捕。敵人雖查清陳並未參加晨光社活動，但認為他是共產黨要犯，將他秘密處死，遺屍也被投入鏹水池中。陳處泰、崔正瑤等犧牲時都是30歲不到的有為之士。而我這條漏網之魚從此成為被通緝追捕的“在逃匪徒”，懸賞金額高達5萬至10萬，過著到處隱姓埋名，晝伏夜行的流浪生活。
烈士鮮血換來的千古遺恨，使我痛定思痛，必須另謀反蔣救國的道路，以遂烈士未竟之志。經過血淚反思，我決定遵從陳處泰烈士的遺訓：只有依靠群眾，進行社會制度革命，接受馬克思主義，接受共產黨的組織領導，才能改造中國，拯救中國。於是積極籌備親赴延安，向黨交心。行前，我認真做了兩件事：一是將撰寫的《為紀念南京晨光通訊社諸烈士逝世一周年告全國同胞書》從香港散發至全國各地，並直接寄給蔣介石。這是討蔣的檄文，也是宣傳烈士的政治主張與揭露被害真相的公開宣言。二是寫了一份思想總結，將自己走過的路，曾有的政治主張和經驗教訓等等毫無保留地坦陳心跡，預備交給中國共產黨。
1937年春，我如願以償，到達了延安。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見了我，作了長談。我坦率地陳述了自己的經歷和處境。毛主席對晨光社刺汪事件沒有多加分析，他強調：個人的力量、小集團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惡的舊社會的。他不同意我進抗大或陝北公學，說蔣介石將會指責共產黨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壞統一戰線”，糾纏不清。他給我的任務是仍回華南，作為延安和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之間的聯絡人員，協助他們擴大華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堅持抗戰到底。我當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黨有差遣，克之生死從之，一無選擇，萬死不辭。”並提出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謊、不貪財、不埋怨組織、不討價還價的七點自我要求，作為自己對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宣誓，作為自己參加黨的工作的行為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