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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中旬，新知書店上海辦事處全部機構因汪偽特務混入而被徹底破壞。被捕人員中有一位和潘部有關係，而和此人聯繫的就是漢年同志的愛人董慧同志(漢年同志進根據地，她仍在潘所領導的上海組織內工作)。消息傳來，令人憂慮，因為萬一敵人跟蹤發現了董慧的線索，勢將危及上海的有關組織。為此，必須採取緊急措施。除了要最迅速地通知董慧同志之外，還、要通過可靠的社會關係，推動一個大的文化漢奸出面營救。漢年同志原原本本地把這個文化漢奸的經歷告訴了我，並告訴我如何去同這個漢奸談判，說些什麼話打動他，並要我直認不諱地說明自己是新四軍派來的，這樣他反而會買帳，願意出面營救。我到了上海，首先找到董慧同志。她安詳地對我說，她是安全的，沒有受到驚動，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關係割斷。這就使我放心了。然後由我的那個社會關係，邀約那個文化漢奸在他家中見面。果然不出漢年同志所料，當我向他說明自己的身份後，他便肅然起敬。等到我根據漢年同志的教導，曉以民族大義，入情入理地勸他出面營救被捕人員，早日了卻此案，為祖國、人民和朋友立功時，這個漢奸表示一定負責出面營救。其後這個案子就較快地結案，全部人員獲釋。由此可見漢年同志的確是料事如神，而這是建立在他的調查研究掌握大量情況的基礎之上的。
在黨內鬥爭中，漢年講原則，實事求是，不隨波逐流。在淮南根據地時，饒漱石利用整風機會，搞小動作打擊和排擠陳毅。漢年對此表示了不滿，也受到打擊，饒漱石還告到中央。這些事，我聽到一些，但他從未對我說起過。審干整風中，揚帆受到延安“搶救運動”波及，被加上“特務”的罪名而被捕，從鹽阜區押送到軍部來，還給他加了腳鐐。漢年是饒漱石指定的審查小組成員，他曾與我談過此事。我說我在救國會時就認識揚帆，他絕不可能是特務，也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他是特務。給他帶上腳鐐就更不應該，革命隊伍內部這樣搞法是不對的。漢年同意我的看法。他與揚帆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但他在審查工作中實事求是，公正處理，不作任何違心之事。最後揚帆冤案得以正式糾正，漢年在這一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底、1945年初，中央電令漢年同志出席“七大”，行前他告訴我，由劉長勝同志臨時兼代聯絡部部長，要我多出點力，幫助管好部里工作。因為我本來早已在華中局政策研究小組裡兼任研究根據地財經工作，組長是馮定同志，這部分工作歸曾山同志領導。接著，漢年同志跟著華中局交通員往西北方向出發，準備在津浦路管店站上車，直奔北平，轉入晉察冀根據地去延安。20來天過去了，我們都以為他早就到了目的地。一天，華中局領導人突然找我去，說中央來電，晉察冀派出的交通員，到北平的旅館找不到潘，已經離開了。想來潘一定去了上海，要我馬上去上海，催促他快點跟新派的交通員走，直接到晉察冀。言下之意，有些怪他留戀上海。我到上海，在一個豪華的公寓住宅里，找到了漢年同志。我向他說明來意，並說：“你好大膽，不怕怪你自由行動?”漢年同志微微笑著說：“講定10天內晉察冀派交通員來接我，左等不來，右等不來，在北平舉目無親，十分陌生，得不到地方黨幫助，也沒有社會關係掩護，老住在旅館裡，豈不暴露在敵人眼下，所以只好南旋上海。在這裡，我是如魚得水，最安全不過了。”最後，他根據新交通員約定的地點，和新交通員見了面，並順利地到達延安，參加了黨史上有名的“七大”。
解放前夕，我撤至香港搞經濟工作，與漢年不是一個系統，但也有一些聯繫，有時談談話，交換意見。我知道他工作範圍比較廣泛，情報、統戰、經濟等方面工作都有聯繫。他還曾要求我捐一筆錢給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先生，支持他們的活動。我也樂於照辦了。
我在情報部門工作時間不長，但對漢年印象深刻。我覺得他很有才華，無論哪方面工作，如文化工作、統戰工作、情報工作等，都有突出貢獻。
漢年同志在對敵隱蔽鬥爭這一特殊領域裡，機智勇敢，才華橫溢，善於掌握出奇制勝的鬥爭藝術;他對幹部了解、信任，並善於發揮幹部積極性、主動性的領導方法;以及作風樸實，平易近人，入污泥而不染，對黨無限忠誠，堅貞不渝。這些美德永遠值得我學習。
3.3 風雨話當年
華克之
漢年同志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是我參加黨的隱蔽戰線工作的直接領導人。解放前，我們生死與共，風雨同舟，一道戰鬥了十幾年;解放後，他蒙冤遭難，我也同案罹獄20多年。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為他正式平反昭雪，組織上也為我重做審查結論，恢復名譽。記得1979年春天，我為申訴冤案事找到廖承志同志(他也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時，憋在心裡二十幾年，不敢啟齒的問題終於冒了出來。我問廖公：“您看潘漢年怎麼樣?”他馬上爽朗地回答：“潘漢年是個好同志。”這一盼望了多少年的肯定的回答，真使我百感交集，欲哭無淚。但這時潘漢年已離世兩年多，他自己也不可能聽到這句話了。往事歷歷在目。我僅擷取片斷，作此短文，權當心香數瓣，以告慰漢年和在他領導下的蒙冤逝去的戰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