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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法大馬路(今金陵東路)四十一號六樓五號”
這樣，這個啟事就於1932年3月4日在《申報》登載出來了。
這個啟事沒有用伍豪的名義而用周少山的名義，又說伍豪是周少山自己(+文+)的筆名。這個小(+人+)動作很妙，因為啟(+書+)事登出後，國民黨(+屋+)曾派人去找巴和，問伍豪在哪裡。巴和說：我的當事人是周少山，僅僅別名叫伍豪，你們要找的伍豪當然不是這個，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啟事，你們可以直接去找他。這個啟事的內容，明顯地分辨出來那個伍豪啟事是偽造的，因而我們沒有很瑣碎地去反駁他那些反蘇反共的言論。同時黨內也有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駁的文章。
在當時來說，這個啟事花100兩銀子是貴了一點，但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因為周恩來已離開上海，他不會知道我們做了這些”事情。以後也沒人向他提過這件事。
麻煩出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南開大學“紅衛兵”查報紙，查出伍豪啟事這一段，就告到毛澤東那裡去了。這使得周恩來無緣無故一時處於很尷尬的地位。他不得不去找一些旁證，為自己做了辯護，寫成一個送中央的大事記。那個大事記從1931年1月中央開六屆四中全會算起，分月分日，記到1932年2月。當時只能依靠毛澤東出來說一句話，但1967年他只批給林彪等人去“閱存”，1968年才批“此事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衊”。可惜那些“紅衛兵”只知道周恩來化名叫伍豪，並不知道還有一個名字叫周少山的人，筆名也叫伍豪;更可惜當時周恩來不知道我們已經替他登了一個有力的否定的啟事;加之“紅衛兵”告狀以後，沒有人找潘漢年和我查問一下，那樣的話，憑這個啟事就可以解決問題。
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原文無標點，上面啟事的標點是我加的。作為法律文件，應該如此標點，其他標點都是不準確的。
3.2 憶潘漢年二三事①
①本文原載《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42輯。收入本書時，作者作了修改、補充。
徐雪寒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之後，我第一次見到潘漢年同志。那時馮玉祥將軍被任命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指揮津浦線的戰事，他通過王崑崙同志，要求沈鈞儒先生在全國各界救國會內選派幹部去幫助他建立政治工作。由於我曾長期在全救會工作，所以黨派我去執行這個任務。臨行前，漢年同志約我在錢俊瑞同志家裡談話，關照我在工作上應注意哪些問題。我問到如何同組織保持聯繫時，他分析了蔣馮之間的關係，說蔣介石此次之所以對馮有此任命，無非想利用盤踞山東的韓復榘是他的舊部，便於解決韓復榘對抗戰的曖昧態度。漢年估計很難達到目的，難安於位，所以他決定我的關係還是保存在俊瑞那裡。並說，只要馮能站住腳跟，組織上一定派人來同我聯繫。這次談話就這樣簡短明確地解決了。後來事態發展果然不出他所預料，我只去了兩個月就回來了。
在這以後，我和漢年同志一直沒有什麼聯繫。直到1943年我到位於蘇皖邊區盯胎縣境內的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時，才重新遇見他。原來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黨中央考慮到劉曉、劉長勝、潘漢年等同志的安全，命令他們撤退到蘇皖邊區的淮南根據地。軍部、華中局遷來後，劉曉、劉長勝和潘漢年同志分別擔任過城市工作部部長、聯絡部部長。一天，漢年同志突然把我找去，告訴我周恩來同志已有電報，把我的組織關係轉到華中局，華中局已決定把我分配到聯絡部工作。當時，黨內的風氣，對黨的工作分配是不講什麼價錢的，我也就同意了。
從1943年到1944年冬漢年同志去延安參加“七大”止，在這一年多時間裡，漢年同志不曾離開過根據地。他多次委派我去南京接關係，和他在上海領導的單位的幾位負責同志接洽工作。大約每20天左右，交通員去上海取回資料，由我負責審閱，經過分析、研究、提煉和歸納後，擬成若干份報中央或通報所屬各師的電文，由他審閱後提請華中局領導簽發。對於這些，他一般都是認可的。他用幹部非常放手，非常信任。不但對我，對其他兩位同志，都不以部屬相待，可以說對下級是寬厚的同志式的態度。尤其難得的是，他對於犯了某些錯誤的同志所採取的公正態度。
當時有位同志奉命去做汪偽政府中東北軍人的工作。那時(約1944年夏)，漢年同志在上海領導的單位發現這位同志的生活很不正常，平時舉止失措，對黨交給的任務執行不力，擔心他會被敵人欺騙，要求漢年同志及時作出決定。漢年同志對我說，這位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同志培養教育出來的，過去工作不差，決不致投敵叛變，但如果組織上不及時給予幫助，也許會被敵人欺騙而上當。漢年同志要我趁巡視上海單位之便，設法動員這位同志去根據地，以解除上海組織的後顧之憂。我知道這個任務是相當重要的，但相信漢年同志有知人之明，相信自己能夠說服這位同志服從組織決定，所以就一口答應了。到了上海處理完組織內部的事務後，我便單槍匹馬地找到了這位同志。當時，我看到他確實憔悴落拓，精神不振，就告訴他，漢年同志和另一位老同志如何關心他，希望他到根據地去學習。我的話並不多，但態度直率，完全信任他。這位關東大漢非常爽快，一口答應，別妻離子，就跟我上了路。我把他交給漢年同志。漢年同志同這位同志細細談了兩天，便送他去整風班學習了。漢年同志告訴我，這位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以後事實證明，這位同志繼續為黨做了有益的工作。漢年同志之所以能用很少量的幹部，馳騁在敵人的心臟里，為黨作出重大貢獻，其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真誠地對待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