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頁
三、工作講求效率，講求質量
他曾對下面幹部說：大政方針是中央綜合歸納下面提供的情況反映後作出的，因此我們提供的情況要準確。根據黨中央的要求，在日本投降前，潘漢年派人硬是搞到了蔣、汪、日來往的一些信函。潘漢年本人文化水平高，又有敏銳的政治戰略思想，所以他本人活動所得的情報質量是很高的，如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太平洋戰爭前的日美談判日軍將南進而不是北進的情報，這些高質量的戰略情報，多次受到黨中央有關部門的表揚。
四、膽大心細，有勇有謀，有應變能力
如有一次，我們的機要交通員對藏在相冊里的材料擔心長途旅行不安全，要求改裝在西服墊肩里。事後潘漢年和張唯一曾對下面幹部說，對事情的考慮不能絕對化，要有充分準備，更重要是臨陣應付得宜，他們曾形象地說安全不安全關鍵在自己，哪裡有真正絕對的安全。別人要是懷疑你，把你剝光，也能找得出來。因此他們要求我們的交通員要膽大心細，遇到複雜情況時能鎮定自若，機智勇敢，有應變能力。潘漢年本人就是這方面的典範。如1935年遵義會議後，他奉命離開遵義到白區，後來去了蘇聯莫斯科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絡。當時他在組織安排下混在一大群煙販子裡，從容避過沿途敵人重重關卡到貴陽，然後在中共貴州工委秦天真幫助下，從柳州、梧州到達廣州，再轉赴香港。又如1947年後潘漢年在香港辦《國訊》半月刊，作為統戰工作的宣傳陣地。一次在該刊搞總務的同志受到港英當局傳訊。事後潘漢年有意乘坐出租汽車從該同志家門口走過，他見該同志之妻懷抱小孩在門口玩耍，就知道該同志已沒事了。一次在香港大街上遇見迎面過來他不願與之打招呼的人，即彎腰佯作結鞋帶。以上兩例都可看出他的機智和細心。
五、善於做人的思想工作和體貼關心同志
潘漢年曾多次對香港某同志聯繫的外國同情分子作形勢報告。由於他對形勢的深刻理解，不用講稿即滔滔不絕地把當時國際國內形勢分析得頭頭是道，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認識和革命信心。
他對內部工作幹部也是很關心體貼的。如平時常交待做內部工作的同志不要老關在屋子裡，有時也可以去電影院看看電影，夏季在香港可去海濱浴場游泳等，讓做內部工作的同志搞些文體活動以調節生活。
1947年9月，張唯一由香港去上海解決上海單位與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聯絡方式問題及籌建預備電台，當時我一人留港在家，潘漢年在張去滬相當時日後，主動到我的住處問有沒有張的來信。當我告知剛收到張的信，信上寫著：他不小心摔了一跤。潘聽後，即關切地囑我寫信要張即速回港。
以上點滴回憶，不能概括他全部光輝業跡。謹以此文聊表我對潘漢年同志的哀思之情。
3.6 潘漢年帶我們過封鎖線
吳小佩 范小鳳 陳永箴
1942年11月，日軍已經占領租界，上海全部淪陷，環境進一步惡化。中共江蘇省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撤退到淮南根據地，大部分領導同志和100多名區級和機要工作幹部，陸續來到新四軍軍部附近的顧家圩子，辦起了整風學習班。穿軍裝，學軍事(包括射擊、拆洗槍枝、擲手榴彈、值夜班警戒、夜行軍等)，學文件，談收穫，總結工作……軍事化的生活，緊張、熱烈的氣氛，帶來了整天的歡聲笑語。從日軍占領下的上海來到這天地廣闊的蘇北解放區，不僅青年同志們像飛出籠子的鳥兒，就連年長的同志也煥發了青春。
有一天，從軍部來了一位服裝特殊的男同志，頭上戴的是一頂法國式的便帽。他的個頭不高，步履輕捷，面容白皙，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眼睛有些眯起，似乎在觀察著什麼，嘴角含著帶有幽默意味的微笑。
第二天下午，此人給大家作關於保密工作的報告。換了軍裝，戴起軍帽，嚴肅，整潔。站在講桌後面，沒有大聲疾呼，沒有誇張的手勢，沒有講稿，卻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報告者說話語句不重複，語言樸素，條理清楚，內容詳實，要點明確。只見他一支接著一支地抽著香菸，學員們聚精會神地聽著，忘了時間，他講的內容太重要了。
會後，大家議論起來，才知他就是在白區領導隱蔽戰線工作的潘漢年。我們對他早已久仰大名，今天才得以一睹風采。
晚飯後，若是沒有布置集體活動，同志們通常是在打穀場上自由活動。有一天，青年同志們纏著省委同志們，要聽革命故事。劉寧一沒有講故事，只是唱了一支歌：《少年先鋒隊》。沙文漢講了一個故事，不長，同志們聽得不過癮。這時，恰巧潘漢年走了過來，大家又纏著他，要求講個長些的驚險的故事。他就站在那裡講了起來。故事果然好聽。但是後來慢慢覺得怎麼這故事有些不合理了，越聽越覺得不對頭。恰在此時，故事裡的主人公在用一把摺疊式的老式的剃刀刮鬍子，一不小心在自己喉嚨上劃了一個大口子，到此一命嗚呼，故事也就結束了。這時，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從頭到尾都是他臨時編出來哄小孩子的。虧他編得那麼活靈活現。我們想，這人如果去寫小說，銷路一定錯不了。
學習班在1943年春節後結束，學員們就要天各一方了。有些人留在蘇北工作，有些人去延安，有些人回白區工作。幾個需回上海的女同志由於已剪去了燙髮而受到批評。頭髮短了，臉曬黑了，人吃胖了，這副樣子若仍由交通員秘密帶到上海去，恐怕就不那麼容易了。於是，只有淑英，小徐和我們三人一共5個女同志被分配跟隨潘漢年同志回上海。我們利用偽方關係過封鎖線，又搞到居民證後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