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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左翼文化總同盟成立，這是我國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的第一次大團結，也是左聯、社聯、劇聯等文化團體統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活動。潘漢年為“文總”書記。他還先後擔任“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執委、“中國反帝大同盟”黨組書記、左聯黨團書記、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等職，直至1931年調往中央特科。在以後漫長的歲月里，潘漢年雖然離開文壇，但他沒有放下手中的筆桿，他的短論雜文仍不時出現在《救亡日報》、《聯合晚報》、《文革》等報刊上。
潘漢年自擔任中央文委書記以來，團結和率領文化界黨員、進步人士，衝破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圍剿”，繼承五四文學革命的傳統，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擴大黨對左翼文化界的影響，培育了一支浩浩蕩蕩、堅不可摧的文化生力軍，不愧為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的奠基人。
2.5 文藝通信①
①本文原載1929年10月15日上海現代書局出版的《現代小說》第3卷第1期“十月擴充紀念特號”。
——普羅文學題材問題
潘漢年××：
將近兩年了，我蟄居上海，沒有離開一步，這次為著要見你，居然使我與上海有三天的小別。在這短短的三天中，我們什麼都談到了，可是什麼都沒有談得詳盡。此刻我又離你歸來，孤孤的一人坐在滬寧車中，我遙望著郊外的野景，自然的美好，並不引我入勝，——或者說它不會令我神往，盤旋於我心頭的，只是那別後的惆悵!
我的鄰座是兩位大學生模樣的青年，他倆有時候低首看書，有時候便談論所看到書里內容的感想。車過了蘇州，他倆大概是感到疲倦，各自拋棄了書本，只是閒談，最初是談唯物史觀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由這哲學問題，忽然又扯到文學上來了，一個是說明文學的必然有階級性，他痛低新月派梁實秋否認文學有階級性錯誤，及金屋派否認文學沒有時代性的謬論;一個是懷疑現在的中國，是否能夠產生Proletarian文學?
他說：“我是承認普羅(無產階級)文學的，但是中國的Proletarian文化程度是如此落後，很少有幾個認識一個大字，現在他們怎麼會有文學產生呢?”
另一個青年說：“我想普羅文學並不一定是只有Proletarian自身會產生，你我假如對於他們的生活，有了實際的認識與同情，根據他們日常所感受被壓迫與慘痛的生活經驗來創作，這就是普羅文學了!”
“那末只有描寫被壓迫的勞苦群眾的生活與反抗就算普羅文學了?”
“對啦，普羅文學是普羅自己的呼聲。”
“這一年來，高談普羅文學理論的人很多，擁護普羅文學的人也很多，以普羅文學自命的創作家也很多，為甚始終不見普羅文學的成績呢?就是在報章雜誌上偶爾見著一二篇，大都還是以小布爾喬亞同情於普羅的描寫而已。”
“什麼都要慢慢的來，一種新的運動發展是很不容易的，譬如現在我們認定唯物史觀的哲學是正確的，可是還有不少唯心論的教授們在那裡正努力開倒車工作!”
我很仔細的聽他們談，很有興趣的注意他們所談的一切，不幸談到這裡，他們的話頭不曉得怎樣漸漸轉變到戀愛問題上去了，他們聚精會神的暢談三角戀愛了!——一定的，青年閒談的方法，開始不管你提出什麼問題來談，結尾必然以談戀愛來下場。
我聽了他們關於普羅文學一段的談話，我便想起普羅文學這一口號是深深的被多少人誤解了!尤其是“什麼題材是普羅文學”的理解，在我們許多愛好文學的青年中間是有一種一致錯誤的傾向，譬如上述那兩個青年，他們是把普羅文學限制於普羅生活的描寫，這是怎樣一個似是而非的誤解!
關於這一點，我們面談的時候，我也沒有詳詳細細的告訴你，現在我受了他倆談論的啟示，順便再和你談談，反正孤寂地坐在車中正感著無聊，我樂得借筆與紙來排遣我心頭的悵惘。
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到今日正遇著Proletarian的抬頭，由這一個矛盾，我們知道無產階級是有它獨立的、不同於其他階級的觀念形態。因此亦就有他本階級的藝術，所以要分別什麼是普羅文學，就應當看他創作的立場是不是以普羅自身階級的觀念形態而出發，而不是離開了這一基點，只是拿創作的題材是否寫普羅生活為標準。在過去，資產階級與封建思想的文學史，並不缺少描寫被壓迫的勞苦群眾生活的文藝，我們為甚不承認它是普羅文學呢?就是因為它並不是把握得無產階級的觀念形態來出發，只是懷抱一點慈悲心腸而哼出那同情的呼聲，換句話說，站在他們自己的階級意識上，看不慣有這樣可悲可憫的人類生活罷了!
在普羅文學的範圍中，不是僅僅以無產階級生活為題材，根據普羅自身的階級意識，還要去理解去批判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切現存的社會生活，它應當反抗壓迫階級的兇殘，暴露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的醜惡，反對帝國主義的陰謀侵略……總之，現在中國所有壓迫，束縛，侵略，阻礙無產階級利益的對象，都是我們普羅文學的題材。正是與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性質及其任務是一致的。我借樊仲雲先生的話總結一句：“凡能以普羅列塔利亞(Proletarian)的觀點，觀察事物，筆之於書的，亦盡可說是普羅文學。”(見《小說月報))20卷1號《通過了十字街頭》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