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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聯”的推動下，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廣大進步青年學生中廣泛深入傳播，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學生團結在“社聯”周圍。為了更好地把革命青年組織起來，在“社聯”黨團的幫助下，1930年下半年，“社會科學研究會”正式成立。潘漢年、劉錫五、彭康和王學文等出席了成立大會。此後，潘漢年對“社研”的工作也時常予以關心指導。
潘漢年作為中央文委書記，還關心指導了其他左翼文化團體的籌建工作。隨著文化界各個系統的左翼文化團體紛紛建立，為了加強對這些革命團體的統一領導，黨中央決定組織一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在潘漢年的主持下，經過一段時間籌備，“文總”於1930年8月26日正式成立，潘漢年擔任“文總”的黨團書記，並主編“文總”的機關刊物《文化鬥爭》。
至此，中國共產黨在文化戰線建立了從中央文委到“文總”及其各個方面的垂直的組織系統，大大加強了黨對文化戰線的領導，有力地推動了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的廣泛深入發展。
三
潘漢年是最早與魯迅結識並建立聯繫的共產黨人之一。1927年10月19日，魯迅從廣州到上海定居，當天下午，中國濟難會負責人王弼和潘漢年等人便前往魯迅寓所拜訪，當晚，王弼宴請魯迅，潘漢年和郁達夫夫婦、蔣光慈、樓適夷、許傑等人出席作陪。席間，魯迅和這些革命青年談笑風生，甚為歡洽。1927年12月13日下午，潘漢年和鮑文蔚、石萍、李小峰又去拜訪魯迅並共進晚餐。此後，潘漢年便成了魯迅先生家的常客。有一段時間，在魯迅先生的日記里，經常出現潘漢年的名字。
20年代末，黨中央為了加強上海進步文化團體的團結，發展進步文化運動，要求文化界的黨組織做好進步文化人士的工作，消除進步文化團體之間的隔閡，爭取魯迅出掌左翼文化運動的旗幟。為此，中央領導同志專門委派潘漢年去徵求魯迅先生的意見。為了完成黨中央交給的任務，潘漢年多次登門拜訪，與魯迅促膝長談，並就創造社、太陽社成員過去同魯迅關於“文學革命問題”的爭論問題，主動作了自我批評，得到魯迅先生的諒解。同時，潘漢年召集黨員文化工作者開會，傳達貫徹黨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黨員作家和黨外進步作家，立即停止同魯迅的論戰。他還多次陪同文化界的黨員作家去拜訪魯迅，誠懇地作自我批評。經過周密細緻的工作，終於完成了請出魯迅擔任“左聯”盟主的任務，這對於發展左翼文化運動，粉碎國民黨文化“圍剿”具有重大意義。
在籌建“左聯”的過程中，潘漢年非常注意傾聽魯迅先生的意見。他曾經派馮雪峰去拜訪魯迅，就“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名稱問題，徵詢魯迅的意見，考慮到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潘漢年對馮雪峰說，“左翼”二字用不用，取決於魯迅，魯迅如不同意用這兩個字，那就不用。
在為“左聯”成立做準備工作時，潘漢年為保證魯迅的安全作了周密的安排。1930年3月1日下午，即“左聯”成立大會召開的前一天，潘漢年和夏衍等特地去中華藝術大學，檢查了會場的保衛工作，潘漢年特別關照夏衍，請他事先和馮雪峰、柔石講明，萬一有緊急情況發生，讓他們陪著魯迅先從後門撤退。在會場中他也布置了四個身強力壯的工人糾察隊員保護魯迅。
“左聯”成立以後，為了表達革命文化工作者對魯迅先生的崇敬之情，潘漢年和馮雪峰、柔石等商定，組織一次慶祝魯迅50壽辰的紀念會。在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的幫助下，紀念會於1930年9月17日在上海一家荷蘭餐廳舉行。各革命文化團體的代表50餘人參加了這次紀念活動。魯迅先生和許廣平欣然出席。紀念會上，各文化團體的代表紛紛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演，衷心祝願魯迅先生為進步文化運動多作貢獻。魯迅也作了即席演講。通過這次活動，使廣大進步文化工作者與魯迅先生的關係更趨親密。
1931年，因工作需要，潘漢年離開了文化戰線，但他還和魯迅保持著聯繫。據潘漢年的弟弟潘錫年回憶：1932年夏，他從宜興到上海，就在四川北路一家咖啡館看到魯迅與潘梓年、潘漢年在吃冰激凌，熱烈交談。
1936年4月，潘漢年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示，從蘇聯回國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同時，受代表團的委派，赴滬相機邀請魯迅赴蘇聯療養。回滬後，潘漢年和胡愈之為魯迅赴蘇療養作了一切必要的準備。然而，魯迅的健康狀況已不容許他作這樣的旅行。當時，魯迅先生病情日漸嚴重，潘漢年對魯迅的病情十分關心，1936年10月18日，魯迅的病情惡化。當晚，他和馮雪峰商量了挽救魯迅生命的具體辦法，決定要求宋慶齡聘請更好的醫生為魯迅作進一步的治療。不料19日凌晨，魯迅先生便與世長辭。潘漢年得到馮雪峰的報告後，立即將這一情況向黨中央匯報。
魯迅先生逝世後，潘漢年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和馮雪峰、胡愈之等卓有成效地組織領導了魯迅的悼念活動，進一步擴大了黨在進步文化運動中的影響。
1937年10月19日，上海地下黨組織發起召開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大會。會上，潘漢年以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的名義發表即席講演，高度評價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和魯迅雜文的戰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