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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當時潘漢年等人還缺乏組織工作的經驗，“中國著作者協會”成立以後，沒有開展什麼活動，建立文化界統一的革命團體的初次嘗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但是，它為後來“左聯”的籌建提供了經驗教訓。
1929年秋，根據中共中央六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黨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即“文委”)，潘漢年擔任中央文委第一任書記。此後，他不辭辛苦，認真貫徹黨中央的指示精神，進一步組織領導了文學藝術界的各個革命團體的籌建工作。
早在1929年5、6月間，潘漢年就找了錢杏邨商量籌建新的文化革命團體問題。他特別強調“要吸取‘中國著作者協會’告吹的教訓，把準備工作做得充分一些”。事後，由於國民黨反動派於5月和7月對進步文化界人士進行了兩次大搜捕，逮捕了包括錢杏邨在內的幾十名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致使籌備工作一度停頓下來。直到10月中旬，被捕的同志陸續釋放，組織籌備工作才重新開始。
潘漢年首先抓了建立“左聯”籌備小組的工作。他通過文化界的黨員作家，廣泛徵求黨外進步作家的意見，做好思想發動工作。據夏衍、阿英、吳黎平、馮乃超、馮雪峰迴憶，在“左聯”籌備小組成立以前，潘漢年分別找他們商量。此外，他還找過朱鏡我、洪靈菲交換意見，並要阿英會做田漢和洪深的工作，爭取他們將來也能參加“左聯”。
根據當時文化界的現狀，潘漢年還接受阿英的建議，特意請沒有參加“革命文學”論爭的夏衍參與“左聯”的籌建工作。在分頭聯絡和充分醞釀的基礎上，潘漢年主持召開了文化界黨員作家為主的座談會，推定由包括魯迅、鄭伯奇在內的幾個人組成“左聯”籌備小組，負責起草“左聯”綱領，擬定“左聯”發起人名單。會議還決定，“這兩個文件一擬出初稿，就先送魯迅審閱，得到他的同意後，再由潘漢年轉送中央審查”。籌備小組成立後，一般每周舉行一次會議，都由潘漢年主持。
1930年2月26日，潘漢年主持召開了“左聯”成立前的一次預備會議，“到會者有沈端先(夏衍)、魯迅等12人”。這次會議著重“清算過去”和“確定目前文學運動底任務”，認真總結了“革命文學”論爭發生以後文化界存在的主要問題，即對小團體主義乃至個人主義，未能應用科學的文藝批評，以及不注意真正的敵人。
在此期間，籌備小組還商定了召開“左聯”成立大會的時間和地點，開會的程序，主席團的組成以及分工等具體方案，這些工作都由潘漢年請示黨中央後最後決定的。
1930年3月2日，“左聯”成立大會勝利召開，潘漢年代表黨在會上講了話，並擔任了第一任黨團書記。3月18日，他撰寫了《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任務》一文，用以指導“左聯”的初期工作。
“左聯”成立前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以上海文化界進步人士為主體，還成立了另一個文化革命團體“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潘漢年也參與發起和籌備自由大同盟的工作。
1930年2月13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正式成立。魯迅、潘漢年、馮雪峰、田漢、鄭伯奇等50餘人出席。魯迅和潘漢年等在會上發表即席講演，表示“願意站在民眾的最前線，為廣大群眾的自由而奮鬥”。
“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不久，選舉產生了“同盟”的領導機構，魯迅、潘漢年等21人組成執行委員會，潘漢年還擔任了執委會常委。同時，潘漢年也是該組織中的黨組書記。在此期間，潘漢年還先後兩次陪同魯迅到青年學生中去進行宣傳演講，擴大“同盟”在青年中的影響。
1929年，鄭伯奇、陶晶蘇、馮乃超等人在上海籌建“藝術劇社”。潘漢年得知後，對這項工作極為重視，從多方面給以關心和幫助，他還特地派夏衍參加藝術劇社的籌建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劃，到1929年10月下旬，藝術劇社正式成立。藝術劇社成立後，排練公演了幾齣進步戲劇節目，擴大了在上海戲劇舞台上的影響。藝術劇社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和恐慌。1930年4月29日，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派出大批警察，查封了藝術劇社，並逮捕了一些社員。5月24日，又查封了與藝術劇社有關係的中華藝術大學。針對國民黨反動高壓手段，潘漢年立即主持召開了由夏衍、馮雪峰、鄭伯奇、田漢和余懷等人參加的會議，商討發展進步話劇運動的辦法，決定進一步擴大革命戲劇團體的組織。到1930年8月，“中國左翼劇團聯盟”正式成立，後經潘漢年與中央文委討論決定，將“中國左翼劇團聯盟”改名為“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劇聯”的成立，更有力地推動了進步戲劇運動的發展。
在領導“左聯”、“劇聯”工作的同時，潘漢年還領導了“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的籌建工作。1930年3、4月間，潘漢年等十餘位文化界的黨員在鄧初民家裡召開了“社聯”的第一次籌備會議。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工作，於5月20日召開了“社聯”成立大會。會議討論通過了“社聯”的綱領，指出：“社聯”的主要任務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中國及國際政治經濟，促進中國革命”，“研究並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使它普及於一般”;“有系統地領導中國的新興社會科學運動的發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