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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隱蔽鬥爭

  早在1937年6月間,黨中央就派劉曉到上海負責重建和恢復上海黨的工作。劉曉一到上海,就與當時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的潘漢年聯絡上了。7月間,在廬山結束與蔣介石會談的周恩來到了上海,約潘漢年、劉曉談話,布置具體的抗日行動。潘漢年又安排周恩來在黃金大戲院的後台與上海救國會和文化界人士會晤(劉曉雖也參加,並未暴露身份)。至此,上海黨的活動走出了低谷。

  1937年“八一三”後,中共駐滬辦事處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駐上海辦事處(即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簡稱“八辦”),仍由潘漢年負責。地址在福煦路(延安中路)多福里21號。對外以“八辦”名義開展統戰工作,同時幫助地方黨的重建。在輸送大量的人力、物力到抗日前線支援抗戰,發動上海附近的農村游擊戰,宣傳黨的政策的同時,他還作了許多隱蔽的工作。如設立秘密電台、交通聯絡站、派遣一部分黨員在敵特機關工作,廣泛搜集敵特的情報等。還接待和審查了許多長期失去黨的組織領導的同志,包括出獄的、長期隱蔽在地下的,並將其中適宜在上海工作的轉給以劉曉為首的地方黨領導。

  潘漢年利用“八辦”半公開的合法身份,負責領導上層的統戰工作,像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上海抗敵後援會、各界救亡協會、國難教育社、難民救濟協會等。當時群眾團體如雨後春筍一般紛紛成立,光與黨有關係的婦女團體就有22個。“八辦”在這方面的工作生氣勃勃,成績很大。此外,潘漢年還通過郭沫若、鄒韜奮、夏衍等團結了一批記者、作家,辦了《救亡日報》、《抗戰》等報刊。

  在抗戰初期,上海的鬥爭紛繁複雜,潘漢年夜以繼日地工作,他隱蔽在群眾中,只在一定場合露面,所以敵人也摸不著他的行動規律。“八辦”建立的電台,是同黨中央取得緊密聯絡的非常重要的渠道,這對上海及整個淪陷區的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潘漢年善於組織情報網,雖身處四面被圍的“孤島”上,也能夠知道各方面的動態,採取靈活的對付方法四面出擊。如國民黨有一部分人秘密投敵當了漢奸,混在人民群眾團體中進行破壞工作,我們都能及時發現,保衛了我們的組織,防止漢奸的破壞。

  1937年12月間,潘漢年同夏衍一起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從事文化與情報活動,同時安排宋慶齡、何香凝和救國會、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離滬到香港或大後方去(1941年太平洋戰爭後,又是潘漢年派幹部去香港周密部署在港的柳亞子、鄒韜奮、沈雁冰、夏衍等著名人士安全撤離)。在武漢淪陷之前,他又趕到那裡向周恩來同志匯報工作。

  1938年9月,潘漢年到延安,在中共中央社會部分管情報工作,他常去中央城工部研究敵占區的工作問題,還常到中央黨校和社會部情報訓練部講課。

  在延安期間,潘漢年與董慧相識。董慧原是香港富豪千金,來延安進抗大,是位熱血青年。潘漢年在延安一度患病,她悉心護理,終於相愛。1939年,兩人結伴到了香港。董慧以在父親辦的道亨銀行當職員的公開身份從事革命工作,成為潘漢年最貼身的助手之一。她傳遞情報,籌措、保存活動經費,工作極為出色。由於她的社會地位,為其來往港滬之間從容工作提供了便利。於伶同志的下述回憶可以使我們想見當年他倆的工作配合是多麼默契:“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園劇場約我到‘蓋世宮’(今淮海大樓樓下當時的小咖啡館)見面。要我在‘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房間,他(指潘漢年)和劉曉同志來。談了以後,又換了更安全的地方,約了更多的負責同志商議了各種妥善對策與措施。”

  潘漢年的情報據點主要放在香港與上海。他則僕僕風塵不時來往於港滬之間。1939年秋,汪偽粉墨登場,敵我友三方的關係更加複雜。他仍能從敵人內部及時地搞到精確的情報,迅速通知江蘇省委,鬥爭藝術令人嘆服。關於潘漢年與江蘇省委的聯繫方式,於伶同志向我們提供了他自己的經歷:“某晚,劇社女演員藍蘭到璇宮劇院,向我耳語:接到小開電話,約我到‘DDS’咖啡館見面。他(潘)說:報上有上海劇藝社的演出廣告,這是黨未遭大破壞,你未被波及的信號。給了我密件,只說往上交。我托文委書記孫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後他每次潛來,先要我上交信件,通過我與省委書記劉曉、宣傳部長沙文漢、八路軍辦事處劉少文同志等約時約地見面。”

  潘漢年既有豐富的鬥爭經驗,又善於巧妙地利用敵人的矛盾,使他能克服難以想像的困難,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1941年“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的部分領導人饒漱石、曾山、譚啟龍、李一氓等輾轉來滬,之後,由潘漢年親自布置交通聯絡站,把他們安全送回根據地。

  1943年,潘漢年參加淮南根據地的整風,竭盡所能保護了受到冤屈的新四軍第三師政治部保衛部部長揚帆(即殷揚)。後來揚帆寫詩贈潘漢年,對潘“殷勤慰我鐵窗前”極為感激。在新四軍機關所在地黃花塘,饒漱石誣陷陳毅和潘漢年,甚至把陳毅擠走,對此,潘漢年是作過鬥爭的。1944年底潘漢年赴延安參加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前夕,有不少幹部聯名起草了一個給中央的報告,表示對饒漱石不滿,請陳毅回華中,托潘漢年將這一報告送到中央。啟程之前,潘漢年給上海情報部門負責人張唯一寫了長信,傳達了組織決定:上海的情報工作暫由劉長勝領導,重申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方針,對主要幹部作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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