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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在特科工作時，只要有必要，他可以不顧個人安危，不憚與利用公開合法的關係進行鬥爭。1931年，國際進步人士牛蘭博士夫婦被國民黨拘捕，押解南京，上海文化界遇烈抗議。潘漢年在漢口路老半齋菜館“請客”，邀集上海名人如柳亞子、田漢、鄭振鐸等商討聯合發表致國民黨政府函電，表示抗議。懾於國內外的輿論，國民黨統治者最後只得釋放牛蘭夫婦。
一特科”時期的巧妙鬥爭，對潘漢年來說，還只是牛刀小試。以後，他的鬥爭舞台更加寬廣，鬥爭條件更加嚴酷，而他本人的鬥爭經驗也愈加豐富，戰績也就愈加輝煌。
折衝樽俎有我潘郎
記得潘漢年到中央蘇區，時間是1933年夏。在蘇區他先後擔任過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和贛南省委宣傳部部長，還擔任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員部委員，在一個時期算是又回到了老本行。但這個時期並不長，不久，他又作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紅軍的全權代表奔走於瑞金、福州之間，與“福建人民政府”進行談判，開展抗日反蔣活動。
1933年9月，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錯準備在福建起義，建立人民政府，派代表到瑞金要求中共合作共同反蔣抗日。這個行動得到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同志的支持。周恩來代表中央派潘漢年(化名潘健行)與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在瑞金正式談判。談判期間，毛澤東、朱德還親自接見了雙方代表，10月26日達成了十一項初步協定。協定簽訂後，潘漢年、黃火青奉派出使福州。十九路軍將領又聯合陳濟棠、黃琪翔等一部分反蔣抗日的軍隊，於11月20日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州南校場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宣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會議結束時，數萬群眾的反日、反蔣、歡呼民族解放的口號聲響徹榕城上空。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後，11月27日，潘漢年與之簽訂《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開闢了一條由中央蘇區經閩西、閩南到達福建沿海的通路，打破了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經濟封鎖。潘漢年又與“福建人民政府”的財政次長許錫清就雙方物資交換和支援蘇區緊缺的食鹽、布匹等問題進行多次洽商，這以後，進出蘇區的買賣一時大為興盛。在他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釋放政治犯，默認我黨領導的進步團體公開活動，福建民氣大振。但蔣介石迅速抽調重兵“討逆”，十九路軍寡不敵眾，又因內部意見不統一喪失部分戰鬥力，而當時的中共臨時中央局更犯了“左”的錯誤，沒有給予軍事援助，提出許多違反協定的口號。不久，福建事變以失敗告終。
1934年秋，潘漢年還與粵軍反蔣將領陳濟棠等人就軍事、政治方面的問題作過廣泛的商談。後來因王明路線的干擾而坐失良機，使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得逞，中央紅軍被迫轉移。但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所以能突破第一條封鎖線，與潘漢年和廣東實力派的談判所創造的有利條件有很大關係。
1936年4月，潘漢年奉共產國際之命回國，除把電報密碼送到陝北外，另一任務是作為中共中央的聯絡代表設法與國民党進行談判，促成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在香港，潘漢年見到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沖，由張代表陳立夫、陳果夫同中共接觸。陳立夫把潘漢年請到南京，派曾養甫與潘洽商，曾要求潘與陝北黨中央聯繫，再進行兩黨談判。隨後，潘漢年去陝北瓦窯堡向中央匯報。在瓦窯堡，潘的匯報深得中央讚許，在莫斯科背得很熟的密電碼也在此時報告了黨中央。
潘漢年還持中國共產黨中央致國民黨的信，去南京與陳立夫、陳果夫談判。潘漢年作為談判聖手，在談判桌上機智勇敢、戰果煊赫。這年11月中旬，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與陳立夫對談——
陳立夫：“既然共產黨開誠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條件了。首先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其次，紅軍只可保留三千人，師長以上的領袖一律解職或出洋，半年後錄用。在軍隊解決後，你們所提的政治各點就可考慮了。”
潘漢年針鋒相對：“你這是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當時鄧文儀在莫斯科活動，曾養甫派人送到蘇區的條件都不是收編，而是討論合作。蔣先生有此設想，大概誤認為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時候，或者受困於日本防共的提議。”
陳立夫又轉了話題：“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可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蔣先生願和他面談。”
潘漢年嚴辭以對：“如不把貴黨的條件報告他，僅說蔣先生願見他，豈不是要騙他出來?何況現在正激烈交戰之際，暫對停戰問題不解決，我想他也無法出來的。”
這以後雙方又談了幾次，均無結果。
接著是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這一事件中，潘漢年來在於西安、延安間，做了很多工作。事變後，潘漢年奉中央之命到南京先後與張沖、陳立夫談判。1937年3月，又隨周恩來到杭州與蔣介石會談。杭州會談後，潘漢年繼續與國民黨當局作艱巨的交涉。直至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式確立、全面抗戰開始，潘漢年作為我黨的談判代表，南北奔走，折衝樽俎，既堅持原則，又機智靈活，為團結禦侮作出了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