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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朱鏡我等人發現了這個後生，邀請他參加創造社出版部工作。1926年4月，由他提議並主編的《A11》周刊出版，發刊詞和第一期編後記就出自潘漢年之手。
說起這個《A11》周刊得名的由來，還有一段值得紀念的情節。原來，上海閘北寶山路上有個“三德里”。“五卅”運動以後不久，創造社出版部就設在三德里A11號。在這個機關里有幾個小夥計，他們是：周全平、柯仲平、葉靈鳳、潘漢年、周毓英等人。這些風華正茂的青年人既當編輯，也管門市部的買賣。校對、捆書、打包、跑郵局、招呼客人，什麼都干，“小夥計”由此得名。
後來，潘漢年又和葉靈鳳合夥辦了個小小的半月刊《幻洲》，這本46開本的刊物分兩部分，上半部叫“象牙之塔”，登文藝作品，葉靈鳳負責編輯;下半部叫“十字街頭”，潘漢年主編，專刊雜文。潘與葉兩人合住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上一家皮鞋店樓上，這裡既是宿舍，又是《幻洲》編輯部。霞飛路當時已相當熱鬧，所以他們住處的窗外車聲不絕於耳，因此，潘漢年戲稱這個房間叫“聽車樓”。於是有些文章就以“聽車樓主”的筆名發表。說起筆名，除前面提到過的“水番三郎”外，我們知道的就有“潑皮”、“嚴靈”、“汗牛”等五六個。那麼，他何以不斷更換筆名呢?除了鬥爭的需要外，還因為他的多產。有時，半部《幻洲》的雜文他一個人包了。他擅長諷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罵吳稚暉，罵左舜生，攻胡適，罵得痛快，攻得犀利，大家愛看。潘漢年的雜文一掃當時無聊文人的頹廢氣氛，反對“為文學而文學”的虛無主義思想，在當時的文學青年中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由於以後潘漢年主要從事在特定環境下嚴酷的政治鬥爭，文學創作已無暇顧及，除以後在1928年還出過一本名為《離婚》的小說集以外，沒有其它單行本問世。應該承認，他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不大，但他在國民黨文化“圍剿”時期代表黨對左翼文化界的領導卻成績卓著，功不可沒，令人遺憾的是，現代文學史著述中往往無視潘漢年的輝煌勞績。
“小開”主持“文委”
1927年初，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的範圍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三軍、第六軍及江西的地方工作)的郭沫若，曾邀請潘漢年去南昌擔任《革命軍日報》總編輯，兼政治部宣傳科長。《革命軍日報》是一份軍隊報紙，潘漢年接手後，辦得嚴肅而富有生氣。隨著北伐形勢的發展，二個月後，潘漢年奉命率領部分同志回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就發生了。在緊張的氣氛中，他奉命匆匆到武漢總政治部報到，被分配在總政宣傳部宣傳科工作。武漢“分共”①後，他先隨郭沫若等到九江張發奎部工作。“八一”南昌起義前夕，他又奉命撤出張部，到上海向黨中央報到。
①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
經過這大半年革命鬥爭的洗禮，潘漢年重返滬上時已相當成熟了。1928年夏，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李富春，在南昌時就相當欣賞潘的才華，決定調潘擔任上海文化工作黨組的書記(這年冬天，這個組織改屬黨中央宣傳部領導。1929年，在中宣部下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潘出任書記)。他的任務是把上海的左翼作家組織起來，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與此同時，也要解決左翼文化人內部的教條主義、關門主義傾向。潘漢年不愧是組織工作的幹才，當時上海的文化界何等複雜，他自己20剛過，在文化人中最多是小有名氣，但就是他，依靠黨的威望，使出自己的渾身解數，縝密安排，忘我工作，短短一二年內，“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乃至“劇聯”等組織，相繼成立，開展活動。他作為“左翼文化總同盟”的中共黨組書記統一領導這些社團，儼然帥才。後來，這些組織還發展到天津、北平、廣州、成都等地。在艱難的歲月中，能夠組織起這樣多的革命文化團體，實在是驚人的創舉。
大革命前，他只是個初露頭角的小夥計，此時，他已能自如地周旋於上海文化界的名人之間，自信地開展工作了。由於工作需要，他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不知哪個人給他取了個“小開”的代號，此後，同志們當面和背後，都稱他“小開”。年輕的“小開”，領導人才薈萃的上海左翼文化界，開創了30年代初上海灘進步文化百花齊放的局面。這段歷史實在很值得回味。
潘漢年的工作千頭萬緒，但他還是能騰出手來和葉靈鳳合編《現代小說》月刊，他還經由現代書局、聯合書店出版、重版了郭沫若的許多著作。其時，也還沒有扔掉做文化工作的本行。
1930年2月，潘漢年主持“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工作，魯迅也作為這一統一戰線組織的發起人參加工作。這一年3月2日，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必須強調的是，魯迅對於潘漢年曾不無誤解，把他看作是“唇紅齒白”的“洋場惡少”。站在創造社的立場，潘也曾感到魯迅不無偏激。但是他首先打破門戶之見。他深入地做了創造社、太陽社朋友們的工作，引導他們尊重魯迅，與原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合作，又與魯迅懇談，取得魯迅的充分信任，這才使“左聯”的成立成為可能。因此，“左聯”在北四川路中華藝術大學的一個教室里成立的時候，潘漢年代表黨中央發言，而後魯迅發表了他那著名的講話，大家相繼致詞，氣氛極為融洽，這是和潘漢年在會前的大量工作(也包括馮雪峰等同志的工作)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