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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55年到現在，時間已經過了27年。國共兩黨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類的鬥爭，在青年人心中已經是屬於早已過去的事了。潘漢年同志就是在那種特定的環境下，在最前沿的陣地上，忠心耿耿地為黨工作了幾十年的好黨員。他冒過無數次危險，他見過許多大場面，他的“案子”來得那樣突然，問題又那樣嚴重，於是，這些年來，愛講閒話的人就給他編造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傳說。凡是偵探小說、推理小說中可以用得上的情節，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我還不止一次聽到有人說他是個“放蕩不羈”、“神出鬼沒”的人物。現在，真相大白，本來面目得以恢復，我們和他一起工作過的人可以負責地說，他是一個對黨忠誠，勇於負責，平易近人，而且是嚴守紀律、不自居功的優秀共產黨員。我曾問過他，他要我和楊度聯繫那一次，為什麼連姓名也不告訴我?他說：“這是紀律。”我說他見過大場面，如參加過長征，遵義會議後去過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談判住在宋子文公館，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後宋美齡找他談話……這一類“可資談助”的事，連對我這樣的“老搭檔”(這是“文革”中一份雜誌給我加上的罪名)也是嚴守秘密的。我知道這些事，還是在1951年陳毅同志和漢年同志約宋之的和我談文藝工作那一次，經過宋之的的“窮追”才透露了一點的。我記得清楚，當我們要他多講一點的時候，他用上海話說：“吹捧自己的人頂著底。”(“著底”是上海話下流的意思)
現在是20世紀的80年代，我們黨已經開始了歷史性的轉變。黨的十二大報告中的一段話我一直牢記在心頭：“我們在思想上堅決衝破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各個工作領域獲得了生氣勃勃的創造力量。”記住過去的教訓，引為鑑戒，實事求是，埋頭苦幹，這就是產生生氣勃勃的創造力量的保證。
1.2 要知松高潔 待到雪化時①
①本文原載1982年12月10日《解放日報》。收入本書時，作者作了修訂，並增加了第3部分。
王堯山
潘漢年同志是我們黨的一位很老的黨員，在黨內外歷任許多重要領導職務。他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忠實執行並多次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對黨的文化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鬥爭和保衛工作方面，曾經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有很大的功勞。
我是在1936年至1942年間和漢年同志在上海一起工作的。1942年秋，中央決定中共江蘇省委委員全部撤退到新四軍軍部。漢年同志為了確保劉曉同志和我的安全，親自安排並親自護送我們從上海到蘇北新四軍根據地。1942年至1944年我和他在中共中央華中局工作，他那時任華中局社會部部長。上海解放後，又和他在一起工作，直至1955年他被審查為止。此後信息全無。想不到從此就生死永別，成為不可彌補的損失。
一
潘漢年同志為創立左翼文化運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早在1925、1926年前後，他參加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在上海建立的左翼文化團體“創造社”，積極編輯、出版進步書刊，為開拓新文化陣地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我們黨被迫轉入地下，漢年同志繼續堅持革命文化活動，同國民黨文化圍剿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因而促成了白區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革命文化陣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粉碎了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擴大了無產階級文化的影響，加強了黨對文化運動中的領導作用。1929、1930年前後，他任黨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書記，發表題為《普羅文學運動與自我批判》等署名文章，扭轉了當時黨內在文藝工作方面的缺點，使左翼文化運動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漢年同志代表黨團結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先生，與魯迅等聯名發起建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這是中國左翼文化運動史上一個重大事件和貢獻。漢年同志既尊重魯迅，又善於團結魯迅。對魯迅先生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有充分的、高度的評價。隨後，又把各左翼文化團體組織起來，成立了“左翼文化總同盟”。他在這些左翼組織中，擔任了中共黨組書記。在他的領導下，使新文化運動堅持了黨的領導和正確方向，因而擴大了黨對進步文化界的影響，促進和推動了革命文藝運動的蓬勃發展。這和漢年同志的一系列活動是分不開的。他在1951年10月19日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的《魯迅雜文的鬥爭性》一文中，就明確指出首先應從政治上認識魯迅的雜文風格。他完全贊成馮雪峰同志對魯迅的評價：“把政論化成為詩而又絲毫也不減弱思想的深廣性和政論的尖銳性與直接性的，卻是無論在中國文學史上，在世界文學史上，簡直空前的新的創造。”在文章中，他更明確指出魯迅先生的偉大，就是由於“他是堅持勞動人民大眾的立場”。從這一點，也就表明了漢年同志本人所堅持的無產階級立場。文章中還有一段說明漢年同志對魯迅先生深透的認識和高度的評價：“魯迅主張打‘落水狗’的言論，是早在1925年發表的。這正當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高潮中，表示這種對敵鬥爭必須堅決徹底，反對任何麻痹傾向與自由主義，是如此堅定不移，是多麼可貴的空谷足音。可惜一直到左聯成立之前，沒有被‘左翼’文壇所認識。說明那時‘左翼’文壇不僅馬列主義理論基礎薄弱的可憐，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長一個時間把魯迅當作鬥爭對象，當時身歷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認真學習與研究魯迅的思想，進行檢討，提高認識，是有重大意義的。”可惜，漢年同志對魯迅先生所做的大量工作，到現在還找不到史料。但僅從以上所舉的這些評價中，也可以看到當時他是多麼深刻的理解魯迅，多麼充分的評價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政治作用和藝術作用，以及他又是如何虛心地抓住了一度對待魯迅的錯誤傾向，既嚴格要求自己，又嚴格要求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