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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夏，漢年同志到江西蘇區，先後任江西蘇區黨中央宣傳部長和贛南省委宣傳部長。1934年底，漢年同志參加紅軍長征，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長。對革命根據地的文化宣傳工作的發展，對紅軍中的宣傳工作，也都作出了貢獻。他既有白區文化運動的豐富經驗，又有蘇區和紅軍中政治思想和宣傳鼓動工作的經驗。在這方面，可說是全才。
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漢年同志又公開投入到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動中去，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位促成者。雖然他沒有文藝創作，但他的短篇政論文章在當時是起了指導作用的。
漢年同志在文化運動方面豐碩的成果，是應該加以重視並應載入新文化運動史冊的。同時，漢年同志在文化運動中豐富的經驗，也是應該向他學習的。我認為，他在文化運動中的主要經驗有如下幾點：
1、立場鮮明。在20年代，漢年同志已經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的立場。而且從這個立場出發，完成黨所交給他的任務，出色地領導上海的新文化運動。他在不同時期，毫不動搖地把矛頭針對主要敵人，敵友分明，打擊了敵人，壯大了革命隊伍。
2、他善於團結、爭取朋友和同路人，擴大新文化運動的實力。
3、他有組織才能，善於運用各種形式的組織，特別是利用合法和非法相結合的組織形式，以領導運動，推動運動二如從組織“左聯”、“社聯”、“劇聯”、“美聯’等“八大聯”，直到組織文化總同盟。他善於以左翼文化團體為核心，來爭取公開的文化活動。他從上海建立文化團體，到推動其他省市建立革命文化團體。
4、他始終掌握文化為政治服務的原則，而又注意發揚文化藝術的特點和作用。特別是他堅決服從黨的領導，堅決把黨的方針、政策和任務，貫徹到文化工作中去。這樣，在蘇區紅軍粉碎了蔣介石的武裝“圍剿”的同時，在白區以魯迅為首的普羅文化戰線，也粉碎了蔣介石的文化“圍剿”。
二
漢年同志對統一戰線工作，也作出了重要的、出色的貢獻。
1934年前後，他兩次作為中央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的代表，分別去福建與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談判並簽訂停戰抗日協定;去廣東與國民黨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的代表進行停戰談判，為我黨與國民黨內的地方實力派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起了重要作用。遵義會議以後不久，他被黨中央派往國外做聯絡工作。1936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前，黨中央正式任命他為我黨與國民黨當局談判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代表。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他堅定地執行黨中央的談判方針，據理力爭，為維護黨和紅軍的利益，為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作出了貢獻。在此期間，他還代表黨，在上海與積極支持革命的宋慶齡同志建立聯繫，取得了宋慶齡同志對我黨工作的配合和協助。
抗日戰爭初期，漢年同志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黨給他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在上海廣泛開展抗日統一戰線。他以八路軍辦事處的名義，展開了極為廣泛、極為困難而又極為複雜的統一戰線工作。他把主要的爭取對象放在上層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以及進步的民主黨派，還有許多實力派和著名人士上，力爭他們堅決站到抗日戰線方面來。如著名的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史良、沙千里等“七君子”，就是漢年同志做大量工作的對象。當時，上海救亡運動蓬勃開展，救亡組織迅猛發展，堅持抗日，反對內戰的運動推動了廣大群眾投入到抗日的前後方，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頑固派對內內戰、對日投降的反動氣焰。這些貢獻，都是與漢年同志辛勤努力的工作分不開的。據我所知，他那時把大量來自敵人方面的情報，來自國民黨當局的動態，來自各界人士的反映、情緒和問題，都及時報告延安黨中央，並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和具體決定，用公開的、秘密的、文字的、口頭的方式廣泛展開宣傳，逐步推動工作的開展。當時，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在上海非常囂張和陰險毒辣，而漢年同志卻毫不畏懼，充分利用各種條件，靈活地、不倦地進行工作，推動統一戰線的壯大和發展。他有一套對付敵人的高明的辦法，既使敵人無法迫害他，又使敵人無法破壞革命組織。
由於黨的方針、政策的正確，由於漢年同志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以及上海地下黨廣大黨員，廣大工人、青年、婦女和各界人士為民族解放而努力奮鬥，上下配合，團結一致，衝破黑暗，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全國即將解放，黨中央發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漢年同志又為這次會議的召開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當時，國民黨特務雲集香港，港英當局警戒森嚴，極力阻撓、破壞我們黨所決定召開的這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妄圖破壞在港的大批著名民主人士赴會。就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漢年同志負責安排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馬敘倫、郭沫若、沈雁冰等秘密離開香港，轉到了東北、華北解放區。他努力完成黨交給的任務，保證了全體人員的安全到達。
從漢年同志進行的統戰工作中，我覺得應該著童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