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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他在“創造社”時，乾的是捆書籍、跑印刷廠、郵政局之類的事務性工作，大家叫他“小夥計”。到三十年代，他已經可以和楊杏佛、楊度這樣的名人打交道了，不知哪一個人給他取了一個代號叫“小開”。“小開”上海話是小老闆的意思。
這之後他到了中央蘇區，先後任江西蘇區黨的中央局宣傳部長，贛南省委宣傳部長。1934年他作為中央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的代表，去福建和蔡廷鍇、蔣光鼐領導的十九路軍談判，簽訂了停戰抗日協定。1934年底他參加了長征，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遵義會議後，為了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情況，中央派他和另一位領導同志化裝經上海、海參崴去蘇聯。1935年7月共產國際“七大”之後，中共中央和紅軍發表了《八一宣言》，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又派他回國，到南京和國民黨談判停止內戰，合作抗日。整個談判中，他堅持原則，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利益與尊嚴，談判未成，他返回延安。1936年“西安事變”後，再次由黨中央任命他為中共正式談判代表，到南京和國民黨談判第二次國共合作問題。我再一次遇見他，正是“七·七”和“八·一三”之間的1937年7月中旬。當時，文藝界的兩個口號的論爭已成尾聲，但是，由於1933年到1935年這三年中的白色恐怖嚴重，特別是李竹聲、盛忠亮的叛變，上海和大江南北的黨組織遭到了連續不斷的破壞，以致中央機關、電台、工會、共青團、文委(包括各聯盟)等等保存下來而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分散作戰的黨員，由於他的到來，才得到聯繫和團結。他熟悉上海敵我友三方的情況和各方面的人事關係，經他和李克農同志建議，經周恩來同志批准，一方面把可以公開或半公開活動的黨員與必須長期隱蔽的地下組織嚴格分開;另一方面，利用第二次國共合作才開始的時機，和“救國會”、“各界救亡協會”等愛國團體以及國民黨人合作，放手組織公開合法的救亡隊伍(如“戰地服務隊”、“救亡演劇隊”)轉入內地和前線工作。同時，把經過長期談判才獲得釋放的“政治犯”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大約是1937年9月下旬，潘漢年被任命為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他就運用這個身份應陳誠、張發奎、羅卓英①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組成的三個戰地服務隊派進國民黨的軍隊，擔任宣傳、組織、救護工作。這時，郭沫若同志已經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決定出一張小報，國民黨政府卻遲遲不予批准。最後，還是漢年同志和郭老直接和潘公展會談，勉勉強強決定了國共雙方各出開辦費500元，出版了以郭沫若為社長的“上海救亡協會”機關報《救亡日報》。這一段時期，他在上海耽了不到五個月(他是在上海淪陷後，於12月下旬和我同船到香港的)。他在這時期做了大量工作，真可以說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同時，他還和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史良、沙千里等愛國民主人士建立了親密真誠的“心心相印”的關係(“我們和你們之間是心心相印的關係”這句話，是沈鈞儒先生代表“七君子”向潘漢年、劉少文②同志說的)。
①“八·一三”抗戰開始時，陳誠、張發奎、羅卓英是淞滬前線三個兵團的指揮。
②劉少文，當時任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秘書長.
抗日戰爭時期他除了兩次回延安(其中一次是1945年參加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外，大部分時間是在上海、香港等地進行對敵的隱蔽鬥爭和開展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統戰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取得了日偽軍事動向的重要戰略情報。由於他在1939年就建立了一條從上海到淮南、蘇北解放區的地下交通線，因此在“皖南事變”以及歷次環境惡化的時刻，保證了上海和解放區的人員和物資的交通(鄒韜奮同志病危的時候，就是經過這條交通線送到上海就醫的)。
特別使我難忘的是1948年以後，解放戰爭迅猛發展，國民黨統治即將覆滅的那兩年時間，時局瞬息萬變，工作十分緊張，、正在這個時候，民盟、民革、民進等民主黨派都要在香港召開代表大會;劉長勝、劉寧一等同志要在香港培訓工會幹部;東北解放區領導機關不斷派人和來電要在港澳和海外聘請內外科醫生;更重要的是，為了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大批民主黨派領導人、工商業家、文化界人士，都要從西南、西北、華中、上海等地轉到香港，再由我們租船把他們送往青島、大沽、大連，然後到河北省平山集合。單是護送民主人士去華北這一件事，就歷時一年多(從1948年到1949年3月)，據不完全的估計，路經香港坐船到解放區的知名人士——如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郭沫若、馬敘倫、沈雁冰、葉聖陶，還有許多作家、演員，一位起義的國民黨軍長、一位西北軍的代表，最少也有350人以上。當時東北和華北一部分已經解放，所以我們可以租用外籍輪船開往東北，運出大豆、人參、藥材、土產……在港澳市場賣出，然後買進解放區急需的西藥、紙張、五金運回東北，也就趁此機會，讓民主人士搭船北上。據我回憶，開始幾次，國民黨特務和港英當局似乎沒有察覺。但是不久，當他們嗅到風聲之後，就警戒森嚴，多方阻撓。這件事，用現在的話說，完全是由漢年同志“牽頭”的，事無巨細，從要到華北去參加新政協的人士們自內地到香港起，歡迎、宴請、商談、幫助他們安頓家務，一直到妥善地送他們上船為止，他無時無刻不為這些事操心。當時，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經回到東江根據地，章漢夫已經調往剛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來的除了許滌新、饒彰風、喬冠華和我之外，連平時搞文藝、跑新聞、管經濟的同志，也調來當旅館經理、碼頭接送人員和勤雜人員了。特別是一張小報透露了李濟深先生即將北上的消息之後，形勢就格外緊張了。那個時候，五角大樓和唐寧街的決策人物，始終抱著一個“劃江而治”的幻想，加上當時在南京當權的桂系集團也還在徘徊不定，因此，他們認為把李濟深先生扣住在香港，還不失為一個重要的籌碼。儘管李先生那時已下定了決心，用閉門謝客的形式來麻痹他們，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漢年同志傷腦筋的問題。他辦事穩，抓得細。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長、大副、二副對我們的態度如何?這一條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幾個人認識李任公?人們帶的行李有多少，萬一要檢查時會出什麼問題?等等，他都縝密地考慮。在他確定了最保險的方案之後，再商定實際陪李先生出門、住旅館、搬行李、乃至保衛、放風，隨時向他報告消息的人選。他、饒彰風和我三個人在一家旅館守著一架電話機聽消息，直到聽到“船開了，貨放在大副房間裡，英姑娘沒有來送行”這個謎語一般的電話，才鬆了一口氣。計劃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後，報上才見消息，而這時他已經過了台灣海峽了。事後有人開玩笑說，這樣於是會短壽的，他卻笑著回答：“這時候睡不著覺的不是我們，南京、上海、華盛頓的人才難受呢!”假如一個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時間來折算的話，那麼，這兩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1948年冬，大局已定，蔣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於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國人)又蜂擁地要來向我們摸底，拉關係。大人物不必說了，連在內地有點工廠和房產的人，也要來了解共產黨的政策。給他們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見人，見人，則最好是見潘漢年。像“兩航起義”之類的事，他都管過、談過，我不—一細說了。請問：在這樣一個兩軍對陣的決勝關頭，潘漢年同志究竟為哪一方面幹了工作?冒險拚死，為了哪一邊?把潘漢年咬成“內奸”的人也實在太蠢了!一年多的時間內，向解放區送走了上百位民主黨派負責人，能是“內奸”幹的事嗎?假若是“內奸”，那麼只要向他的主子放一次風，整個事情不就完全變樣了麼?潘漢年和董慧同志沒有兒女，但是他有無數個和他一起冒著生命危險一起為黨、為人民工作過來的戰友。“潘案”發生，受株連的人不少，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寫信表示懷疑。當然，在那個時期，在“左”風全盛的時候，不僅“下情不能上達”，連有關部門也不能做出實事求是的複查、重審的。但是“潘案”的複查，終於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實現了!從這點也可以看出三中全會的偉大意義。我們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傳統，終於得到了恢復。潘漢年和董慧同志早在5年前去世了，我們這些無神論者不相信有什麼“地下”或“九泉”，黨給他們恢復了名譽，他們是不會知道了，但是，被株連的(死了的和活著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漢年這個名字，他對黨的一片丹心，終於可以寫入青史，令人長久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