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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都沒懷疑住在北京就是所有幸福的終點。整個高三的年段，也像是準備離開小鎮的預備營地，許多人開始寄宿在學校，全心投入一種冥想狀態。仿佛學校就是一艘太空船，開往一個更開明的所在。
我也是寄宿中的一員，全身投入這種衝刺中。直到高考最後一刻結束，回到家，母親才叫我去探探阿小。
阿小騎著摩托車在海邊狂飆，一不小心車歪了，他整個人被拋出去，頭先著的地。那是兩個月前發生的事情。當時一度下了病危通知書，但總算奇蹟般地搶救過來了。
去到他家，他還躺在床上，受傷的頭部已經拆線，但可以看到，前額凹進去一塊。他看到我驚恐的表情，開玩笑地說：“我牛吧，摔成這樣，竟然沒死，而且一點後遺症都沒有，就是難看了點，不過這樣也好，這樣出去，混江湖最容易了……”
兩個月後，我被一所外地的大學錄取，離開小鎮。我去向他告別，他當時已經開始和父兄去捕魚了，只不過從此不騎摩托車，也蹬上了吭哧吭哧響的自行車。
阿小終於成了小鎮上的漁民了。
兜兜轉轉，大學畢業後的我，來到了北京，來到了那個在想像中可以和香港比拼的北京。
當然，此時的我早知道，留在北京不是全部故事的結束，而是所有故事的開始。
偌大的城市，充滿焦灼感的生活，每次走在地鐵擁擠的人群里，我總會覺得自己要被吞噬，覺得人怎麼都這麼渺小。而在小鎮，每個人都那麼複雜而有生趣，覺得人才像人。
這個時候我才偶爾會想起老家的阿小，我竟然有些妒忌。聽說他娶了個老婆，很快生了個兒子，然後自己買了塊地，建好了房子，也圈上個庭院，裡面還同樣養了只狗。
我則每天忍受著頸椎病，苦惱著工作的壓力和工作結束後的空虛。唯一能做的是不停通過職業的成就感稍微緩解自己：我是個寫字的人，在一家全球聞名的頂級雜誌社工作，我的文章會被到處轉載。
總有老家的朋友，從那聽得到狗吠的小鎮上打來電話，說你這小子混得不錯。裝模作樣地相互吹捧下，掛下電話，迎接突然襲擊而來的空虛感。
這個晚上，我習慣性地查閱自己博客的評論，意外地看到一條留言：你是黑狗達嗎?小鎮上的黑狗達嗎?我是阿小，我在香港，能電話我嗎?我的電話號碼是……是阿小。香港那個阿小。
說不上的猶豫感，我竟然拖了半個月沒回電。我竟然有點害怕。我不想知道他活得怎麼樣，無論好，或者不好，對我都是種莫名其妙的震顫。
半個月後，突然有個事情必須到香港出差。我把電話抄在紙上，還是沒決定是否撥通這個號碼。
事情忙完了，一個人癱在賓館空蕩蕩的房間裡，突然下了決心撥打出那串電話。
“餵?邊個?”
“是阿小嗎?”
“啊?”他愣了下，顯然有點錯愕。
“黑狗達!你在香港?你終於要見我啦!”
他竟然記得我的聲音，可見香港的生活讓他有多孤單。
和阿月姨拉著我第一次去見他的時候一樣，我竟然又緊張到全身是汗。坐在路邊的茶餐廳里，我一直想像，他會是怎麼樣的?他應該長發飄逸，穿著入時，然後應該釘上耳環了吧?他應該終於可以打扮出他想成為的樣子了吧?
阿小進來了。我一眼就認出他。他的身體拉長了，五官卻沒怎麼變，他剪著規矩的短髮，但耳朵確實有曾經戴過耳環的樣子。他依然打扮得很清爽，但背著一個不太搭配的帆布包。
他看到我，笑開了那嘴抽菸抽壞的牙齒，張開雙臂，迎上來抱住我。
你當時怎麼沒回我信?他問。
我張了張口考慮是否要解釋，終於還是放棄。
愛面子是沒變的，當晚他堅持邀請我到香港半山的一座高級酒吧。透過窗子，是維多利亞的璀璨夜景。
適當的懷舊後，我終於忍不住問：“你現在怎麼樣啊?”
“我啊，好好工作啊，哪像你，混得這麼好!”
“做什麼工作?”
他用手搖了搖酒，支支吾吾。仿佛下了很大決心，終於說：“我在安裝防盜門。”
然後馬上補充：但我是高級技工，一個月能拿一萬二港幣。
我不知道如何把話進行下去了。一種找不到話題的恐慌感，在彼此心內滋長。
他很努力，自嘲地講到了在香港被同學看不起，交不到朋友，對城市生活的厭惡，以及父母生意的失敗。
“你知道嗎，我竟然覺得，那個我看不起的小鎮才是我家。”說完他就自嘲起來了，“顯然，那是我一廂情願。我哪有家?”
我知道這句話背後藏著太多故事：為什麼沒有家?他父母呢?
但我也意識到，這顯然是他不願意提及的部分。
晚上十點多，他說自己要趕公車回住的地方了。我送他到車站。
車站早已經排了長長一隊，有打著領帶穿著廉價西裝的，有穿著電器行標誌的服飾的，有別著美髮屋樣式的圍裙的……臨上車了，他突然說，要不要到我住的地方繼續聊天，我們太久沒見了，通宵聊聊天不過分吧?
我想了想，答應了。
車的站牌上寫著通往天水圍，我知道天水圍於香港的意義。一路不斷閃過高樓大廈，他興奮地和我一個個介紹，也順便講述了發生在其間的自己的故事。
車繼續往城外開，燈火慢慢稀疏。
“快到家了。”他說。
然後車開上一座長長的斜拉橋。
“這橋叫青衣大橋，是全亞洲最大的鐵索橋。我每天坐車都要經過。”
“這樣啊。”我禮貌性地點點頭。
他望著窗外的橋，像自言自語一樣：“我來香港第三年，父親查出來得了癌症，鼻咽癌，建築公司不得不停了，父親到處找醫院醫病，本來還有希望，結果哥哥怕被拖累，卷著家裡的錢跑了。我和母親只好賣掉房子，繼續給父親醫病。有一天，他自己開著車來到這裡，就從這裡衝下去了。我現在要掙口飯吃，還要從這經過。”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麼接話。
他接著自言自語：“城市很噁心的，我爸一病，什麼朋友都沒有了。他去世的時候，葬禮只有我和母親。”
“呵呵。”停頓了一會兒後，他自己輕輕笑了一下。
我張了張口，嘗試說點什麼。他顯然感覺到了。
“我沒事的，其實可搞了，香港報紙還有報導這個事情，我家裡保留著當天的報紙，是頭版頭條，你相信嗎?”他轉過頭來，還是微笑著的臉，但臉上早已經全是淚水。
車依然在開，那座橋漫長得似乎沒有盡頭。橋上一點一點的燈影，快速滑過，一明一滅，掩映著車裡晃動著的疲倦人群。
大部分人都睏倦到睡著了——他們都是一早七點準時在家門口等著這車到市區，他們出發前各自化妝、精心穿著，等著到這城市的各個角落，扮演起維修工、洗碗工、電器行銷售、美髮店小弟……時間一到，又倉皇地一路小跑趕這趟車，搭一兩個小時回所謂的家，準備第二天的演出。
我也是寄宿中的一員，全身投入這種衝刺中。直到高考最後一刻結束，回到家，母親才叫我去探探阿小。
阿小騎著摩托車在海邊狂飆，一不小心車歪了，他整個人被拋出去，頭先著的地。那是兩個月前發生的事情。當時一度下了病危通知書，但總算奇蹟般地搶救過來了。
去到他家，他還躺在床上，受傷的頭部已經拆線，但可以看到，前額凹進去一塊。他看到我驚恐的表情，開玩笑地說：“我牛吧，摔成這樣，竟然沒死，而且一點後遺症都沒有，就是難看了點，不過這樣也好，這樣出去，混江湖最容易了……”
兩個月後，我被一所外地的大學錄取，離開小鎮。我去向他告別，他當時已經開始和父兄去捕魚了，只不過從此不騎摩托車，也蹬上了吭哧吭哧響的自行車。
阿小終於成了小鎮上的漁民了。
兜兜轉轉，大學畢業後的我，來到了北京，來到了那個在想像中可以和香港比拼的北京。
當然，此時的我早知道，留在北京不是全部故事的結束，而是所有故事的開始。
偌大的城市，充滿焦灼感的生活，每次走在地鐵擁擠的人群里，我總會覺得自己要被吞噬，覺得人怎麼都這麼渺小。而在小鎮，每個人都那麼複雜而有生趣，覺得人才像人。
這個時候我才偶爾會想起老家的阿小，我竟然有些妒忌。聽說他娶了個老婆，很快生了個兒子，然後自己買了塊地，建好了房子，也圈上個庭院，裡面還同樣養了只狗。
我則每天忍受著頸椎病，苦惱著工作的壓力和工作結束後的空虛。唯一能做的是不停通過職業的成就感稍微緩解自己：我是個寫字的人，在一家全球聞名的頂級雜誌社工作，我的文章會被到處轉載。
總有老家的朋友，從那聽得到狗吠的小鎮上打來電話，說你這小子混得不錯。裝模作樣地相互吹捧下，掛下電話，迎接突然襲擊而來的空虛感。
這個晚上，我習慣性地查閱自己博客的評論，意外地看到一條留言：你是黑狗達嗎?小鎮上的黑狗達嗎?我是阿小，我在香港，能電話我嗎?我的電話號碼是……是阿小。香港那個阿小。
說不上的猶豫感，我竟然拖了半個月沒回電。我竟然有點害怕。我不想知道他活得怎麼樣，無論好，或者不好，對我都是種莫名其妙的震顫。
半個月後，突然有個事情必須到香港出差。我把電話抄在紙上，還是沒決定是否撥通這個號碼。
事情忙完了，一個人癱在賓館空蕩蕩的房間裡，突然下了決心撥打出那串電話。
“餵?邊個?”
“是阿小嗎?”
“啊?”他愣了下，顯然有點錯愕。
“黑狗達!你在香港?你終於要見我啦!”
他竟然記得我的聲音，可見香港的生活讓他有多孤單。
和阿月姨拉著我第一次去見他的時候一樣，我竟然又緊張到全身是汗。坐在路邊的茶餐廳里，我一直想像，他會是怎麼樣的?他應該長發飄逸，穿著入時，然後應該釘上耳環了吧?他應該終於可以打扮出他想成為的樣子了吧?
阿小進來了。我一眼就認出他。他的身體拉長了，五官卻沒怎麼變，他剪著規矩的短髮，但耳朵確實有曾經戴過耳環的樣子。他依然打扮得很清爽，但背著一個不太搭配的帆布包。
他看到我，笑開了那嘴抽菸抽壞的牙齒，張開雙臂，迎上來抱住我。
你當時怎麼沒回我信?他問。
我張了張口考慮是否要解釋，終於還是放棄。
愛面子是沒變的，當晚他堅持邀請我到香港半山的一座高級酒吧。透過窗子，是維多利亞的璀璨夜景。
適當的懷舊後，我終於忍不住問：“你現在怎麼樣啊?”
“我啊，好好工作啊，哪像你，混得這麼好!”
“做什麼工作?”
他用手搖了搖酒，支支吾吾。仿佛下了很大決心，終於說：“我在安裝防盜門。”
然後馬上補充：但我是高級技工，一個月能拿一萬二港幣。
我不知道如何把話進行下去了。一種找不到話題的恐慌感，在彼此心內滋長。
他很努力，自嘲地講到了在香港被同學看不起，交不到朋友，對城市生活的厭惡，以及父母生意的失敗。
“你知道嗎，我竟然覺得，那個我看不起的小鎮才是我家。”說完他就自嘲起來了，“顯然，那是我一廂情願。我哪有家?”
我知道這句話背後藏著太多故事：為什麼沒有家?他父母呢?
但我也意識到，這顯然是他不願意提及的部分。
晚上十點多，他說自己要趕公車回住的地方了。我送他到車站。
車站早已經排了長長一隊，有打著領帶穿著廉價西裝的，有穿著電器行標誌的服飾的，有別著美髮屋樣式的圍裙的……臨上車了，他突然說，要不要到我住的地方繼續聊天，我們太久沒見了，通宵聊聊天不過分吧?
我想了想，答應了。
車的站牌上寫著通往天水圍，我知道天水圍於香港的意義。一路不斷閃過高樓大廈，他興奮地和我一個個介紹，也順便講述了發生在其間的自己的故事。
車繼續往城外開，燈火慢慢稀疏。
“快到家了。”他說。
然後車開上一座長長的斜拉橋。
“這橋叫青衣大橋，是全亞洲最大的鐵索橋。我每天坐車都要經過。”
“這樣啊。”我禮貌性地點點頭。
他望著窗外的橋，像自言自語一樣：“我來香港第三年，父親查出來得了癌症，鼻咽癌，建築公司不得不停了，父親到處找醫院醫病，本來還有希望，結果哥哥怕被拖累，卷著家裡的錢跑了。我和母親只好賣掉房子，繼續給父親醫病。有一天，他自己開著車來到這裡，就從這裡衝下去了。我現在要掙口飯吃，還要從這經過。”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麼接話。
他接著自言自語：“城市很噁心的，我爸一病，什麼朋友都沒有了。他去世的時候，葬禮只有我和母親。”
“呵呵。”停頓了一會兒後，他自己輕輕笑了一下。
我張了張口，嘗試說點什麼。他顯然感覺到了。
“我沒事的，其實可搞了，香港報紙還有報導這個事情，我家裡保留著當天的報紙，是頭版頭條，你相信嗎?”他轉過頭來，還是微笑著的臉，但臉上早已經全是淚水。
車依然在開，那座橋漫長得似乎沒有盡頭。橋上一點一點的燈影，快速滑過，一明一滅，掩映著車裡晃動著的疲倦人群。
大部分人都睏倦到睡著了——他們都是一早七點準時在家門口等著這車到市區，他們出發前各自化妝、精心穿著，等著到這城市的各個角落，扮演起維修工、洗碗工、電器行銷售、美髮店小弟……時間一到，又倉皇地一路小跑趕這趟車，搭一兩個小時回所謂的家，準備第二天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