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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已籌得部分辦報經費,康有為可以離京。
以上信息的傳達,充分顯示了光緒帝的良苦用心:康有為離京赴上海辦報是先前的計劃和正常的赴任,而並非臨時舉措,減少慈禧對此的懷疑。
隨後的另一件事情,說明光緒帝明諭康有為離京是不得已而為:
光緒帝密諭康有為離京。
在頒發明諭的同時,光緒帝召見了林旭。林旭是光緒帝在七月二十日任命的四個軍機章京之一,是維新變法的骨幹成員。光緒帝命令林旭將一份密諭傳給康有為: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的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汝一片衷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戊戌變法資料》)
密諭中,光緒帝道出了自己的無奈與苦衷:
(1)督辦官報是不得已的選擇;
(2)好自珍重以徐圖大業。
其實,明諭與密詔,說的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令康有為迅速離京。只不過前者是官樣文章,在劍拔弩張的慈禧面前做做樣子;後者可謂語重心長,既對康有為表露了深切的關懷,又對他寄予了無限的期望,對康有為督辦官報一事,在明詔中說的是理應如此,但在密諭里卻闡釋了自己的苦衷,所言可謂發自肺腑。
在慈禧回宮的晚上,光緒帝對身邊的樞臣說:
"朕不自惜,死生聽命,汝等肯激發天良,顧全祖宗基業,保全新政,朕死無憾。"(《清廷戊戌朝變記》)
光緒帝的一席話語已經深深地表露了他的心境:一方面,他已經意識到了自己處於危險境地;另一方面,他仍在力爭變法。他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光緒帝對於慈禧的突然回宮和其將要採取的行動是有一定的心理準備的。
慈禧的回宮,並沒有斷然終止伊藤走進紫禁城與中國皇帝會晤,八月五日的會面如期舉行。沒有更多的史料記載慈禧如此抉擇的苦衷,但驗之於這段歷史的發展,有兩點因素值得考慮:
首先,慈禧擔心終止會晤會引起各國干涉。
慈禧清楚,自己雖然在撤簾歸政後依然可以通過各項制度的規定對光緒帝實施有效的控制。然而,在自己的干預下,將大清皇帝已經公布的一項外事活動斷然取消,不僅輿論對自己不利,而且還有可能引起在華列強勢力的注意和干預。
第92節:"母子"反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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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慈禧擔心引起日本政府的不滿。
慈禧清楚,雖然下野的伊藤已經不是日本首相,雖然伊藤以所謂的"私人遊歷"身份訪問中國,但他日本"維新名臣"的特殊身份,使慈禧不能小視他的政治影響和社會能量。一旦在此事上草率處理,不僅會引起日本政府的不滿,而且還有可能引起對中國懷虎狼之心的日本政府再次挑起事端。
因此,在紛紜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一次次繞過急流險灘的慈禧採取明松暗緊的方針,即允許光緒帝繼續完成此次外事活動和其他的朝政安排,但對於光緒帝的言談行為進行有效的控制,或者說光緒帝懾於慈禧的淫威,對自己的活動和言語進行了約束。
因此,八月五日,光緒帝在接見伊藤博文和召見袁世凱的時候,表現出了許多異常的舉動。
首先,在光緒帝於勤政殿接見伊藤時,據有的史料記載,慈禧不僅對光緒帝會晤伊藤的《問答節略》,也就是事先所擬好的談話問題進行了審定,而且在光緒帝召見伊藤的時候,慈禧就躲在勤正殿所懸掛的帘子後面進行監視。對於這樣的記載,我們很難核實它的真偽,但從會談的時間及會談記錄上看,一場康有為精心設計的外事活動,已經沒有了任何實質上的意義,完全成為一種禮節性的過場。
在會見一開始,伊藤就直接了當地談起中國正在進行的變法問題,並對光緒帝的變法行動表達了敬佩之意。
伊藤說:"外臣此次來華,系私自遊歷,非因公事,茲蒙陛下召見,深荷隆恩,不勝榮幸。陛下近日變法自強,力圖振作,將來中國富強之業可立而待,外臣不勝欽佩,此實東方盛事,外臣歸國述與敝國皇帝(天皇)知之,當必異常歡悅,願陛下永保盛業,長享景福。"
然而,光緒帝卻沒有就此話題談及最近的變法,而是轉移了話題,談起了一些禮節性的話題。
帝:"久聞貴侯大名,今得晤語,實為萬幸。"
伊:"敬謝陛下褒辭。"
帝:"貴侯於何日起程?"
伊:"於一月前就道,曾在朝鮮勾留旬余。"
帝:"一路平安否?"
伊:"蒙陛下福庇,一路平安。"
光緒帝在會見中,只有幾句涉及到中國變法,他說:
"我中國近日正當維新之時,貴侯曾手創大業,必知其中利弊,請為朕詳晰言之,並祈於總署王大臣會晤時,將何者當興,何者當革,筆之於書,以備觀覽。"(《戊戌變法資料》)
從以上會談內容的節選中,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絕非是光緒帝急於接見伊藤的初衷。事前,康有為將伊藤推薦給光緒帝作為變法的顧問,想必光緒帝對這次會晤寄予很高的期望,然而光緒帝在會見的言語間所表現出來的用禮節性的寒暄來敷衍此次會見,尤其是在會談中不接受伊藤面談對中國變法的想法,反而要求他寫出書面的意見並轉呈,這種捨近求遠的舉措,不合常理,應該屬於光緒帝問話多有不便,或者百般無奈。此時,光緒帝已經難控大局。
以上信息的傳達,充分顯示了光緒帝的良苦用心:康有為離京赴上海辦報是先前的計劃和正常的赴任,而並非臨時舉措,減少慈禧對此的懷疑。
隨後的另一件事情,說明光緒帝明諭康有為離京是不得已而為:
光緒帝密諭康有為離京。
在頒發明諭的同時,光緒帝召見了林旭。林旭是光緒帝在七月二十日任命的四個軍機章京之一,是維新變法的骨幹成員。光緒帝命令林旭將一份密諭傳給康有為: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的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汝一片衷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戊戌變法資料》)
密諭中,光緒帝道出了自己的無奈與苦衷:
(1)督辦官報是不得已的選擇;
(2)好自珍重以徐圖大業。
其實,明諭與密詔,說的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令康有為迅速離京。只不過前者是官樣文章,在劍拔弩張的慈禧面前做做樣子;後者可謂語重心長,既對康有為表露了深切的關懷,又對他寄予了無限的期望,對康有為督辦官報一事,在明詔中說的是理應如此,但在密諭里卻闡釋了自己的苦衷,所言可謂發自肺腑。
在慈禧回宮的晚上,光緒帝對身邊的樞臣說:
"朕不自惜,死生聽命,汝等肯激發天良,顧全祖宗基業,保全新政,朕死無憾。"(《清廷戊戌朝變記》)
光緒帝的一席話語已經深深地表露了他的心境:一方面,他已經意識到了自己處於危險境地;另一方面,他仍在力爭變法。他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光緒帝對於慈禧的突然回宮和其將要採取的行動是有一定的心理準備的。
慈禧的回宮,並沒有斷然終止伊藤走進紫禁城與中國皇帝會晤,八月五日的會面如期舉行。沒有更多的史料記載慈禧如此抉擇的苦衷,但驗之於這段歷史的發展,有兩點因素值得考慮:
首先,慈禧擔心終止會晤會引起各國干涉。
慈禧清楚,自己雖然在撤簾歸政後依然可以通過各項制度的規定對光緒帝實施有效的控制。然而,在自己的干預下,將大清皇帝已經公布的一項外事活動斷然取消,不僅輿論對自己不利,而且還有可能引起在華列強勢力的注意和干預。
第92節:"母子"反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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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慈禧擔心引起日本政府的不滿。
慈禧清楚,雖然下野的伊藤已經不是日本首相,雖然伊藤以所謂的"私人遊歷"身份訪問中國,但他日本"維新名臣"的特殊身份,使慈禧不能小視他的政治影響和社會能量。一旦在此事上草率處理,不僅會引起日本政府的不滿,而且還有可能引起對中國懷虎狼之心的日本政府再次挑起事端。
因此,在紛紜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一次次繞過急流險灘的慈禧採取明松暗緊的方針,即允許光緒帝繼續完成此次外事活動和其他的朝政安排,但對於光緒帝的言談行為進行有效的控制,或者說光緒帝懾於慈禧的淫威,對自己的活動和言語進行了約束。
因此,八月五日,光緒帝在接見伊藤博文和召見袁世凱的時候,表現出了許多異常的舉動。
首先,在光緒帝於勤政殿接見伊藤時,據有的史料記載,慈禧不僅對光緒帝會晤伊藤的《問答節略》,也就是事先所擬好的談話問題進行了審定,而且在光緒帝召見伊藤的時候,慈禧就躲在勤正殿所懸掛的帘子後面進行監視。對於這樣的記載,我們很難核實它的真偽,但從會談的時間及會談記錄上看,一場康有為精心設計的外事活動,已經沒有了任何實質上的意義,完全成為一種禮節性的過場。
在會見一開始,伊藤就直接了當地談起中國正在進行的變法問題,並對光緒帝的變法行動表達了敬佩之意。
伊藤說:"外臣此次來華,系私自遊歷,非因公事,茲蒙陛下召見,深荷隆恩,不勝榮幸。陛下近日變法自強,力圖振作,將來中國富強之業可立而待,外臣不勝欽佩,此實東方盛事,外臣歸國述與敝國皇帝(天皇)知之,當必異常歡悅,願陛下永保盛業,長享景福。"
然而,光緒帝卻沒有就此話題談及最近的變法,而是轉移了話題,談起了一些禮節性的話題。
帝:"久聞貴侯大名,今得晤語,實為萬幸。"
伊:"敬謝陛下褒辭。"
帝:"貴侯於何日起程?"
伊:"於一月前就道,曾在朝鮮勾留旬余。"
帝:"一路平安否?"
伊:"蒙陛下福庇,一路平安。"
光緒帝在會見中,只有幾句涉及到中國變法,他說:
"我中國近日正當維新之時,貴侯曾手創大業,必知其中利弊,請為朕詳晰言之,並祈於總署王大臣會晤時,將何者當興,何者當革,筆之於書,以備觀覽。"(《戊戌變法資料》)
從以上會談內容的節選中,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絕非是光緒帝急於接見伊藤的初衷。事前,康有為將伊藤推薦給光緒帝作為變法的顧問,想必光緒帝對這次會晤寄予很高的期望,然而光緒帝在會見的言語間所表現出來的用禮節性的寒暄來敷衍此次會見,尤其是在會談中不接受伊藤面談對中國變法的想法,反而要求他寫出書面的意見並轉呈,這種捨近求遠的舉措,不合常理,應該屬於光緒帝問話多有不便,或者百般無奈。此時,光緒帝已經難控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