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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又有什麼事情促使慈禧必須要趕十五公里的路程回西苑呢?這種威脅來自於哪裡呢?

  五

  這是因為慈禧獲悉在八月初五日,光緒帝要在勤政殿接見來北京訪問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風雲人物,他作為明治天皇的顧問,直接參與和指導了明治維新,頗有變法的經驗。康有為對伊藤非常崇拜。變法期間,康有為曾經設想"楚才晉用",也就是聘用那些富有政治經驗的外國政治家,作為顧問,參與變法。康有為在建議開設懋勤殿的時候,就曾經流露過這一設想。

  "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各國的政治專家,共議政治制度。"(《戊戌政變記》)

  其中,延聘東西各國的政治專家,就是康有為的設想。如果將這些專家落實到具體人身上,那麼東國的政治專家就應有日本的伊藤博文在內。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伊以"個人遊歷"的身份坐船抵達天津。七月二十九日,伊來到了北京,隨後康有為前往日本使館拜見伊藤,希望伊藤能夠留在中國,幫助挽救變法危局。

  可這樣一件事情,卻成為輿論的焦點,很多傳言不脛而走。其中,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光緒帝將留伊藤博文在京為變法的顧問,優以禮貌,厚其廩"。

  這種議論是不是應歸屬於沒有根據的謠言呢?從後來的事情發展來看,這種議論與推測有其可能性。

  有兩件事情特別說明問題。

  其中一件事情是,在八月三日,候選郎中陳時政向光緒帝呈折,主張援引伊藤博文做顧問。

  "頃聞伊藤罷相來游中土,已至京師,將蒙召見,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師,著其參與新政,自於時局更多裨益。"(《條陳時務便宜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另一件事情為,光緒帝決定在八月初五日召見伊藤博文,並安排負責接待的張蔭桓事先擬訂"問答節略"。在變法的關鍵時刻,中國的皇帝要召見來自日本的在野政治家,其決定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含義。

  此事對於慈禧來說是一件關乎她能否繼續掌握皇權的大事。慈禧感覺到如果一任光緒帝將伊藤博文留下做變法的顧問,那麼將會形成自己難以控制的局面。

  首先,慈禧深感自己的權力已處於危局。

  在變法初期,慈禧同意光緒帝可以實施變法的前提是:不違背祖宗之法;無損滿族權勢。也就是變法不能觸及現行的制度模式--君主專制的政治模式。可是,無論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還是日本的明治維新,無一不是在名義上保留王權或皇權的基礎上,實施資產階級改良。將皇權置於一種象徵意義的位置,對於嗜權如命的慈禧而言是斷斷不能接受的。七月十九日,光緒帝未經請示即將六個禮部堂官全部罷免,慈禧已將它視為越權;既而,七月二十九日,光緒帝建議開設懋勤殿,又令慈禧意識到自己的權力深處危局。而此次伊藤來華已經使慈禧對於變法產生了恐懼,一旦伊藤留在北京參與變法,不僅自己將會失去對於皇權的控制,而且自己也將喪失對於未來變局的駕馭能力。

  其次,在輿論呼籲下慈禧有了訓政的藉口。

  伊藤博文訪華在受到維新派歡迎的同時,也引發了守舊派的恐慌,御史楊崇伊就是其中的一個。在八月三日,他向慈禧呈遞了一份密折,重點陳述了對伊藤博文訪華的後顧之憂。

  第91節:"母子"反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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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折中,楊指控維新派"蠱惑人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楊預言道"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他竭力呼籲慈禧"即日訓政"(《大同學會蠱惑士心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吁懇皇太后即日訓政》,《戊戌變法資料》)。楊的密折對於伊藤訪華後果的分析,慈禧已經十分明確,慈禧需要的是對光緒帝發難的機會,而楊呼籲慈禧再次訓政的密折,使慈禧斷然做出了要改變一切的決定。正如時人所分析的那樣:

  "八月之變,幽禁皇上,株連新黨,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發難,實由於伊藤之來也。"(《清廷戊戌朝變記》)

  驗之於以後的歷史,我們有理由相信,此時光緒帝對於慈禧即將對變法進行清算的結果已經有所預料。

  七月二十九日,光緒帝在開設懋勤殿的問題上與慈禧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以後,他預感到如果將變法繼續推行下去,後果難測。於是光緒帝萌生了讓康有為迅速離京,徐圖未來大計的念頭。隨後發生的兩件事情非常說明問題。

  第一件是,光緒帝明發上諭,令康有為迅速離京。

  八月初二日,公開頒諭,以督辦官報為由,令康有為迅速離京。

  "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法治。聞康有為素日講求,是以召見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誠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為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德宗實錄》)。

  在明發上諭中,光緒帝在向朝野上下傳遞著幾個信息:

  (1)令康有為督辦官報是既定的方針,非一時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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