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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樓蓋得威一點，可以懾服宵小不臣之心，如果陳涉早點目睹到「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的阿房宮，說不定嚇破了小膽也未可知。
寫《資治通鑑》的司馬光後來評論說：「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鎮服天下也。」看來他眼界不夠寬闊，見聞和資訊缺乏了一些。司馬光也是「凡是派」，動不動就拿上三代的堯舜禹湯也就是韋小寶知道的「鳥生魚湯」來說事，當然，革命傳統已經成為儒家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不祭出來沒有雄辯的力量，但是現實主義的當權派，對傳統、對意識形態、對「鳥生魚湯」這類榜樣向來是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表面上永遠不否定，甚至講得更大聲，但內心早已是嗤之以鼻，這些東西是忽悠老百姓的，念死書的儒生們老看不透這一點，妄圖拿這些光輝榜樣來約束上面，其實是不管用的。遇到這類講死理的，領導真的很煩。
還是蕭何有水平，先拿穩定壓倒一切壓倒皇上以後，對「反奢侈」也沒有避而不談，對領導的擔心不能不予以關注。劉邦何嘗厭惡奢侈，劉邦是怕別人說他奢侈，輿論對皇帝還是有一點影響的。蕭何說，你擔了名，為後世減輕了負擔，以後明令後代不要層層加碼就是了。這次奢侈了，「下不為例」就是了。一席話，解除了劉邦的心理負擔。
又有瑰麗的宮殿享用，又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負擔，也不用擔心輿論批評，甚至還會收到穩定天下的好處，劉邦在未央宮裡喝酒泡妞開心得很。蕭何把領導侍候到這個份兒上，真是古今大臣高管的榜樣。像司馬光這樣只會背聖賢語錄的，趕緊閉嘴，回家面壁反思去吧。
富不可以敵國
太祖高皇帝八年（公元前199年）
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chī）、紵（zhù）、罽（jì），操兵、乘、騎馬。
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朝代，有那麼多皇帝，在思想和文化上，或崇儒，或崇道，或崇佛，但在經濟政策上，重農輕商卻是相當一致。以農為本、以食為天的觀念根深蒂固，至今不敢說有稍減。
漢景帝時代的晁錯寫過一篇文章《論貴粟疏》，曾被選入中學課本，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這篇文章可以說是重農輕商的宣言書，這篇文章雖然不長，但提出的幾個論點卻都值得我們不斷地思考。
一個是「無農不穩」。農業是國家政治的根本，晁錯說：「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農業不僅可以解決肚皮問題，還能解決就業問題，土地可以吸附大量流民，流民即流寇。這不是簡單化的歧視，而是政治經驗。前些年，「盲流」一詞，其實也包含了這種政治經驗在裡面，有一種擔憂在裡面。
研究中國歷史，研究政治鬥爭，重新詮釋帝王將相的家譜，像銳圓這樣成天白話權謀，其實都是皮相，真正揭底的工作是研究農業發展，研究土地制度，研究人口與土地的相互關係，而且是定量的研究，搞清楚這個，才能真正看懂政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知道在史學界開展得如何，把歷朝歷代這個問題搞清楚，對於今天肯定有大幫助。
中國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一直沒有逃脫飢餓的夢魘，一直到我們這一代人，都有關於吃不飽的記憶。現在雖然還有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但是從整體上講，中國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才能吃飽肚子。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人口、土地制度、農業技術這幾個要素決定著溫飽。
應該說，到了毛澤東時代，這個問題仍然是天字第一號大問題，「文革」時代即使天天搞階級鬥爭，但不論在高層還是基層，最撓頭的還是糧食問題，農業學大寨，知青下鄉，備戰備荒，國家的主要矛盾都藏在裡面，政治鬥爭都是圍繞著這些矛盾展開的，政見之爭就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不同觀念的爭論。毛澤東以為，人民公社加上大寨精神，可以再笑傲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把，而修正主義則更願意採取與民休息的辦法。
發展工商業可以增長財富，吸納勞動力，這點常識，中國人一直重視得不夠，潛意識裡還是認為，做工經商的多了，誰去種糧食，這個問題困擾我們很多年，很多朝代。
鄧小平解決了中國的吃飯問題，這大概已成歷史定論了。也有學者認為，到了80年代，隨著化肥、農藥、良種等科技的發展，土地總產出滿足人們糧食總需求的臨界點終於到了，包產到戶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個麻包。現在耕地在減少，人口在增加，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也在減少，而糧食供給卻能夠保障，這會讓中國的政治發生根本的變化。
晁錯的第二個觀點就是擔心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這真要佩服這位兩千一百多年前的政治家，他的這一見解燭照千里。小農經濟需要皇帝，而商人是排斥專制的。抑商，往往並不是因為重農，而是因為重權，防止商人分享社會權力。擁有軍隊，掌管錢糧，控制輿論和文化，一切權力歸皇帝，一切社會資源都由皇帝來控制，「率天之下，莫非王臣」的邏輯才能存在。所以，帝王家並不是不知道商業的價值，只是擔心出現商人富可敵國的局面，抑制商人和抑制豪強、抑制軍閥的道理是一樣的。
寫《資治通鑑》的司馬光後來評論說：「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鎮服天下也。」看來他眼界不夠寬闊，見聞和資訊缺乏了一些。司馬光也是「凡是派」，動不動就拿上三代的堯舜禹湯也就是韋小寶知道的「鳥生魚湯」來說事，當然，革命傳統已經成為儒家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不祭出來沒有雄辯的力量，但是現實主義的當權派，對傳統、對意識形態、對「鳥生魚湯」這類榜樣向來是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表面上永遠不否定，甚至講得更大聲，但內心早已是嗤之以鼻，這些東西是忽悠老百姓的，念死書的儒生們老看不透這一點，妄圖拿這些光輝榜樣來約束上面，其實是不管用的。遇到這類講死理的，領導真的很煩。
還是蕭何有水平，先拿穩定壓倒一切壓倒皇上以後，對「反奢侈」也沒有避而不談，對領導的擔心不能不予以關注。劉邦何嘗厭惡奢侈，劉邦是怕別人說他奢侈，輿論對皇帝還是有一點影響的。蕭何說，你擔了名，為後世減輕了負擔，以後明令後代不要層層加碼就是了。這次奢侈了，「下不為例」就是了。一席話，解除了劉邦的心理負擔。
又有瑰麗的宮殿享用，又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負擔，也不用擔心輿論批評，甚至還會收到穩定天下的好處，劉邦在未央宮裡喝酒泡妞開心得很。蕭何把領導侍候到這個份兒上，真是古今大臣高管的榜樣。像司馬光這樣只會背聖賢語錄的，趕緊閉嘴，回家面壁反思去吧。
富不可以敵國
太祖高皇帝八年（公元前199年）
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chī）、紵（zhù）、罽（jì），操兵、乘、騎馬。
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朝代，有那麼多皇帝，在思想和文化上，或崇儒，或崇道，或崇佛，但在經濟政策上，重農輕商卻是相當一致。以農為本、以食為天的觀念根深蒂固，至今不敢說有稍減。
漢景帝時代的晁錯寫過一篇文章《論貴粟疏》，曾被選入中學課本，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這篇文章可以說是重農輕商的宣言書，這篇文章雖然不長，但提出的幾個論點卻都值得我們不斷地思考。
一個是「無農不穩」。農業是國家政治的根本，晁錯說：「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農業不僅可以解決肚皮問題，還能解決就業問題，土地可以吸附大量流民，流民即流寇。這不是簡單化的歧視，而是政治經驗。前些年，「盲流」一詞，其實也包含了這種政治經驗在裡面，有一種擔憂在裡面。
研究中國歷史，研究政治鬥爭，重新詮釋帝王將相的家譜，像銳圓這樣成天白話權謀，其實都是皮相，真正揭底的工作是研究農業發展，研究土地制度，研究人口與土地的相互關係，而且是定量的研究，搞清楚這個，才能真正看懂政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知道在史學界開展得如何，把歷朝歷代這個問題搞清楚，對於今天肯定有大幫助。
中國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一直沒有逃脫飢餓的夢魘，一直到我們這一代人，都有關於吃不飽的記憶。現在雖然還有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但是從整體上講，中國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才能吃飽肚子。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人口、土地制度、農業技術這幾個要素決定著溫飽。
應該說，到了毛澤東時代，這個問題仍然是天字第一號大問題，「文革」時代即使天天搞階級鬥爭，但不論在高層還是基層，最撓頭的還是糧食問題，農業學大寨，知青下鄉，備戰備荒，國家的主要矛盾都藏在裡面，政治鬥爭都是圍繞著這些矛盾展開的，政見之爭就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不同觀念的爭論。毛澤東以為，人民公社加上大寨精神，可以再笑傲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把，而修正主義則更願意採取與民休息的辦法。
發展工商業可以增長財富，吸納勞動力，這點常識，中國人一直重視得不夠，潛意識裡還是認為，做工經商的多了，誰去種糧食，這個問題困擾我們很多年，很多朝代。
鄧小平解決了中國的吃飯問題，這大概已成歷史定論了。也有學者認為，到了80年代，隨著化肥、農藥、良種等科技的發展，土地總產出滿足人們糧食總需求的臨界點終於到了，包產到戶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個麻包。現在耕地在減少，人口在增加，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也在減少，而糧食供給卻能夠保障，這會讓中國的政治發生根本的變化。
晁錯的第二個觀點就是擔心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這真要佩服這位兩千一百多年前的政治家，他的這一見解燭照千里。小農經濟需要皇帝，而商人是排斥專制的。抑商，往往並不是因為重農，而是因為重權，防止商人分享社會權力。擁有軍隊，掌管錢糧，控制輿論和文化，一切權力歸皇帝，一切社會資源都由皇帝來控制，「率天之下，莫非王臣」的邏輯才能存在。所以，帝王家並不是不知道商業的價值，只是擔心出現商人富可敵國的局面，抑制商人和抑制豪強、抑制軍閥的道理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