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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
豫讓為報智伯之仇兩次刺殺趙襄子，均未成功，他為了刺殺時具有隱蔽性，「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這種自殘行為，體現了一種忍者精神，可惜他以失敗告終。司馬光對此事不願張揚，略寫之。而在另一位司馬那裡，豫讓的故事卻很有生氣，這就是司馬遷的《史記·刺客列傳》。
豫讓是所謂的「士」，他提出了士的兩個標準：一、士為知己者死；二、以國士待之，必以國士報之。
士是依附人主的，為知己者死是一種理想的價值體現。知遇之恩，對於士來說，是報不完且必須以死報之的。這種精神，在俠士那裡得到體現和張揚，並且沉澱在中國士大夫的性格當中，揮之不去。
豫讓還用生命為「士」確立了這樣的定義：守諾，守節，講義氣。
豫讓要為智伯報仇是第一層目的，彰示忠誠、「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是更高層次的目的。
可以想像，智伯死後，他的舊臣是怎樣搖尾求歡於新主子的，這種變節行為，豫讓一定目睹了許多。可以說，他對這些變節分子的切齒之恨，是大於對趙襄子的殺主之仇的。所以，他甚至沒有為了接近趙襄子而搞個什麼假投降，他認為，作為死士，只能承諾一次，就像節女只能出嫁一次，不論什麼目的，這是絕無更改的；假的投降都不可以，因為投降以後再刺殺新主子也是一種「背叛」，根本不存在什麼「曲線救國」，形式上的背叛尚且不可，何況真正的另求新主。豫讓就是要用自己的生命來維護這一神聖的信念。
趙襄子第一次捉住了豫讓，對豫讓很尊重，因為他是「義士」，所以要「謹避之」，趙襄子的表現，很有政治家風度。
豫讓的第二次刺殺行動又失敗了，在《史記》里，結局是這樣的：豫讓對趙襄子說：「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得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豫讓請求趙襄子把自己的衣服掛起來，讓自己「刺殺」一次衣服，演一場「斬黃袍」，滿足自己最後的願望，趙襄子同意了。
趙襄子之所以同意，也是想借豫讓的忠義行為給自己的部下上一堂活生生的忠君教育課。
在《史記》中，豫讓是在「報仇」之後，自殺而死的。這與《資治通鑑》不同，我喜歡司馬遷的結局。
——以上的故事都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之前發生的，司馬光是在「倒敘」，下面接著的是正敘。
競爭時代給社會精英造就各…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
段干木，有的說是老子李聃（dān）的後代，也有的說是公叔段的後代，前面提到的韓康子的丞相段規是段干木的老爹。段干木祖籍河東，似可無疑。其故里所在，卻眾說紛紜。一說安邑（今山西運城市安邑鎮），一說芮（今山西芮城）。有趣的是，兩地現均有段村，且段干木墓冢、祠堂並存。在安邑者，又有上下段村之分，莫知孰是。
段干木師子夏，友田子方，為孔子再傳弟子。因其三人皆出於儒門，又先後為魏文侯師，故被後人稱為「河東三賢」。段干木終生未仕，魏文侯事之以師。式，是一種在車上行的禮。
魏文侯（就是魏斯）和當時所有有作為的諸侯一樣，禮賢下士，尊重人才。春秋戰國時期，周室衰微，群雄並起，這種大競爭、大割裂的時代給社會精英造就了各種機會。
尊重人才，開放言路，一般認為這是治世的標誌，其實，所謂天下大治時，人才並不值錢，言路也不會開放，開放一點也是面子工程。反而是大分裂、大競爭時代，對人才比較尊重，學術也得以自由。
春秋戰國時代，是人才的時代，也是學術的時代，原因很簡單，殘酷的鬥爭和競爭需要人才。
《天下無賊》里的黎叔說：「在二十一世紀，最寶貴的是人才。」其實，在以前所有的世紀裡，只要不是大一統時代，人才都寶貴。中國關於人才的許多觀念，應該說形成於這個大分裂和大競爭的時代。因為供求關係，人才恃才傲物非三請不到的脾氣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養成的。
像這個段干木，有多大才不知道，但魏文侯必須對他執禮甚恭，哪怕心裡一百個不耐煩，因為他要稱霸諸侯，就需要四方之士歸之。即便沒有這個野心，也得把自己的團隊招呼住，以免被敵國挖走。
改革開放之初，只要翻開報章，關於人才的評論文章幾乎天天都有，天天在宣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但是在國營單位，論資排輩怎麼也改不了，壓制人才的事極其普遍；現在呢，雖然也還在講尊重人才，但總體上，普遍地壓制人才的情況已經不存在了。因為市場經濟，因為競爭，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人才可以流動了，再想壓制人才就難了。
所以，許多事情光靠喊口號、靠上級起勁地倡導是沒有用的，關鍵是建立相應的制度和機制，這個比紅頭文件管用。戰國時代，是個競爭時代，自然會人才輩出。司馬光講名分，講等級秩序，一進入真正的歷史空間，他也不得不從尊重人才講起。
豫讓為報智伯之仇兩次刺殺趙襄子，均未成功，他為了刺殺時具有隱蔽性，「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這種自殘行為，體現了一種忍者精神，可惜他以失敗告終。司馬光對此事不願張揚，略寫之。而在另一位司馬那裡，豫讓的故事卻很有生氣，這就是司馬遷的《史記·刺客列傳》。
豫讓是所謂的「士」，他提出了士的兩個標準：一、士為知己者死；二、以國士待之，必以國士報之。
士是依附人主的，為知己者死是一種理想的價值體現。知遇之恩，對於士來說，是報不完且必須以死報之的。這種精神，在俠士那裡得到體現和張揚，並且沉澱在中國士大夫的性格當中，揮之不去。
豫讓還用生命為「士」確立了這樣的定義：守諾，守節，講義氣。
豫讓要為智伯報仇是第一層目的，彰示忠誠、「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是更高層次的目的。
可以想像，智伯死後，他的舊臣是怎樣搖尾求歡於新主子的，這種變節行為，豫讓一定目睹了許多。可以說，他對這些變節分子的切齒之恨，是大於對趙襄子的殺主之仇的。所以，他甚至沒有為了接近趙襄子而搞個什麼假投降，他認為，作為死士，只能承諾一次，就像節女只能出嫁一次，不論什麼目的，這是絕無更改的；假的投降都不可以，因為投降以後再刺殺新主子也是一種「背叛」，根本不存在什麼「曲線救國」，形式上的背叛尚且不可，何況真正的另求新主。豫讓就是要用自己的生命來維護這一神聖的信念。
趙襄子第一次捉住了豫讓，對豫讓很尊重，因為他是「義士」，所以要「謹避之」，趙襄子的表現，很有政治家風度。
豫讓的第二次刺殺行動又失敗了，在《史記》里，結局是這樣的：豫讓對趙襄子說：「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得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豫讓請求趙襄子把自己的衣服掛起來，讓自己「刺殺」一次衣服，演一場「斬黃袍」，滿足自己最後的願望，趙襄子同意了。
趙襄子之所以同意，也是想借豫讓的忠義行為給自己的部下上一堂活生生的忠君教育課。
在《史記》中，豫讓是在「報仇」之後，自殺而死的。這與《資治通鑑》不同，我喜歡司馬遷的結局。
——以上的故事都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之前發生的，司馬光是在「倒敘」，下面接著的是正敘。
競爭時代給社會精英造就各…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
段干木，有的說是老子李聃（dān）的後代，也有的說是公叔段的後代，前面提到的韓康子的丞相段規是段干木的老爹。段干木祖籍河東，似可無疑。其故里所在，卻眾說紛紜。一說安邑（今山西運城市安邑鎮），一說芮（今山西芮城）。有趣的是，兩地現均有段村，且段干木墓冢、祠堂並存。在安邑者，又有上下段村之分，莫知孰是。
段干木師子夏，友田子方，為孔子再傳弟子。因其三人皆出於儒門，又先後為魏文侯師，故被後人稱為「河東三賢」。段干木終生未仕，魏文侯事之以師。式，是一種在車上行的禮。
魏文侯（就是魏斯）和當時所有有作為的諸侯一樣，禮賢下士，尊重人才。春秋戰國時期，周室衰微，群雄並起，這種大競爭、大割裂的時代給社會精英造就了各種機會。
尊重人才，開放言路，一般認為這是治世的標誌，其實，所謂天下大治時，人才並不值錢，言路也不會開放，開放一點也是面子工程。反而是大分裂、大競爭時代，對人才比較尊重，學術也得以自由。
春秋戰國時代，是人才的時代，也是學術的時代，原因很簡單，殘酷的鬥爭和競爭需要人才。
《天下無賊》里的黎叔說：「在二十一世紀，最寶貴的是人才。」其實，在以前所有的世紀裡，只要不是大一統時代，人才都寶貴。中國關於人才的許多觀念，應該說形成於這個大分裂和大競爭的時代。因為供求關係，人才恃才傲物非三請不到的脾氣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養成的。
像這個段干木，有多大才不知道，但魏文侯必須對他執禮甚恭，哪怕心裡一百個不耐煩，因為他要稱霸諸侯，就需要四方之士歸之。即便沒有這個野心，也得把自己的團隊招呼住，以免被敵國挖走。
改革開放之初，只要翻開報章，關於人才的評論文章幾乎天天都有，天天在宣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但是在國營單位，論資排輩怎麼也改不了，壓制人才的事極其普遍；現在呢，雖然也還在講尊重人才，但總體上，普遍地壓制人才的情況已經不存在了。因為市場經濟，因為競爭，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人才可以流動了，再想壓制人才就難了。
所以，許多事情光靠喊口號、靠上級起勁地倡導是沒有用的，關鍵是建立相應的制度和機制，這個比紅頭文件管用。戰國時代，是個競爭時代，自然會人才輩出。司馬光講名分，講等級秩序，一進入真正的歷史空間，他也不得不從尊重人才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