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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流亡生活(1)
身死演講台
1958年4月8日，胡適回到台灣，10日上午9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這是自1940年他作為候選人在重慶落選18年之後的正式當選。只是當年極力抬捧他的傅斯年已去世，無法與之同慶了。就職典禮上，蔣介石親自出席並致詞，以示敬重。只是在開幕之後，蔣對胡適1958年，胡適在台北機場懷抱專程前來迎接他的小孫子胡柏棠，身旁是李濟
平時鼓吹的那一套自由主義理論學說不感興趣，認為是小孩子玩鬧的把戲，無法擔當治國安邦的重任，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對國家社會穩定不利。在致詞中，蔣介石對胡適提倡的“五四價值”、“自由主義”等等說辭，於褒中暗含了譏諷、挖苦之意，搞得入會者惶恐不安，胡氏更是大為惱怒。當此之時，胡適儘管在美國生活極不舒心，而九年後又重返台灣從國民黨手中謀得一個響噹噹的鐵飯碗，但他並不以此就對蔣氏俯首聽命，自輕自賤，而是毫不客氣地對蔣介石的言詞當場予以駁斥，以維護自己作為一個學者的人格。台下的眾學者同樣以自重自尊的態度隨聲附和，為台上的胡適打氣壯膽。據親歷者石璋如說：“胡院長一發言就說'總統你錯了'，台下立即鼓掌，沒有幾個人敢說這句話的。”
遙想當年，胡適在一篇題為《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宣稱：“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這一點，胡適本人確是做到了。當然，也有人，如胡在美國的學生、史家唐德剛說胡適不知不覺地，被他的老師杜威這個糟老頭子牽著鼻子走了一輩子。此說或可討論，至少胡在蔣介石集團里是基本做到了“不受人惑”。
1959年，作為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學界領袖的胡適，公開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同時反對為連任而冒天下之大不韙、置“黨章國法”於不顧強行“修憲”。對此，蔣介石大不痛快，其子蔣經國更是異常惱怒，甚至有“收拾”胡的打算，只是忌諱胡本人的國際影響而遲遲未動手。
胡適在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同時，於繁雜的公務中，仍沒有忘記書生本色，在南港利用公務間隙，對研究了大半生的神會和尚窮究細研。1960年2月9日，胡在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他的新作《禪宗史的假歷史與真歷史》。20日，出席“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3月10日夜，所著《神會和尚語錄的第三個敦煌寫本：南陽和尚問答雜征義--劉澄集》終於脫稿。正是這部耗損了胡適大量心血的著作，使其在脫稿的當夜即心臟病復發，延至19日，病情加重，不得不入住台大醫學院就診，直至4月5日才小痊出院。
1961年1月28日，“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舉行第五次全體委員會，時台海危機已趨平緩，台島內的科技經濟在美國的大力援助、扶持下，已擺脫了戰後的陰影開始復甦，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地位更加穩固。正是這諸多的緣由，胡適在致開幕詞時興致勃勃，充滿樂觀與信心地說道：“這是一個起點，一個有希望的起點。在這樣艱難的情形之下，我們能夠有一億一千萬台幣用在'長期發展科學與技術的研究'的開山工作上面，我們至少可以說科學已開始得到'重視'，開始得到'資助'了。我們當然不可感到滿足，我們至少應該感覺我們的責任之大。我們應該感覺古人說的'任重而道遠'五個字的意義。”又說：“兩年的工作，只做了一點探路的工作，開路的工作。從今天起，我們可以平心靜氣想想這條'遠路'的藍圖了。”這是胡適晚年精神最好，內心充滿希望與夢想，體力也呈迴光返照狀最為充沛的時期。自此便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了。
2月25日夜，胡適心臟病復發，入台大醫院救治。一個月後自台大醫院遷居福州街台大招待所療養。6月25日病情好轉回南港“中央研究院”上班。到了11月16日清晨，心臟病再度發作，復入台大醫院搶救，直到第二年1月10日出院，暫住福州街台大招待所療養。此時胡適的生命已邁入衰朽之坎，即將燈熄香滅。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五次院士會議，選舉新一屆院士。胡適幾位在海外的學生，或隔代門生如吳健雄、袁家騮、吳大猷、劉大中等皆從美國來到台灣，聚集一堂以示助勢。胡雖身體健康不佳，但仍精神亢奮地出席了會議。下午5時，胡適又出席了中研院舉辦的酒會，入席者達一百餘眾。胡適滿面含笑登台致詞，曰：“今天是中央研究院遷台12年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院士會議。令人高興的是海外4位院士也回國參加這次會議。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是在大陸上選出的，當時被提名的150人，選出了81位。現在一部分是過去了，有的在大陸，只有20多位在台灣。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復時，只有19位活著在台灣。今天上午第五次院士會議，經過了三次投票，結果選出七位院士。二位在台灣，五位在海外。在台灣的是梅貽琦、陳槃，在海外的是任之恭、柏實義、程毓淮、李景均、何廉。十幾年來，我們在這個孤島上，可算是離群索居，在知識的困難、物質的困難情形之下，總算做出點東西。”又說：“我今天還可以講一個故事。我常向人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起行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時，吳健雄還對吳大猷說：'我高一輩，你該叫我師叔呢!'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適的流亡生活(2)
胡適講到這裡，由李濟與吳大猷分別講話，李濟對台灣的學術前景表示“不敢樂觀”，而吳大猷則表示不必悲觀，吳氏說：“我們要把基礎栽培起來，絕對沒有捷徑。像楊振寧、李政道這樣的天才，尚需八九年的訓練才能成熟。一個國家更得加倍努力的時候，要20年才能有個標準。我覺得李濟先生不必悲觀。”吳大猷言畢，胡適接著說：“我贊成吳大猷先生的話，李濟先生太悲觀了。”接著針對吳大猷所講的“不知哪位先生首先提出'迎頭趕上'這句頗有些不自量力和投機意味的話”，胡適道：“我們中央研究院從來沒有說過什麼太空、迎頭趕上的話……我去年說了25分鐘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①
身死演講台
1958年4月8日，胡適回到台灣，10日上午9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這是自1940年他作為候選人在重慶落選18年之後的正式當選。只是當年極力抬捧他的傅斯年已去世，無法與之同慶了。就職典禮上，蔣介石親自出席並致詞，以示敬重。只是在開幕之後，蔣對胡適1958年，胡適在台北機場懷抱專程前來迎接他的小孫子胡柏棠，身旁是李濟
平時鼓吹的那一套自由主義理論學說不感興趣，認為是小孩子玩鬧的把戲，無法擔當治國安邦的重任，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對國家社會穩定不利。在致詞中，蔣介石對胡適提倡的“五四價值”、“自由主義”等等說辭，於褒中暗含了譏諷、挖苦之意，搞得入會者惶恐不安，胡氏更是大為惱怒。當此之時，胡適儘管在美國生活極不舒心，而九年後又重返台灣從國民黨手中謀得一個響噹噹的鐵飯碗，但他並不以此就對蔣氏俯首聽命，自輕自賤，而是毫不客氣地對蔣介石的言詞當場予以駁斥，以維護自己作為一個學者的人格。台下的眾學者同樣以自重自尊的態度隨聲附和，為台上的胡適打氣壯膽。據親歷者石璋如說：“胡院長一發言就說'總統你錯了'，台下立即鼓掌，沒有幾個人敢說這句話的。”
遙想當年，胡適在一篇題為《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宣稱：“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這一點，胡適本人確是做到了。當然，也有人，如胡在美國的學生、史家唐德剛說胡適不知不覺地，被他的老師杜威這個糟老頭子牽著鼻子走了一輩子。此說或可討論，至少胡在蔣介石集團里是基本做到了“不受人惑”。
1959年，作為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學界領袖的胡適，公開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同時反對為連任而冒天下之大不韙、置“黨章國法”於不顧強行“修憲”。對此，蔣介石大不痛快，其子蔣經國更是異常惱怒，甚至有“收拾”胡的打算，只是忌諱胡本人的國際影響而遲遲未動手。
胡適在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同時，於繁雜的公務中，仍沒有忘記書生本色，在南港利用公務間隙，對研究了大半生的神會和尚窮究細研。1960年2月9日，胡在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他的新作《禪宗史的假歷史與真歷史》。20日，出席“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3月10日夜，所著《神會和尚語錄的第三個敦煌寫本：南陽和尚問答雜征義--劉澄集》終於脫稿。正是這部耗損了胡適大量心血的著作，使其在脫稿的當夜即心臟病復發，延至19日，病情加重，不得不入住台大醫學院就診，直至4月5日才小痊出院。
1961年1月28日，“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舉行第五次全體委員會，時台海危機已趨平緩，台島內的科技經濟在美國的大力援助、扶持下，已擺脫了戰後的陰影開始復甦，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地位更加穩固。正是這諸多的緣由，胡適在致開幕詞時興致勃勃，充滿樂觀與信心地說道：“這是一個起點，一個有希望的起點。在這樣艱難的情形之下，我們能夠有一億一千萬台幣用在'長期發展科學與技術的研究'的開山工作上面，我們至少可以說科學已開始得到'重視'，開始得到'資助'了。我們當然不可感到滿足，我們至少應該感覺我們的責任之大。我們應該感覺古人說的'任重而道遠'五個字的意義。”又說：“兩年的工作，只做了一點探路的工作，開路的工作。從今天起，我們可以平心靜氣想想這條'遠路'的藍圖了。”這是胡適晚年精神最好，內心充滿希望與夢想，體力也呈迴光返照狀最為充沛的時期。自此便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了。
2月25日夜，胡適心臟病復發，入台大醫院救治。一個月後自台大醫院遷居福州街台大招待所療養。6月25日病情好轉回南港“中央研究院”上班。到了11月16日清晨，心臟病再度發作，復入台大醫院搶救，直到第二年1月10日出院，暫住福州街台大招待所療養。此時胡適的生命已邁入衰朽之坎，即將燈熄香滅。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五次院士會議，選舉新一屆院士。胡適幾位在海外的學生，或隔代門生如吳健雄、袁家騮、吳大猷、劉大中等皆從美國來到台灣，聚集一堂以示助勢。胡雖身體健康不佳，但仍精神亢奮地出席了會議。下午5時，胡適又出席了中研院舉辦的酒會，入席者達一百餘眾。胡適滿面含笑登台致詞，曰：“今天是中央研究院遷台12年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院士會議。令人高興的是海外4位院士也回國參加這次會議。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是在大陸上選出的，當時被提名的150人，選出了81位。現在一部分是過去了，有的在大陸，只有20多位在台灣。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復時，只有19位活著在台灣。今天上午第五次院士會議，經過了三次投票，結果選出七位院士。二位在台灣，五位在海外。在台灣的是梅貽琦、陳槃，在海外的是任之恭、柏實義、程毓淮、李景均、何廉。十幾年來，我們在這個孤島上，可算是離群索居，在知識的困難、物質的困難情形之下，總算做出點東西。”又說：“我今天還可以講一個故事。我常向人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起行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時，吳健雄還對吳大猷說：'我高一輩，你該叫我師叔呢!'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適的流亡生活(2)
胡適講到這裡，由李濟與吳大猷分別講話，李濟對台灣的學術前景表示“不敢樂觀”，而吳大猷則表示不必悲觀，吳氏說：“我們要把基礎栽培起來，絕對沒有捷徑。像楊振寧、李政道這樣的天才，尚需八九年的訓練才能成熟。一個國家更得加倍努力的時候，要20年才能有個標準。我覺得李濟先生不必悲觀。”吳大猷言畢，胡適接著說：“我贊成吳大猷先生的話，李濟先生太悲觀了。”接著針對吳大猷所講的“不知哪位先生首先提出'迎頭趕上'這句頗有些不自量力和投機意味的話”，胡適道：“我們中央研究院從來沒有說過什麼太空、迎頭趕上的話……我去年說了25分鐘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