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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心臟病發作倒地後現場1962年3月2日，胡適喪禮據胡適的助手、當時在酒會現場的胡頌平說：“先生講到這裡，聲調有些激動。”又講了幾句言論自由之類的話，“正在大聲疾呼的時候，突然把話煞住，也許感到(身體)不適了。急忙接著說：'好了，好了，今天我們就說到這裡，大家再喝點酒，再吃點點心吧，謝謝大家。'”立在不遠處的胡頌平看了下表，此時正是六點半，客人開始陸續散去，胡適仍站在原處含著笑容和一些人握手告別。當他正要轉身和一位客人說話時，忽然面色蒼白，晃了一晃便仰身向後倒下，後腦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凌鴻勛、錢思亮等連忙伸手來扶，但為時已晚，一代博學碩儒溘然長逝。②
當年傅斯年倒於台灣“議會”大廳，胡適又死於同一孤島的演講大廳，兩位亦師亦友的文化巨人，竟都選擇了這樣的方式倒下，令人不得不想到這是前世結下的因緣與一種心靈的呼應。傅斯年在活著的時候曾不止一次說過：“誰都沒有資格罵胡適之，只有我可以罵，只有我才有資格罵。”現在，於九泉之下寂寞日久的傅斯年總算又有“開罵”的對象了吧。
胡適帶著“朋友”式的微笑匆忙走了。噩耗傳出，台島震動，學界同悲。蔣介石聞訊，當晚親筆潑墨揮毫，寫下了“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輓聯，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齡專程赴胡宅看望了處在悲慟中的胡適夫人江冬秀，勸其節哀，保重身體。2月27日，蔣介石派專人送來親筆手書的挽額“智德兼隆”四個大字。3月1日，蔣介石親自前來弔唁。6月27日，蔣介石又以“國民政府”的名義頒布褒揚令，有“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沈潛道義，浚瀹新知。學識宏通，令聞卓著。首倡國語教育，對於普及教育，發揚民智，收次甚宏”等語。
出殯之日，台灣各界有30萬人為“我的朋友胡適之”執紼。國民黨要人、學界名流、生前友好、同事前往送行者不計其數，整個送葬路上人山人海，車馬難行，形成無涯之海洋。其規模之大，盛況之隆，前所未有，可謂備極哀榮。胡氏的小腳太太江冬秀面對如此壯觀浩瀚、涌動不息的人潮，甚為感動，也甚覺榮幸，於悲慟中對她的長子胡祖望用正宗的安徽腔說道：“祖望，做人做到你爸爸這樣，不容易喲!”
就在胡適臨死前的四個月，這位與胡適同庚並於14歲訂婚，以打麻將為唯一專業特長的小腳太太江冬秀，才攜帶一張笨重而破爛的舊床自美國趕到台灣陪伴身體病弱的丈夫生活。胡適臨終前兩天曾囑咐秘書王志維替自己物色一所房子，並說：“我太太打麻將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給中央研究院留下來的好傳統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應該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規矩。”王志維聽罷，很是感動，第二天便開始想法聯繫。但房子沒有找到，胡氏卻駕鶴西去。王志維在幫助胡家清點遺物時，發現除了書籍、文稿、信件等等，胡適生前留下的全部財產只有135美元。
胡適入葬“中研院”專門為其興建的墓園，他的學生、原北大圖書館館長、台灣大學文學院教授毛子水為其撰寫了墓志銘，銘曰：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至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
郭沫若與董作賓的恩怨(1)
郭沫若與董作賓的恩怨
董作賓在安陽殷墟發掘工地上(董玉京提供)
以研究殷墟出土烏龜殼和甲骨文字為職志的董作賓，於1948年底攜家隨史語所遷台後，除繼續從事甲骨文研究和兼任台大考古人類學系教授外，在朱家驊和傅斯年支持鼓動下，創辦了學術性刊物《大陸雜誌》，並擔任發行人。傅斯年臨死前急著寫文章拿稿費，讓其妻俞大買棉花做一條禦寒的棉褲之事，就是為這份雜誌。只是當傅氏的文章發表，董作賓眼含熱淚捧著稿費到傅宅奉送時，傅斯年已撒手人寰，遂成憾事。
作為史語所所長兼台大校長的傅斯年，僅與妻子組成了一個小家庭(按：兒子仁軌仍在美國學習)，生活境況尚且如此，而有10個孩子的董作賓，赴台之後，一家的生活遭際就可想而知了。
傅斯年逝世後，由董作賓接掌史語所所長一職。這個時候，董作賓萬萬沒有想到，他會突然遭到自己的朋友--郭沫若一頓劈頭蓋臉的臭罵，自己由一個享有世界聲譽的甲骨文專家，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個無知無畏的“妄人”。
自1950年起，新中國出於政治需要，開始號令留在大陸的各色人等，不論是工農兵學商，還是與國民黨有過瓜葛的舊官員與自由知識分子，都要接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理論教育和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社會發展史觀。這個新式理論，具體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等五大社會發展階段。在堅信這個模式的同時，還必須要堅信“資本主義一天天爛下去，社會主義一天天好起來”這一不可置疑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歷史發展規律。信或不信，成為檢驗社會內部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的“分水嶺和試金石”。--在這樣一種政治風雲鼓盪下，新成立不久的中國科學院，特別是下屬研究人文歷史科學的考古研究所，自然要站在時代大潮的前列，為之推波助瀾，並使之一浪高過一浪，直至“無限風光在險峰”。
於是，在1950年明媚的春天裡，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層開始組織新老員工每天開會集體學習社會發展史。據當時參加的年輕研究人員石興邦說：“大家討論得很熱烈，郭寶鈞也參加討論，寫了一篇介紹殷墟人殉慘狀的文章。這是說明殷代階級壓迫殘酷性的好材料，在報上發表，引起學界的震驚和重視。可是他在文末寫了兩句很不合時宜的話：'事實至於遺存，推斷敬俟卓識'。意思是說，我只是報導事實，至於它的歷史含義，還請高明的人來論斷吧。這篇報導郭沫若先生看到後，如獲至寶，因為是說明奴隸社會最有說服力的材料，卻對文末的兩句結語作了嚴厲的批評，說他是抱著金飯碗討飯吃。郭寶老對此批評很不滿意。其後，在思想改造的會議上，不無抱怨地說了幾次。從他的言談之間，可以體會到，他對殉人的歷史含義，不一定看作是奴隸社會的證跡，對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種種論述和新事物，在他思想上還沒有準備，這與他過去在中研院史語所的整個學術氣氛和環境以及受到的影響是相聯繫的。”
早在1945年，郭沫若於重慶出版他的史學大作《十批判書》時(按：即“文革”時期毛澤東警告郭“勸君少罵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之《十批》)，曾在後記中寫道：“在科學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尤其辯證唯物論給了我精神上的啟蒙，我從學習著使用這個鑰匙，才認真把人生和學問上的無門關參破了。我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學問的意義。”又說：“我比較膽大，對於新史學陣營里的多數朋友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見。我堅持著殷、周是奴隸社會，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證據和說明。”--這個時候的郭沫若尚能對不同意見有所容忍並設法重新提出更多的證據和說明，以完善自己的學說。
當年傅斯年倒於台灣“議會”大廳，胡適又死於同一孤島的演講大廳，兩位亦師亦友的文化巨人，竟都選擇了這樣的方式倒下，令人不得不想到這是前世結下的因緣與一種心靈的呼應。傅斯年在活著的時候曾不止一次說過：“誰都沒有資格罵胡適之，只有我可以罵，只有我才有資格罵。”現在，於九泉之下寂寞日久的傅斯年總算又有“開罵”的對象了吧。
胡適帶著“朋友”式的微笑匆忙走了。噩耗傳出，台島震動，學界同悲。蔣介石聞訊，當晚親筆潑墨揮毫，寫下了“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輓聯，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齡專程赴胡宅看望了處在悲慟中的胡適夫人江冬秀，勸其節哀，保重身體。2月27日，蔣介石派專人送來親筆手書的挽額“智德兼隆”四個大字。3月1日，蔣介石親自前來弔唁。6月27日，蔣介石又以“國民政府”的名義頒布褒揚令，有“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沈潛道義，浚瀹新知。學識宏通，令聞卓著。首倡國語教育，對於普及教育，發揚民智，收次甚宏”等語。
出殯之日，台灣各界有30萬人為“我的朋友胡適之”執紼。國民黨要人、學界名流、生前友好、同事前往送行者不計其數，整個送葬路上人山人海，車馬難行，形成無涯之海洋。其規模之大，盛況之隆，前所未有，可謂備極哀榮。胡氏的小腳太太江冬秀面對如此壯觀浩瀚、涌動不息的人潮，甚為感動，也甚覺榮幸，於悲慟中對她的長子胡祖望用正宗的安徽腔說道：“祖望，做人做到你爸爸這樣，不容易喲!”
就在胡適臨死前的四個月，這位與胡適同庚並於14歲訂婚，以打麻將為唯一專業特長的小腳太太江冬秀，才攜帶一張笨重而破爛的舊床自美國趕到台灣陪伴身體病弱的丈夫生活。胡適臨終前兩天曾囑咐秘書王志維替自己物色一所房子，並說：“我太太打麻將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給中央研究院留下來的好傳統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應該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規矩。”王志維聽罷，很是感動，第二天便開始想法聯繫。但房子沒有找到，胡氏卻駕鶴西去。王志維在幫助胡家清點遺物時，發現除了書籍、文稿、信件等等，胡適生前留下的全部財產只有135美元。
胡適入葬“中研院”專門為其興建的墓園，他的學生、原北大圖書館館長、台灣大學文學院教授毛子水為其撰寫了墓志銘，銘曰：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至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
郭沫若與董作賓的恩怨(1)
郭沫若與董作賓的恩怨
董作賓在安陽殷墟發掘工地上(董玉京提供)
以研究殷墟出土烏龜殼和甲骨文字為職志的董作賓，於1948年底攜家隨史語所遷台後，除繼續從事甲骨文研究和兼任台大考古人類學系教授外，在朱家驊和傅斯年支持鼓動下，創辦了學術性刊物《大陸雜誌》，並擔任發行人。傅斯年臨死前急著寫文章拿稿費，讓其妻俞大買棉花做一條禦寒的棉褲之事，就是為這份雜誌。只是當傅氏的文章發表，董作賓眼含熱淚捧著稿費到傅宅奉送時，傅斯年已撒手人寰，遂成憾事。
作為史語所所長兼台大校長的傅斯年，僅與妻子組成了一個小家庭(按：兒子仁軌仍在美國學習)，生活境況尚且如此，而有10個孩子的董作賓，赴台之後，一家的生活遭際就可想而知了。
傅斯年逝世後，由董作賓接掌史語所所長一職。這個時候，董作賓萬萬沒有想到，他會突然遭到自己的朋友--郭沫若一頓劈頭蓋臉的臭罵，自己由一個享有世界聲譽的甲骨文專家，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個無知無畏的“妄人”。
自1950年起，新中國出於政治需要，開始號令留在大陸的各色人等，不論是工農兵學商，還是與國民黨有過瓜葛的舊官員與自由知識分子，都要接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理論教育和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社會發展史觀。這個新式理論，具體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等五大社會發展階段。在堅信這個模式的同時，還必須要堅信“資本主義一天天爛下去，社會主義一天天好起來”這一不可置疑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歷史發展規律。信或不信，成為檢驗社會內部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的“分水嶺和試金石”。--在這樣一種政治風雲鼓盪下，新成立不久的中國科學院，特別是下屬研究人文歷史科學的考古研究所，自然要站在時代大潮的前列，為之推波助瀾，並使之一浪高過一浪，直至“無限風光在險峰”。
於是，在1950年明媚的春天裡，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層開始組織新老員工每天開會集體學習社會發展史。據當時參加的年輕研究人員石興邦說：“大家討論得很熱烈，郭寶鈞也參加討論，寫了一篇介紹殷墟人殉慘狀的文章。這是說明殷代階級壓迫殘酷性的好材料，在報上發表，引起學界的震驚和重視。可是他在文末寫了兩句很不合時宜的話：'事實至於遺存，推斷敬俟卓識'。意思是說，我只是報導事實，至於它的歷史含義，還請高明的人來論斷吧。這篇報導郭沫若先生看到後，如獲至寶，因為是說明奴隸社會最有說服力的材料，卻對文末的兩句結語作了嚴厲的批評，說他是抱著金飯碗討飯吃。郭寶老對此批評很不滿意。其後，在思想改造的會議上，不無抱怨地說了幾次。從他的言談之間，可以體會到，他對殉人的歷史含義，不一定看作是奴隸社會的證跡，對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種種論述和新事物，在他思想上還沒有準備，這與他過去在中研院史語所的整個學術氣氛和環境以及受到的影響是相聯繫的。”
早在1945年，郭沫若於重慶出版他的史學大作《十批判書》時(按：即“文革”時期毛澤東警告郭“勸君少罵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之《十批》)，曾在後記中寫道：“在科學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尤其辯證唯物論給了我精神上的啟蒙，我從學習著使用這個鑰匙，才認真把人生和學問上的無門關參破了。我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學問的意義。”又說：“我比較膽大，對於新史學陣營里的多數朋友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見。我堅持著殷、周是奴隸社會，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證據和說明。”--這個時候的郭沫若尚能對不同意見有所容忍並設法重新提出更多的證據和說明，以完善自己的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