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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胡適心中略感慰藉的是，隨著韓戰爆發與美國的介入，台灣的安全問題得到了保證，社會秩序和人心逐漸穩定下來，“中央研究院”也陸續從楊梅鎮搬到台北市南港區。中研院總辦事處和下屬史語所、數學所兩個大所辦公大樓以及研究人員及家屬的宿舍相繼在同一院落內建成，工作人員也分期、分批遷往南港開始有板有眼地工作和生活起來。整個台灣學術界顯出了蓬勃向上的生機，學術前景也逐漸明朗起來了。流落到孤島的書生們感到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大的、好的變化，總體是向著進步的方向走去。據石璋如說，這個時候“院方也打算在台灣立足生根，不再回大陸，研究人員在南港配有眷舍，生活漸趨安定”。
鑑於這樣的情形，胡適回歸台灣的意識更加強烈，他寫信請李濟設法為其在傅斯年圖書館附近找一小塊地方，(按：傅斯年去世後，史語所在辦公樓旁專門修建了一座以傅斯年名字命名的圖書館。)由自己出資買下，蓋幾間小房以此安心讀書寫作。胡適首次回台北居住時曾有一個宏願：想過兩三年安靜生活，將他的《中國思想史》和《白話文學史》寫完。因此前胡適總在學政兩界來回奔波，難以顧及著述，其作品往往只有上部而沒有下部，曾被他在北大的老對頭黃侃夫子稱其為“太監”。胡適為了雪恥，也為了了卻蟄伏在心中日久的學術心愿，決定藉此空隙，埋頭撰寫“二史”，但直至臨終，這一計劃並未完成，成為胡適本人與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憾事。
1958年，胡適在“國民大會”中間與蔣介石休息閒談
李濟接到胡適這封輕描淡寫的書信，卻感到事關重大，並非自己能瞞著台灣當局就可擅自作主的，遂將此事向朱家驊作了匯報。朱家驊由大陸來台後，由於派系傾軋，加之與大權在握、日見走紅的陳誠不和，漸漸失去了蔣介石的信任，原來擔負的“行政院副院長”等要職皆被革掉，只被正式任命為“中央研究院院長”。而此時所謂的“中央研究院”只有遷到台灣的原史語所與數學所一部分，基本屬於一個有名無實的空架子，如同一隻被拔掉毛的老母雞，徒有其形。為擺脫這一困局，朱家驊費盡心力，上下周旋，招兵買馬，擴院建所，如從史語所中分出考古研究所、民族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遷台的數學所加以擴編，並著手組建物理所、化學所、植物所等等，企圖恢復戰時的規模和盛況。正在這個時期，接到了胡氏要買地蓋房的消息，他同樣不敢隱瞞和擅自作主，便直接向蔣介石作了稟報。蔣聞訊，當場表示在中研院旁邊撥一塊地為胡適建房，所需費用由自己的稿費中開銷，以示對胡的照顧與敬重。這一下，搞得朱家驊和李濟都有些尷尬，但又不能推辭。在美國的胡適聞知後更是惶恐不安，認為自己受主公之重託出來“看看”，結果什麼也沒“看到”，無尺寸之功卻要接受厚祿，實感愧疚，乃明確表示不能接受如此盛情厚意，仍要自己出錢購置。就在雙方為幾間小房子你來我往商討之時，一件意想不到的禍事發生了。
胡適的流亡生活(3)
據石璋如回憶：“四十六年(1957年)夏天，由於天氣炎熱，又沒有外人，尤其在星期六快下班和星期天的時候，同仁常穿著拖鞋、汗衫上班。在八月四日星期六，是個悶熱的陰天，下午五點多蔣總統突然偕蔣夫人，帶著隨扈來到院裡，大概是要找朱家驊院長的麻煩。蔣一行人抵院時，院方已經下班了，多處門房深鎖，衛隊直接到所上，就碰到還沒回家的嚴耕望先生。嚴先生先請一行人至會議室暫坐，隨即來找我告知上事。我才剛到家脫下衣服，馬上穿回衣服出來。我到所時只見到蔣總統一行人已出所的背影，無法對他們有所招待，誰知道這樣就出錯了。中央研究院有固定的上班時間，蔣總統來所時已屬下班時間，不能說中研院偷懶不上班。後來不知道有誰說了什麼話，朱家驊院長就在十一月辭職。”
關於朱家驊突遭橫禍一事，廟堂與坊間滋生了許多說法，但似乎沒有一件能擺到桌面上的鐵證。有人說，在1948至1949年國民黨大勢已去的重要歷史轉折關頭，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軍閥聯合閻錫山趁機擁兵自重，逼蔣介石下野。蔣於萬般無奈中只得屈從，由李宗仁代理國民政府總統之職。蔣回到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暫時隱居。李、白等軍閥集團拉閻錫山、朱家驊、王世傑、張治中、吳鐵城等各色官僚合作，並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姿態，逼蔣出洋流亡，永遠在中國這塊地盤上消失。蔣於1949年3月3日接到張治中親自上門敦促其出國的信息，甚感悲憤，勃然大怒曰：“他們(按：李宗仁、白崇禧)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後我就是個普通國民，哪裡都可以自由居住，何況是在我的家鄉。”4日，吳鐵城再次派李惟果前往溪口，轉達李宗仁集團要他們希望其儘快出洋之意，蔣更為盛怒，除了大罵李宗仁“不仁”之外，還差一點將李惟果抓起來“斬立決”。蔣介石背運至此，李、白逼宮至此，世道無常，由此可見。再後來，隨著國民黨軍隊棄守南京，李宗仁統率一干人馬流竄到廣州重新組建內閣，並由追隨其驥尾的閻錫山、朱家驊出任行政院正副院長，以此掣肘蔣的權力。蔣把這一做法看作是對自己的叛逆，遂懷恨在心，伺機發難。1950年3月1日，蔣介石一腳踢開李宗仁，在台北正式復“總統”職。“登基”儀式完畢，老奸巨滑的閻錫山深感大事不妙，便主動向蔣介石提出辭去“行政院長”的請求，這一請求很快得到准許。
閻辭職後，由陳誠繼任“行政院長”，自此，陳氏成為在台灣僅次於蔣氏的二號實權人物。未幾，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岌岌可危的國民黨當局穩住了陣腳。在這種急轉直下的新形勢下，一直忍而不發的蔣介石開始對撤退大陸前的“叛逆”者進行肅清。當王世傑的“總統府秘書長”被以“矇混舞弊，不盡職守”的罪名整肅掉之後，一路排名查號便把視線轉向了朱家驊。在各方權貴陰謀與陽謀的合力夾擊、施壓下，朱家驊終於心有不甘但又無可奈何地宣布辭去中研院院長之職，只剩了一個“總統府資政”的空冠。
朱家驊辭職後，國民黨當局指令由李濟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職。未幾，中研院按照慣例召開評議會推選新任院長。眾評議員提出了三個人選，即胡適、李濟、李書華，由“總統”圈點，結果蔣最後圈點了胡適。據石璋如說：“做過駐美大使、北大校長的胡適先生，抗戰中幫了中國不少忙，政治上堅決反共，四十幾年大陸清算胡先生，台灣眼見大陸批胡，於是就捧胡，使台灣與胡先生合拍。若非大陸清算胡先生，以他的自由派立場，總統也不太放心的。當局既然有心安排胡先生出任中研院院長，自然就要虛位以待，朱先生必須辭職。”
從石氏的回憶中可以看出，蔣介石早就想收拾朱家驊了，只是沒有一個適當的藉口而遲遲未能得手，蔣氏決意要拿自己的稿費給胡適蓋房一事，即是一個倒朱扶胡的信號。這個信號就當時的朱家驊而言，或許蒙在鼓裡，或許已有警覺。但不管哪種情形，到了這個時候已經顯得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朱在什麼時間下台的問題。當蔣介石等得不耐煩的時候，便抓住中研院人員“偷懶”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向朱開火。朱不堪重擊，轟然倒地，胡適適逢其時地接掌了院長一職。而大陸的“反胡批胡”運動，又促使台灣方面大力“捧胡”。如此這般，胡適於紛亂的政治潮流中順利坐上了台灣學術界第一把交椅，這個結果是胡適本人始料不及的。
鑑於這樣的情形，胡適回歸台灣的意識更加強烈，他寫信請李濟設法為其在傅斯年圖書館附近找一小塊地方，(按：傅斯年去世後，史語所在辦公樓旁專門修建了一座以傅斯年名字命名的圖書館。)由自己出資買下，蓋幾間小房以此安心讀書寫作。胡適首次回台北居住時曾有一個宏願：想過兩三年安靜生活，將他的《中國思想史》和《白話文學史》寫完。因此前胡適總在學政兩界來回奔波，難以顧及著述，其作品往往只有上部而沒有下部，曾被他在北大的老對頭黃侃夫子稱其為“太監”。胡適為了雪恥，也為了了卻蟄伏在心中日久的學術心愿，決定藉此空隙，埋頭撰寫“二史”，但直至臨終，這一計劃並未完成，成為胡適本人與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憾事。
1958年，胡適在“國民大會”中間與蔣介石休息閒談
李濟接到胡適這封輕描淡寫的書信，卻感到事關重大，並非自己能瞞著台灣當局就可擅自作主的，遂將此事向朱家驊作了匯報。朱家驊由大陸來台後，由於派系傾軋，加之與大權在握、日見走紅的陳誠不和，漸漸失去了蔣介石的信任，原來擔負的“行政院副院長”等要職皆被革掉，只被正式任命為“中央研究院院長”。而此時所謂的“中央研究院”只有遷到台灣的原史語所與數學所一部分，基本屬於一個有名無實的空架子，如同一隻被拔掉毛的老母雞，徒有其形。為擺脫這一困局，朱家驊費盡心力，上下周旋，招兵買馬，擴院建所，如從史語所中分出考古研究所、民族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遷台的數學所加以擴編，並著手組建物理所、化學所、植物所等等，企圖恢復戰時的規模和盛況。正在這個時期，接到了胡氏要買地蓋房的消息，他同樣不敢隱瞞和擅自作主，便直接向蔣介石作了稟報。蔣聞訊，當場表示在中研院旁邊撥一塊地為胡適建房，所需費用由自己的稿費中開銷，以示對胡的照顧與敬重。這一下，搞得朱家驊和李濟都有些尷尬，但又不能推辭。在美國的胡適聞知後更是惶恐不安，認為自己受主公之重託出來“看看”，結果什麼也沒“看到”，無尺寸之功卻要接受厚祿，實感愧疚，乃明確表示不能接受如此盛情厚意，仍要自己出錢購置。就在雙方為幾間小房子你來我往商討之時，一件意想不到的禍事發生了。
胡適的流亡生活(3)
據石璋如回憶：“四十六年(1957年)夏天，由於天氣炎熱，又沒有外人，尤其在星期六快下班和星期天的時候，同仁常穿著拖鞋、汗衫上班。在八月四日星期六，是個悶熱的陰天，下午五點多蔣總統突然偕蔣夫人，帶著隨扈來到院裡，大概是要找朱家驊院長的麻煩。蔣一行人抵院時，院方已經下班了，多處門房深鎖，衛隊直接到所上，就碰到還沒回家的嚴耕望先生。嚴先生先請一行人至會議室暫坐，隨即來找我告知上事。我才剛到家脫下衣服，馬上穿回衣服出來。我到所時只見到蔣總統一行人已出所的背影，無法對他們有所招待，誰知道這樣就出錯了。中央研究院有固定的上班時間，蔣總統來所時已屬下班時間，不能說中研院偷懶不上班。後來不知道有誰說了什麼話，朱家驊院長就在十一月辭職。”
關於朱家驊突遭橫禍一事，廟堂與坊間滋生了許多說法，但似乎沒有一件能擺到桌面上的鐵證。有人說，在1948至1949年國民黨大勢已去的重要歷史轉折關頭，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軍閥聯合閻錫山趁機擁兵自重，逼蔣介石下野。蔣於萬般無奈中只得屈從，由李宗仁代理國民政府總統之職。蔣回到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暫時隱居。李、白等軍閥集團拉閻錫山、朱家驊、王世傑、張治中、吳鐵城等各色官僚合作，並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姿態，逼蔣出洋流亡，永遠在中國這塊地盤上消失。蔣於1949年3月3日接到張治中親自上門敦促其出國的信息，甚感悲憤，勃然大怒曰：“他們(按：李宗仁、白崇禧)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後我就是個普通國民，哪裡都可以自由居住，何況是在我的家鄉。”4日，吳鐵城再次派李惟果前往溪口，轉達李宗仁集團要他們希望其儘快出洋之意，蔣更為盛怒，除了大罵李宗仁“不仁”之外，還差一點將李惟果抓起來“斬立決”。蔣介石背運至此，李、白逼宮至此，世道無常，由此可見。再後來，隨著國民黨軍隊棄守南京，李宗仁統率一干人馬流竄到廣州重新組建內閣，並由追隨其驥尾的閻錫山、朱家驊出任行政院正副院長，以此掣肘蔣的權力。蔣把這一做法看作是對自己的叛逆，遂懷恨在心，伺機發難。1950年3月1日，蔣介石一腳踢開李宗仁，在台北正式復“總統”職。“登基”儀式完畢，老奸巨滑的閻錫山深感大事不妙，便主動向蔣介石提出辭去“行政院長”的請求，這一請求很快得到准許。
閻辭職後，由陳誠繼任“行政院長”，自此，陳氏成為在台灣僅次於蔣氏的二號實權人物。未幾，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岌岌可危的國民黨當局穩住了陣腳。在這種急轉直下的新形勢下，一直忍而不發的蔣介石開始對撤退大陸前的“叛逆”者進行肅清。當王世傑的“總統府秘書長”被以“矇混舞弊，不盡職守”的罪名整肅掉之後，一路排名查號便把視線轉向了朱家驊。在各方權貴陰謀與陽謀的合力夾擊、施壓下，朱家驊終於心有不甘但又無可奈何地宣布辭去中研院院長之職，只剩了一個“總統府資政”的空冠。
朱家驊辭職後，國民黨當局指令由李濟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職。未幾，中研院按照慣例召開評議會推選新任院長。眾評議員提出了三個人選，即胡適、李濟、李書華，由“總統”圈點，結果蔣最後圈點了胡適。據石璋如說：“做過駐美大使、北大校長的胡適先生，抗戰中幫了中國不少忙，政治上堅決反共，四十幾年大陸清算胡先生，台灣眼見大陸批胡，於是就捧胡，使台灣與胡先生合拍。若非大陸清算胡先生，以他的自由派立場，總統也不太放心的。當局既然有心安排胡先生出任中研院院長，自然就要虛位以待，朱先生必須辭職。”
從石氏的回憶中可以看出，蔣介石早就想收拾朱家驊了，只是沒有一個適當的藉口而遲遲未能得手，蔣氏決意要拿自己的稿費給胡適蓋房一事，即是一個倒朱扶胡的信號。這個信號就當時的朱家驊而言，或許蒙在鼓裡，或許已有警覺。但不管哪種情形，到了這個時候已經顯得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朱在什麼時間下台的問題。當蔣介石等得不耐煩的時候，便抓住中研院人員“偷懶”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向朱開火。朱不堪重擊，轟然倒地，胡適適逢其時地接掌了院長一職。而大陸的“反胡批胡”運動，又促使台灣方面大力“捧胡”。如此這般，胡適於紛亂的政治潮流中順利坐上了台灣學術界第一把交椅，這個結果是胡適本人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