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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深切懷念葉企孫教授》一文，表示正式為葉企孫恢復名譽。1990年，清華大學物理系校友組織“葉企孫獎”基金會，在清華設立“葉企孫獎”，以示紀念。1995年，葉企孫半身銅像在清華科學館落成並舉行了揭幕儀式。自此，葉企孫的名譽算是得到了恢復。|
胡適的流亡生活(1)
夢裡不知身是客
胡適的流亡生活
傅斯年自南京機場飛台的第三天，即1949年1月21日，胡適打消了將家屬送往安徽老家暫避的念頭，親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一起登上開往台灣的輪船。當天，蔣介石下野離開南京，李宗仁代總統。胡氏聞訊，黯然的心境又平添了幾分淒涼。
第二天早晨，胡適回到南京並收到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送來的函件和“總統府資政”聘書，胡當場表示自己不做這個空頭“資政”，願以北京大學校長或個人名義為政府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1月24日晨，胡寄函吳忠信：“依據'大學組織法'，國立大學的校長都不得兼任為俸給的職務。現在我還是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因時局關係，此時尚不能辭職。故請先生千萬代我辭去總統府的名義與俸津。聘書也請先生代為收回，並乞先生勿發表此事，以免報界無謂的猜測與流言。適明晚與梅校長同車去上海小住，特來告辭，恐不能相見，故帶此信留呈先生，懇求先生念我愚誠，代我打消此事，不勝感謝!”1月30日，胡適拿到了美國護照簽證，赴美已成定局。2月13日，陳雪屏來電，謂吳鐵城希望胡適出面做駐美大使，胡表示堅決不重做馮婦，丟人現眼。第二天一早，胡復電：“弟深信個人說話較自由，於國家或更有益，故決不願改變。”
2月15日，胡適在上海銀行分行與老同學、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約談半小時，就時局發表看法，竺可楨在當天的日記中說：“八點至霞飛路……晤適之……適之對於中共與中央和談之成功甚悲觀，但謂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將赴美國，或將赴台灣一轉。”正是胡適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國共和談之不可為，才下定決心接受蔣介石之請赴美，為救國民黨政府之危亡作一次私人外交的最後努力。
夢裡不知身是客|3月23日，胡適抵達台灣，安頓夫人江冬秀，並拜訪王世傑、傅斯年等人。3月27日，由傅斯年等陪同到中山堂作《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演講，29日返回上海。經過幾天準備，4月6日，胡適心懷對前途的暗淡與憂愁，自上海乘克里夫蘭總統號輪船，赴美國“隨便看看”。想不到這一看就是近十年的時光。輪船行駛在茫茫太平洋上，孤獨的胡適內心像深黑中透著藍色的海浪一樣不住翻騰。焦思憂慮間，他揮筆寫下了《〈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內中說：“我們在今天，眼看見共產黨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這是古代專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徹底的愚民政治，這正是國際共產主義有計劃的鐵幕恐怖。我們實在不能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到全中國。因此，我們發起這個結合，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又說，我們的宗旨是“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而“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4月21日，胡適乘坐的輪船抵達舊金山碼頭，面對蜂擁而至的新聞記者，胡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對於這一特殊而尷尬的場景，幾年後，胡適仍記憶猶新，說：“我已經有十多天沒有看到報紙了，連忙接過報紙時，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國內和平決裂，共軍已經渡江。在這種情形下，要與外國的新聞記者談話，是多麼困難。”面對國民黨政權即將徹底崩盤的局面，胡適表示：“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始終是堅定的用道義支持蔣總統的。”4月27日，胡適抵達紐約，仍寓東81街104號。此前，也就是在1942至1945年，胡適從駐美大使職位上卸任後即居住此處。想不到四年之後又舊巢重歸，但此時的心境與當初已經完全不同了，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
6月12日，閻錫山等人在廣州新組成內閣，倉促發表胡適為外交部長。胡氏聞訊，堅辭不就。
隨著國內局勢迅速變化，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胡適深感抬不起頭，精神苦悶至極。而此時的美國見風轉舵，欲有拋棄國民黨政府之意。7月26日，滿含悲憤與羞愧的胡適，已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美國所謂民間外交的各種努力都歸無效，索性一咬牙，通知國民黨政府駐美國大使館，取消美國政界人士的一切約見，以表示對美國“拋棄”中國國民政府的抗議。
胡適的流亡生活(2)
1950年5月14日，普林斯頓大學聘請胡適為該校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簽約為期兩年。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和收入，胡適打算把夫人接至美國。6月9日，江冬秀抵達紐約。自此，夫婦二人開始了九年寂寞的寓公生活。
1952年11月19日，胡適應台灣大學與台灣師範大學之邀，抵台訪問。此時胡適與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的合約已到期解除，沒有了固定收入，只有靠江冬秀利用打牌的手藝掙一些錢勉強支撐(據說江冬秀打牌幾乎每打必贏)。12月7日，在台大演講中，胡適頗動感情地道出了壓抑在內心四年的一段話：“在民國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頭，說不出話。我曾對家人說：'不要以為胡適之在吃自己的飯。'我們家鄉有句俗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以我幾十年的經驗，我感到青山就是國家。國家倒霉的時候，等於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時候，就是吃自己的飯，說自己的話，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國外這幾年，正是國家倒霉的時候，我充滿了悲痛的心情，更體驗到青山真是我們的國家。”又說：“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於許多老朋友的失敗心理，使我感到難於說話。所以在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國駐美大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接見任何政府或國會的領袖。因為大家成見太深，使我處處碰壁，也因為局勢太大，不是私人間的談話所能轉移的。在這個時候，只有替國家保留一些尊嚴，替國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約會。就是自己作文章，說幾句話，也是人家請我作，請我說話，才作才說的。因此，三年以來，我只是給國家留了一些體面，其他毫無貢獻。即使局勢有些好轉，也是毛澤東發瘋自己造成逼上梁山的局面，我沒有功勞。”
正是緣於發自內心的切膚之痛，胡適萌生了回歸台灣之意，並開始在美國與台灣之間飛來飛去。但每次回台灣，除了往訪朋友，主要事宜便是到中研院史語所讀書和借書，繼續做他的學術研究，其間基本上靠自己的稿費和江冬秀打牌贏來的錢生活度日。1955年到1956年間，胡適曾兩次給趙元任的信中提到：他不想向國外研究漢學的洋大人們“討飯吃或搶飯吃”，一則因為這些洋學者在政治上往往是“前進”分子，與胡氏氣味不合;再則這些洋學者多少有些“怕”像胡適這一類的中國學者。此時的胡適早已沒有了當年作為中華民國駐美國特命全權大使的風光，只能以一個末流國家和一個戰敗黨臣子的身份，在圖書館與菜市場等幾個地方四處“看看”了。因江冬秀不懂英語，胡適不得不親自料理日常生活，與其相識的人，經常看到胡氏抱個黃紙口袋到市場買菜買米，悽惶如一條喪家之犬，其內心愁悶的情緒一覽無餘。
胡適的流亡生活(1)
夢裡不知身是客
胡適的流亡生活
傅斯年自南京機場飛台的第三天，即1949年1月21日，胡適打消了將家屬送往安徽老家暫避的念頭，親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一起登上開往台灣的輪船。當天，蔣介石下野離開南京，李宗仁代總統。胡氏聞訊，黯然的心境又平添了幾分淒涼。
第二天早晨，胡適回到南京並收到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送來的函件和“總統府資政”聘書，胡當場表示自己不做這個空頭“資政”，願以北京大學校長或個人名義為政府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1月24日晨，胡寄函吳忠信：“依據'大學組織法'，國立大學的校長都不得兼任為俸給的職務。現在我還是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因時局關係，此時尚不能辭職。故請先生千萬代我辭去總統府的名義與俸津。聘書也請先生代為收回，並乞先生勿發表此事，以免報界無謂的猜測與流言。適明晚與梅校長同車去上海小住，特來告辭，恐不能相見，故帶此信留呈先生，懇求先生念我愚誠，代我打消此事，不勝感謝!”1月30日，胡適拿到了美國護照簽證，赴美已成定局。2月13日，陳雪屏來電，謂吳鐵城希望胡適出面做駐美大使，胡表示堅決不重做馮婦，丟人現眼。第二天一早，胡復電：“弟深信個人說話較自由，於國家或更有益，故決不願改變。”
2月15日，胡適在上海銀行分行與老同學、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約談半小時，就時局發表看法，竺可楨在當天的日記中說：“八點至霞飛路……晤適之……適之對於中共與中央和談之成功甚悲觀，但謂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將赴美國，或將赴台灣一轉。”正是胡適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國共和談之不可為，才下定決心接受蔣介石之請赴美，為救國民黨政府之危亡作一次私人外交的最後努力。
夢裡不知身是客|3月23日，胡適抵達台灣，安頓夫人江冬秀，並拜訪王世傑、傅斯年等人。3月27日，由傅斯年等陪同到中山堂作《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演講，29日返回上海。經過幾天準備，4月6日，胡適心懷對前途的暗淡與憂愁，自上海乘克里夫蘭總統號輪船，赴美國“隨便看看”。想不到這一看就是近十年的時光。輪船行駛在茫茫太平洋上，孤獨的胡適內心像深黑中透著藍色的海浪一樣不住翻騰。焦思憂慮間，他揮筆寫下了《〈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內中說：“我們在今天，眼看見共產黨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這是古代專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徹底的愚民政治，這正是國際共產主義有計劃的鐵幕恐怖。我們實在不能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到全中國。因此，我們發起這個結合，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又說，我們的宗旨是“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而“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4月21日，胡適乘坐的輪船抵達舊金山碼頭，面對蜂擁而至的新聞記者，胡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對於這一特殊而尷尬的場景，幾年後，胡適仍記憶猶新，說：“我已經有十多天沒有看到報紙了，連忙接過報紙時，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國內和平決裂，共軍已經渡江。在這種情形下，要與外國的新聞記者談話，是多麼困難。”面對國民黨政權即將徹底崩盤的局面，胡適表示：“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始終是堅定的用道義支持蔣總統的。”4月27日，胡適抵達紐約，仍寓東81街104號。此前，也就是在1942至1945年，胡適從駐美大使職位上卸任後即居住此處。想不到四年之後又舊巢重歸，但此時的心境與當初已經完全不同了，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
6月12日，閻錫山等人在廣州新組成內閣，倉促發表胡適為外交部長。胡氏聞訊，堅辭不就。
隨著國內局勢迅速變化，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胡適深感抬不起頭，精神苦悶至極。而此時的美國見風轉舵，欲有拋棄國民黨政府之意。7月26日，滿含悲憤與羞愧的胡適，已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美國所謂民間外交的各種努力都歸無效，索性一咬牙，通知國民黨政府駐美國大使館，取消美國政界人士的一切約見，以表示對美國“拋棄”中國國民政府的抗議。
胡適的流亡生活(2)
1950年5月14日，普林斯頓大學聘請胡適為該校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簽約為期兩年。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和收入，胡適打算把夫人接至美國。6月9日，江冬秀抵達紐約。自此，夫婦二人開始了九年寂寞的寓公生活。
1952年11月19日，胡適應台灣大學與台灣師範大學之邀，抵台訪問。此時胡適與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的合約已到期解除，沒有了固定收入，只有靠江冬秀利用打牌的手藝掙一些錢勉強支撐(據說江冬秀打牌幾乎每打必贏)。12月7日，在台大演講中，胡適頗動感情地道出了壓抑在內心四年的一段話：“在民國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頭，說不出話。我曾對家人說：'不要以為胡適之在吃自己的飯。'我們家鄉有句俗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以我幾十年的經驗，我感到青山就是國家。國家倒霉的時候，等於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時候，就是吃自己的飯，說自己的話，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國外這幾年，正是國家倒霉的時候，我充滿了悲痛的心情，更體驗到青山真是我們的國家。”又說：“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於許多老朋友的失敗心理，使我感到難於說話。所以在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國駐美大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接見任何政府或國會的領袖。因為大家成見太深，使我處處碰壁，也因為局勢太大，不是私人間的談話所能轉移的。在這個時候，只有替國家保留一些尊嚴，替國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約會。就是自己作文章，說幾句話，也是人家請我作，請我說話，才作才說的。因此，三年以來，我只是給國家留了一些體面，其他毫無貢獻。即使局勢有些好轉，也是毛澤東發瘋自己造成逼上梁山的局面，我沒有功勞。”
正是緣於發自內心的切膚之痛，胡適萌生了回歸台灣之意，並開始在美國與台灣之間飛來飛去。但每次回台灣，除了往訪朋友，主要事宜便是到中研院史語所讀書和借書，繼續做他的學術研究，其間基本上靠自己的稿費和江冬秀打牌贏來的錢生活度日。1955年到1956年間，胡適曾兩次給趙元任的信中提到：他不想向國外研究漢學的洋大人們“討飯吃或搶飯吃”，一則因為這些洋學者在政治上往往是“前進”分子，與胡氏氣味不合;再則這些洋學者多少有些“怕”像胡適這一類的中國學者。此時的胡適早已沒有了當年作為中華民國駐美國特命全權大使的風光，只能以一個末流國家和一個戰敗黨臣子的身份，在圖書館與菜市場等幾個地方四處“看看”了。因江冬秀不懂英語，胡適不得不親自料理日常生活，與其相識的人，經常看到胡氏抱個黃紙口袋到市場買菜買米，悽惶如一條喪家之犬，其內心愁悶的情緒一覽無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