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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夕涼風至(2)
當葉銘漢把周培源的話向叔叔轉告後，葉企孫並不相信。到了3月中旬，葉又對侄子說：“他一舉一動井岡山都有反映(應)，他喝一口茶，電台就說他喝茶不對;他走出門，電台就叫他馬上回去等等。葉說，井岡山一定有一套類似雷達的偵察系統，可以看見他的一切行動。”侄子望著叔叔嚴肅、認真、驚恐和神秘兮兮的樣子，甚覺悲哀，說道：“你是學物理的，你知道電波透不過牆，根本沒有這種事，是幻覺。”葉企孫根本不相信侄子的話，說你到我家來聽就知道了，說不定現在就有這種“雷達”。為了打破葉的幻覺，解除心中的恐懼，侄子不久到了叔叔單人居住的“家”中，葉企孫瞪大眼睛，神態嚴肅地說：“你注意聽，我現在喝一口茶，等一會馬上就會有廣播。”等了一會兒，葉銘漢告訴說根本沒有這回事，是幻覺。葉企孫說：“有，是你的耳朵聾，因此聽不見。”葉還吹噓因為他的耳朵靈敏度高，所以聽到了。過了幾天，葉企孫的一個老工友突然找到葉銘漢：“說他覺得葉的神經有毛病了。並說葉這幾天常說，電台廣播要他去中南海開會。有一天，葉忽然穿好衣服要出去，說廣播說在車庫上車。出去過了一會葉又回來，說廣播不讓他去，葉不願去。”3月30日一清早，葉企孫又慌慌張張地跑到葉銘漢家說：“昨晚非常緊張，井岡山幾次敲鑼打鼓來找他，要結合(果)他，幸好解放軍保護了他。”又說：“聽說科學院有人受傷了，聽廣播說，吳有訓受傷了，不知有無此事?”侄子答道：“根本是你的神經有毛病，吳有訓好好的。”葉企孫不相信，和侄子一起到物理學家趙忠堯家說明來意並打聽真偽。趙說吳有訓現在好好的，恐怕是你聽錯了。葉企孫爭辯道，沒有聽錯，如果錯了，那就是電台的廣播講錯了。葉企孫的神經錯亂症隨著“文革”的深入漸漸“深入”得不能自拔，葉經常對他的侄子說：“電台里對他的每一行動都有反應，一天到晚，隨便走到哪裡，都有反應。”同時他經常聽到“井岡山和新北大公社兩個電台時常辯論他和崔雄昆的問題，誰是更大的特務”。
在這樣的高壓和悲慘處境中，葉企孫又以“C.C.特務”而鋃鐺入獄。等他從獄中出來的時候，已身患重病，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兩腿腫脹得難以站立。偶爾走動，腰彎成九十度，似一根彎曲的枯木在風雨中搖晃。再後來，幻想症加重，精神分裂，成了一個整日胡言亂語的瘋子。
自1969年底出獄始，葉企孫每月只能領50元工資，吃飯穿衣皆不能足。1975年，葉企孫被解除“隔離審查”，但仍然“只能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儘管葉已神經錯亂，但生理的需求與求生的本能，仍使他在懵懵懂懂中尋找活命的食物與精神的慰藉，當監管者放鬆警惕之時，葉便悄悄溜出家門，來到中關村一帶的小攤上討吃討喝，嘴裡不住地咕囔著別人很難聽懂的話語。由於一些科學研究部門進駐，這時中關村一帶已成為知識分子的聚居地，不少與葉熟悉的人在海淀鎮見到了這一慘不忍睹的情景：葉企孫頭髮花白，弓著背，整個身子呈九十度直角狀，穿著一雙幫裂頭缺的破棉鞋，躑躅街頭，間或踽踽前行。有時來到一家店鋪小攤，或買或向攤主伸手索要兩個明顯帶有蟲咬疤痕的小蘋果，邊走邊津津津有味地啃著。若碰到教授模樣或學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隻枯乾的手，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觀者無不為之潸然。
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到了油干燈盡的晚年，葉自知將不久於人世，心胸遂開朗、坦然了許多，而此時的社會環境亦稍有改善，他的精神分裂症得以好轉。向來對自己經歷的苦難與冤屈默默忍受，從不向外人訴說的葉企孫，突然有一天，翻出范曄的《獄中與諸甥侄書》，指給一位前來探視的摯友閱看，《書》的首段是：“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己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日夕涼風至(3)
范曄是南朝(宋)著名的官宦和史學家，也是備受世人稱道的“前四史”之一《後漢書》主要編撰者。范氏晚年因參與謀立彭城王劉義康為帝，事泄而遭殺身之禍，並株連家人與親朋好友。范與葉的具體情形自然不同，一個是事敗入獄，一個是蒙冤入獄，想來葉渴望別人理解自己為人處世的情感，要比范氏強烈得多。遺憾的是，在當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政治背景下，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窺探他的“意中所解”，與“悉知”其內心的苦痛與悲涼。
1977年1月13日，葉企孫終於走完了最後一段悽苦悲涼的人生旅程，撒手歸天，默默告別了這個曾給予他歡樂與苦痛的紛亂世界。⑦
注釋
①“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之說，見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載《傅斯年》，聊城師範學院歷史系等合編，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②③2004年5月作者採訪葉企孫助手何成鈞之記錄。
④從這則笑話也可看出，為何原燕京大學的遺產繼承者與原北京大學鬧校產糾紛。據原燕大教務長梅貽寶說，“一九七九年中共政府與美國建交後，曾交付賠償金一筆。燕京大學的校產是其中的一項”。
⑤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大會，隆重表彰研製“兩彈一星”的功臣，共有23位科學家獲得“兩彈一星功勳勳章”。分別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其中王淦昌、趙九章、錢三強、王大珩、彭桓武、屠守鍔、鄧稼先、朱光亞等著名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都是葉企孫親自指導過的學生。而周光召、程開甲、錢驥、于敏等，則是葉企孫學生的學生。
⑥井岡山兵團與新北大公社，是“文革”中於北京大學產生的兩個水火不容的紅衛兵造反組織，這兩個組織曾一度控制了北大的權力，並對北大知識分子進行殘酷折磨，製造了駭人聽聞的血案。文中提到的崔雄昆，乃“文革”前北京大學教務長，中共北大黨委常委。“文革”開始後被紅衛兵打倒，1968年10月16日晚，從“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集中地28樓出走，在北京大學紅湖游泳池自殺，時年49歲。葉銘漢，1925年生於上海，194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獲學士學位。曾任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學術主任，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等職。實驗高能物理學粒子探測技術專家，199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⑦1986年8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發出《關於熊大正(縝)問題的平反決定》，文中稱：“當時定熊大正為特務的依據有四條：一、熊大正是天津國民黨特務機關--'天津黨、政、軍聯合辦事處'派到冀中軍區的特務，並向冀中輸送特務搞破壞活動;二、他在北京新街口基督教會及東珠市口九號兩個聯絡點，與黃浩和日本特務德先生接頭，並派裕少青幫助德先生進行特務活動;三、他是葉企孫發展的C.C.特務;四、他在冀中軍區成立'技術研究班'進行特務活動。現已查明上述四條依據都不存在。”“熊大正同志是1938年4月經我黨之關係人葉企孫、孫魯同志介紹，通過我平、津、保秘密交通站負責人張珍和我黨在北平之秘密工作人員黃浩同志，到冀中軍區參加抗日工作的愛國知識分子……定熊大正同志為國民黨C.C.特務而處決，是無證據的，純屬冤案。因此，省委決定為熊大正同志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按因公犧牲對待。”
當葉銘漢把周培源的話向叔叔轉告後，葉企孫並不相信。到了3月中旬，葉又對侄子說：“他一舉一動井岡山都有反映(應)，他喝一口茶，電台就說他喝茶不對;他走出門，電台就叫他馬上回去等等。葉說，井岡山一定有一套類似雷達的偵察系統，可以看見他的一切行動。”侄子望著叔叔嚴肅、認真、驚恐和神秘兮兮的樣子，甚覺悲哀，說道：“你是學物理的，你知道電波透不過牆，根本沒有這種事，是幻覺。”葉企孫根本不相信侄子的話，說你到我家來聽就知道了，說不定現在就有這種“雷達”。為了打破葉的幻覺，解除心中的恐懼，侄子不久到了叔叔單人居住的“家”中，葉企孫瞪大眼睛，神態嚴肅地說：“你注意聽，我現在喝一口茶，等一會馬上就會有廣播。”等了一會兒，葉銘漢告訴說根本沒有這回事，是幻覺。葉企孫說：“有，是你的耳朵聾，因此聽不見。”葉還吹噓因為他的耳朵靈敏度高，所以聽到了。過了幾天，葉企孫的一個老工友突然找到葉銘漢：“說他覺得葉的神經有毛病了。並說葉這幾天常說，電台廣播要他去中南海開會。有一天，葉忽然穿好衣服要出去，說廣播說在車庫上車。出去過了一會葉又回來，說廣播不讓他去，葉不願去。”3月30日一清早，葉企孫又慌慌張張地跑到葉銘漢家說：“昨晚非常緊張，井岡山幾次敲鑼打鼓來找他，要結合(果)他，幸好解放軍保護了他。”又說：“聽說科學院有人受傷了，聽廣播說，吳有訓受傷了，不知有無此事?”侄子答道：“根本是你的神經有毛病，吳有訓好好的。”葉企孫不相信，和侄子一起到物理學家趙忠堯家說明來意並打聽真偽。趙說吳有訓現在好好的，恐怕是你聽錯了。葉企孫爭辯道，沒有聽錯，如果錯了，那就是電台的廣播講錯了。葉企孫的神經錯亂症隨著“文革”的深入漸漸“深入”得不能自拔，葉經常對他的侄子說：“電台里對他的每一行動都有反應，一天到晚，隨便走到哪裡，都有反應。”同時他經常聽到“井岡山和新北大公社兩個電台時常辯論他和崔雄昆的問題，誰是更大的特務”。
在這樣的高壓和悲慘處境中，葉企孫又以“C.C.特務”而鋃鐺入獄。等他從獄中出來的時候，已身患重病，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兩腿腫脹得難以站立。偶爾走動，腰彎成九十度，似一根彎曲的枯木在風雨中搖晃。再後來，幻想症加重，精神分裂，成了一個整日胡言亂語的瘋子。
自1969年底出獄始，葉企孫每月只能領50元工資，吃飯穿衣皆不能足。1975年，葉企孫被解除“隔離審查”，但仍然“只能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儘管葉已神經錯亂，但生理的需求與求生的本能，仍使他在懵懵懂懂中尋找活命的食物與精神的慰藉，當監管者放鬆警惕之時，葉便悄悄溜出家門，來到中關村一帶的小攤上討吃討喝，嘴裡不住地咕囔著別人很難聽懂的話語。由於一些科學研究部門進駐，這時中關村一帶已成為知識分子的聚居地，不少與葉熟悉的人在海淀鎮見到了這一慘不忍睹的情景：葉企孫頭髮花白，弓著背，整個身子呈九十度直角狀，穿著一雙幫裂頭缺的破棉鞋，躑躅街頭，間或踽踽前行。有時來到一家店鋪小攤，或買或向攤主伸手索要兩個明顯帶有蟲咬疤痕的小蘋果，邊走邊津津津有味地啃著。若碰到教授模樣或學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隻枯乾的手，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觀者無不為之潸然。
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到了油干燈盡的晚年，葉自知將不久於人世，心胸遂開朗、坦然了許多，而此時的社會環境亦稍有改善，他的精神分裂症得以好轉。向來對自己經歷的苦難與冤屈默默忍受，從不向外人訴說的葉企孫，突然有一天，翻出范曄的《獄中與諸甥侄書》，指給一位前來探視的摯友閱看，《書》的首段是：“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己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日夕涼風至(3)
范曄是南朝(宋)著名的官宦和史學家，也是備受世人稱道的“前四史”之一《後漢書》主要編撰者。范氏晚年因參與謀立彭城王劉義康為帝，事泄而遭殺身之禍，並株連家人與親朋好友。范與葉的具體情形自然不同，一個是事敗入獄，一個是蒙冤入獄，想來葉渴望別人理解自己為人處世的情感，要比范氏強烈得多。遺憾的是，在當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政治背景下，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窺探他的“意中所解”，與“悉知”其內心的苦痛與悲涼。
1977年1月13日，葉企孫終於走完了最後一段悽苦悲涼的人生旅程，撒手歸天，默默告別了這個曾給予他歡樂與苦痛的紛亂世界。⑦
注釋
①“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之說，見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載《傅斯年》，聊城師範學院歷史系等合編，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②③2004年5月作者採訪葉企孫助手何成鈞之記錄。
④從這則笑話也可看出，為何原燕京大學的遺產繼承者與原北京大學鬧校產糾紛。據原燕大教務長梅貽寶說，“一九七九年中共政府與美國建交後，曾交付賠償金一筆。燕京大學的校產是其中的一項”。
⑤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大會，隆重表彰研製“兩彈一星”的功臣，共有23位科學家獲得“兩彈一星功勳勳章”。分別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其中王淦昌、趙九章、錢三強、王大珩、彭桓武、屠守鍔、鄧稼先、朱光亞等著名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都是葉企孫親自指導過的學生。而周光召、程開甲、錢驥、于敏等，則是葉企孫學生的學生。
⑥井岡山兵團與新北大公社，是“文革”中於北京大學產生的兩個水火不容的紅衛兵造反組織，這兩個組織曾一度控制了北大的權力，並對北大知識分子進行殘酷折磨，製造了駭人聽聞的血案。文中提到的崔雄昆，乃“文革”前北京大學教務長，中共北大黨委常委。“文革”開始後被紅衛兵打倒，1968年10月16日晚，從“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集中地28樓出走，在北京大學紅湖游泳池自殺，時年49歲。葉銘漢，1925年生於上海，194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獲學士學位。曾任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學術主任，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等職。實驗高能物理學粒子探測技術專家，199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⑦1986年8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發出《關於熊大正(縝)問題的平反決定》，文中稱：“當時定熊大正為特務的依據有四條：一、熊大正是天津國民黨特務機關--'天津黨、政、軍聯合辦事處'派到冀中軍區的特務，並向冀中輸送特務搞破壞活動;二、他在北京新街口基督教會及東珠市口九號兩個聯絡點，與黃浩和日本特務德先生接頭，並派裕少青幫助德先生進行特務活動;三、他是葉企孫發展的C.C.特務;四、他在冀中軍區成立'技術研究班'進行特務活動。現已查明上述四條依據都不存在。”“熊大正同志是1938年4月經我黨之關係人葉企孫、孫魯同志介紹，通過我平、津、保秘密交通站負責人張珍和我黨在北平之秘密工作人員黃浩同志，到冀中軍區參加抗日工作的愛國知識分子……定熊大正同志為國民黨C.C.特務而處決，是無證據的，純屬冤案。因此，省委決定為熊大正同志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按因公犧牲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