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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葉性溫口訥，但骨子裡流淌的卻是自由知識分子的血性，面對強權與一群隨著政治風潮上下左右地撲騰的見風轉舵者，他毫不客氣地給予批評與嘲諷。1949年1月19日，中共北平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代表錢俊瑞、張宗麟，在零星的槍炮聲中率部赴清華園正式接管這所大學。對於這一歷史性場面，葉企孫浮想聯翩，曾對他的一位知近友生說：“國民黨在1927年，也有一些如張道藩那樣的人，和今天的錢俊瑞這些人一樣，朝氣蓬勃，也像年青有為的樣子，但後來變壞了……”葉所說的“變壞”，是一種隱喻，暗含了對未來政治制度及其附庸者的擔憂。也就在這一年，清華一些學生被迫作自我檢查，以消除家庭對自己的影響。葉企孫對此頗為不滿，說道：“共產黨的自我檢查，很有點像基督教、天主教的懺悔，如果讓清華的教授也這樣做，可能有好些人會自殺。”葉的言論，不幸在幾年後竟成讖語。
當江山易主、政權更替後，政治就更不是葉企孫這位“不諳新事理、新邏輯”的人所能玩得了的了，他被人稀里糊塗地扶上牆，不知道看風視水、左右逢源之術，悲劇性的命運也由此開始。隨著1951年秋展開的“思想改造”運動與“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作為清華大學一把手的葉企孫，表現令當局“大為失望”。到了這個時候，他不但不按當局的意圖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大罵胡適、傅斯年等“反動文人”，卻還在不知趣地倡導“高校教學與科研要自由、民主”等與時興的“階級鬥爭”、“集體主義”等政治口號相對立的思想。同時他還更加不知輕重地提倡“凡事都要獨立思考”一番，並謂對學術如此，對政治問題也是如此等等。對當時爆發的韓戰，葉認為這是“美國的一種戰略考慮，是針對蘇聯極權主義陰謀”的戰爭，並且斷言“戰爭永不會消除，帝國主義消滅後，共產黨內部又要打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例”。又說：“共產黨的報紙太刻薄，如'美國娼妓'等這些用詞是不應該寫的。”與此同時，他針對正在積極向中共靠攏的馮友蘭發表的《美國法西斯化》一文提出批評，謂“寫得太過分了”云云。
重返清華(3)
葉企孫的言論和表現終於激怒了當局，上級“組織部門”開始發動清華師生對其展開“狂風暴雨式的批評”。葉一看勢頭不對，略有省悟，被迫在大會上作“深刻檢討”。此時，已在思想運動和“精神洗澡”中獲得“新生”的清華“進步”師生們，以“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紛紛指責葉是“以資產階級觀點辦清華，是繼承梅貽琦的傳統和遺毒”，沒有幾個回合，葉企孫像一隻過街老鼠，在一片喊打聲中被趕下台來。
此刻，由於學習蘇聯的教育模式，教育部決定對全國高校進行大規模調整，同時由教育部聘請的蘇聯專家陸續到校當起了“太上校長”。1952年6月27日，“京津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當局決定劉仙洲任主任委員，錢偉長、陳士驊任副主任委員。原出身機械科的清華工學院教授劉仙洲榮登大位後，立即勒令葉企孫“應向教育部自請處分”。已經倒台的葉企孫在三番五次檢討之後，最後由“組織”出面作了結論性的調子：“他現在已在清華失去了威信。故擬不再採取群眾大會方式對之進行批評，打算找一些人幫助他一下，如沒有什麼變化，就拖著尾巴過關，以後再耐心地在長期中給以教育……”這個結論，實際上是一個暗含殺機的隱語，即以後再慢慢收拾他。自此，葉企孫踏上了一條危機四伏、命懸一線的夜行之旅。
1952年10月，院校調整基本完成。根據教育部指令，天津南開大學由私立改為國立，隸屬教育部直屬院校。由美帝國主義歸還庚款起家的清華大學，自然屬於重點調整與“清算”的對象。為減少美帝國主義在清華留下的印痕與毒素，其屬下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等三個學院全部從清華革掉，併入北大，清華得到的只是北大一個小小的工學院。在這場調整中，清華被從整體上肢解和“清算”，元氣大傷，只作為一個工科大學孤獨地存活下來。而作為“五四運動”發源地的北大，則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不僅兼併了清華的三個學院，還兼併了中法大學與中國大學的一部分，同時還接收了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學的校產與全部教職員工和學生。北京大學陸續撤出京城中心以沙灘紅樓為主要根據地的三院，盡數遷到城郊海淀鎮原燕京大學校園內開課，清華、北大始成為間隔一塊開闊地的近鄰。20世紀80年代末，一位國際知名的華裔學者，因慕蔡元培、陳獨秀、傅斯年等前輩的大名，曾專門前往坐落在海淀鎮的北京大學憑弔“五四搖籃”，一時傳為笑談。④另外，據說燕京大學被停辦肢解後，校園本來準備給1950年10月3日以華北大學為基礎合併組建的中國人民大學，但是人大的當權者堅持不在資本主義的土地上建設社會主義事業。如此這般，北大才有機會進駐美麗的燕大校園。北大本來準備的新址在玉淵潭附近，即今中科院周邊位置。人大捨棄燕園後，在南部圈地一塊，建了圍牆，中間搞了一條貫穿東西的如同菜市場一樣的筒子街，算是徹底地與資產階級劃清了界線，進入了造就新一代“又紅又專”大學生的新時代。
按照當時教育部調整方針，清華把三個學院交出的同時，必須把館藏的全部文、法圖書一同交於北大。清華同仁見自己並無大錯，只因與美國的關係較其他國立學校走得更近，在這場調整中受傷最大，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一個繁盛的清華頓時坍塌衰落，成為半截破廟，而廟裡的和尚也幾無藏身念經做法之地，遂把滿腔怨氣與激憤之言撒到教育部特別是清華主事者劉仙洲頭上。一時間，清華同仁開始對劉仙洲施以顏色，劉氏頓成過街老鼠，狼狽不堪，工作大受影響。在這種情形下，12月4日，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准，任命38歲的原清華畢業生蔣南翔為清華大學校長，劉仙洲被踹到一邊，為副校長。年輕氣盛的蔣南翔一上任，就以凌厲的作風和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威勢，立即下令截留了正準備向北大搬運的館藏文、法圖書。正是這批寶貴書籍沒有流走，為30多年後清華順利恢復文科埋下一條暗道。稍後，蔣南翔以深遠的眼光和宏大的氣魄再顯神通，於清華園基礎上，奮力向南、向東兩個方向極度拓展，並以驚人的處世能力把東部的鐵路推出新規劃的校園之外。由此，清華園占地面積比原來擴大三倍以上，成為全國無一家能與之匹敵的面積最大的園林式學校。如此壯舉，為40年後清華的全面復興埋下了伏筆。
離奇的C.C.特務案(1)
離奇的C.C.特務案
隨著清華三個學院併入北大，葉企孫被調入北大物理系作為一名普通教授開始登台講授《光學》等基礎課程。這個時候，已沒有多少人還感覺到這位頭髮漸白的老人乃是中國物理學界的一代宗師。直到許多年後，人們才忽然憶起，墓木已拱的葉企孫原來是中國“兩彈一星之祖”，才曉得新中國成立50周年之際，在23位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科學家中，有9位是他的學生，兩位是他學生的學生，另外還有兩位的事業與他有著密切的關係。⑤僥倖躲過了一系列政治運動的葉企孫，隨著“文革”爆發，終於難逃一劫。紅色中國的開國上將、時任鐵道部部長的呂正操遭到關押，中央軍委成立專案組審查呂的問題。由於呂被關押牽涉到一個不為世人所知的“小人物”熊大縝，又由於熊大縝的關係，使葉企孫受到株連。於是，葉企孫的厄運到了。
當江山易主、政權更替後，政治就更不是葉企孫這位“不諳新事理、新邏輯”的人所能玩得了的了，他被人稀里糊塗地扶上牆，不知道看風視水、左右逢源之術，悲劇性的命運也由此開始。隨著1951年秋展開的“思想改造”運動與“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作為清華大學一把手的葉企孫，表現令當局“大為失望”。到了這個時候，他不但不按當局的意圖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大罵胡適、傅斯年等“反動文人”，卻還在不知趣地倡導“高校教學與科研要自由、民主”等與時興的“階級鬥爭”、“集體主義”等政治口號相對立的思想。同時他還更加不知輕重地提倡“凡事都要獨立思考”一番，並謂對學術如此，對政治問題也是如此等等。對當時爆發的韓戰，葉認為這是“美國的一種戰略考慮，是針對蘇聯極權主義陰謀”的戰爭，並且斷言“戰爭永不會消除，帝國主義消滅後，共產黨內部又要打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例”。又說：“共產黨的報紙太刻薄，如'美國娼妓'等這些用詞是不應該寫的。”與此同時，他針對正在積極向中共靠攏的馮友蘭發表的《美國法西斯化》一文提出批評，謂“寫得太過分了”云云。
重返清華(3)
葉企孫的言論和表現終於激怒了當局，上級“組織部門”開始發動清華師生對其展開“狂風暴雨式的批評”。葉一看勢頭不對，略有省悟，被迫在大會上作“深刻檢討”。此時，已在思想運動和“精神洗澡”中獲得“新生”的清華“進步”師生們，以“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紛紛指責葉是“以資產階級觀點辦清華，是繼承梅貽琦的傳統和遺毒”，沒有幾個回合，葉企孫像一隻過街老鼠，在一片喊打聲中被趕下台來。
此刻，由於學習蘇聯的教育模式，教育部決定對全國高校進行大規模調整，同時由教育部聘請的蘇聯專家陸續到校當起了“太上校長”。1952年6月27日，“京津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當局決定劉仙洲任主任委員，錢偉長、陳士驊任副主任委員。原出身機械科的清華工學院教授劉仙洲榮登大位後，立即勒令葉企孫“應向教育部自請處分”。已經倒台的葉企孫在三番五次檢討之後，最後由“組織”出面作了結論性的調子：“他現在已在清華失去了威信。故擬不再採取群眾大會方式對之進行批評，打算找一些人幫助他一下，如沒有什麼變化，就拖著尾巴過關，以後再耐心地在長期中給以教育……”這個結論，實際上是一個暗含殺機的隱語，即以後再慢慢收拾他。自此，葉企孫踏上了一條危機四伏、命懸一線的夜行之旅。
1952年10月，院校調整基本完成。根據教育部指令，天津南開大學由私立改為國立，隸屬教育部直屬院校。由美帝國主義歸還庚款起家的清華大學，自然屬於重點調整與“清算”的對象。為減少美帝國主義在清華留下的印痕與毒素，其屬下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等三個學院全部從清華革掉，併入北大，清華得到的只是北大一個小小的工學院。在這場調整中，清華被從整體上肢解和“清算”，元氣大傷，只作為一個工科大學孤獨地存活下來。而作為“五四運動”發源地的北大，則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不僅兼併了清華的三個學院，還兼併了中法大學與中國大學的一部分，同時還接收了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學的校產與全部教職員工和學生。北京大學陸續撤出京城中心以沙灘紅樓為主要根據地的三院，盡數遷到城郊海淀鎮原燕京大學校園內開課，清華、北大始成為間隔一塊開闊地的近鄰。20世紀80年代末，一位國際知名的華裔學者，因慕蔡元培、陳獨秀、傅斯年等前輩的大名，曾專門前往坐落在海淀鎮的北京大學憑弔“五四搖籃”，一時傳為笑談。④另外，據說燕京大學被停辦肢解後，校園本來準備給1950年10月3日以華北大學為基礎合併組建的中國人民大學，但是人大的當權者堅持不在資本主義的土地上建設社會主義事業。如此這般，北大才有機會進駐美麗的燕大校園。北大本來準備的新址在玉淵潭附近，即今中科院周邊位置。人大捨棄燕園後，在南部圈地一塊，建了圍牆，中間搞了一條貫穿東西的如同菜市場一樣的筒子街，算是徹底地與資產階級劃清了界線，進入了造就新一代“又紅又專”大學生的新時代。
按照當時教育部調整方針，清華把三個學院交出的同時，必須把館藏的全部文、法圖書一同交於北大。清華同仁見自己並無大錯，只因與美國的關係較其他國立學校走得更近，在這場調整中受傷最大，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一個繁盛的清華頓時坍塌衰落，成為半截破廟，而廟裡的和尚也幾無藏身念經做法之地，遂把滿腔怨氣與激憤之言撒到教育部特別是清華主事者劉仙洲頭上。一時間，清華同仁開始對劉仙洲施以顏色，劉氏頓成過街老鼠，狼狽不堪，工作大受影響。在這種情形下，12月4日，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准，任命38歲的原清華畢業生蔣南翔為清華大學校長，劉仙洲被踹到一邊，為副校長。年輕氣盛的蔣南翔一上任，就以凌厲的作風和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威勢，立即下令截留了正準備向北大搬運的館藏文、法圖書。正是這批寶貴書籍沒有流走，為30多年後清華順利恢復文科埋下一條暗道。稍後，蔣南翔以深遠的眼光和宏大的氣魄再顯神通，於清華園基礎上，奮力向南、向東兩個方向極度拓展，並以驚人的處世能力把東部的鐵路推出新規劃的校園之外。由此，清華園占地面積比原來擴大三倍以上，成為全國無一家能與之匹敵的面積最大的園林式學校。如此壯舉，為40年後清華的全面復興埋下了伏筆。
離奇的C.C.特務案(1)
離奇的C.C.特務案
隨著清華三個學院併入北大，葉企孫被調入北大物理系作為一名普通教授開始登台講授《光學》等基礎課程。這個時候，已沒有多少人還感覺到這位頭髮漸白的老人乃是中國物理學界的一代宗師。直到許多年後，人們才忽然憶起，墓木已拱的葉企孫原來是中國“兩彈一星之祖”，才曉得新中國成立50周年之際，在23位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科學家中，有9位是他的學生，兩位是他學生的學生，另外還有兩位的事業與他有著密切的關係。⑤僥倖躲過了一系列政治運動的葉企孫，隨著“文革”爆發，終於難逃一劫。紅色中國的開國上將、時任鐵道部部長的呂正操遭到關押，中央軍委成立專案組審查呂的問題。由於呂被關押牽涉到一個不為世人所知的“小人物”熊大縝，又由於熊大縝的關係，使葉企孫受到株連。於是，葉企孫的厄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