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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大縝贈給葉企孫的照片熊大縝於1913年生於上海新閘路一個書香之家，1931年由北師大附中考入清華大學，次年入物理系聽葉企孫所講課程。熊的英俊、聰明與善解人意，很快受到葉的注意。因熊與葉同操滬語，相互間又增添了幾分親密。從1933年到1936年的四年間，每年暑假，葉都帶熊到外地“遊歷山水”，開闊眼界。1935年夏，熊從清華物理系畢業，其畢業論文是葉指導的《紅外光照相術》。在葉的推薦下，熊於同年秋留校任助教，並作為葉的助手住進尚是獨身的葉企孫家中，師生情誼甚篤。
1937年冬天，葉企孫在天津清華同學會住所休養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平津淪陷，葉企孫於8月中旬隨清華大學師生秘密赴天津準備轉道南下。就在等船的時候，葉得了副傷寒症，不得不住進天津醫院治療。在治療期間，他得到梅貽琦從南京拍來的密電，令他在天津留守，組織部分人員負責接待經天津轉道南方的清華大學教職員工。葉服從了這一決定，並於10月初出院後移住在天津“清華同學會”辦公處，一邊療養，一邊主持接待事宜。熊大縝作為葉的助手隨侍左右，並出面署理食宿接待、買船票、送站等繁瑣事務。舊曆年過後，清華教職工大部分已經南下，葉的留守已無必要，遂準備赴長沙。正在這時，又聽到已遷長沙的清華、北大、南開等組成的臨時大學欲再遷昆明，葉決定稍緩行動，以便不經長沙而直達昆明。就在這個滯留的空隙，一個決定葉、熊二人命運的意外且有幾分詭異的事件發生了。
1938年3月的一天，熊大縝突然對葉企孫說：“我要到冀中區去，幫助那裡的人們進行武裝抗日，那裡需要科技人員幫助。”葉聽罷有些吃驚，便問：“是誰介紹你去的?”熊答道：“是一位姓黃的，事情緊急，我這幾天就要動身。”葉在後來的交待材料中說：“吾是不贊成他去的，但因事關抗日，吾無法極力阻止，也沒有什麼理由可以阻止他。幾天後，他動身了。吾只送他到同學會門口，沒有看到帶路的人。”到了這年的端午節，熊大縝與一位北平工學院畢業生結伴來到天津找到葉企孫。師生見面，葉才得知熊到冀中後，在呂正操麾下的後勤部門工作。
呂正操原是東北軍首領張學良的副官，“七七事變”時任原東北軍改編的國民黨五十三軍一三○師六九一團團長，防區在石家莊、保定一線。1937年10月14日，呂正操率部在小樵鎮宣布脫離國民黨五十三軍，改稱“人民自衛軍”，自任總司令，同時接受共產黨中央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指示，向敵後撤退，獨立抗日打游擊。後隨著戰爭形勢發展，呂又出任八路軍第三縱隊司令員兼冀中軍區司令員、冀中區總指揮部副總指揮、晉綏軍區司令員等要職，率部在冀中地區與日軍展開游擊戰，創建了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塊平原抗日根據地。
離奇的C.C.特務案(2)
當時的冀中軍區極需武器彈藥特別是無線電收發設備，中共冀中軍區黨委秘密派遣地下黨員張珍(原輔仁大學助教)赴平津組織一批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到根據地，從事輸運、製造烈性炸藥和收發報機的裝配工作。張珍領命後來到北平，打聽到輔仁大學的同學孫魯以及住在北平某教會學校的長老會長老黃浩(按：據資料透露，黃與中共地下黨有來往，其子與張珍同學)，孫與黃又找到了在天津留守的熊大縝(按：孫後來由輔仁轉到清華念書，曾與熊一個宿舍)。在孫與黃的鼓動下，熊頭腦一熱，決定放棄南下計劃，毅然決然地奔赴冀中參加抗日。熊大縝安全到達預定地點後，很快被任命為冀中軍區供給部部長，並著手籌建技術研究社，開展烈性炸藥、地雷、雷管等研製工作，以炸毀從北平到滄州、石家莊一線的鐵路，切斷日敵的交通大動脈。他同時研究、安裝短波通訊工具，以保證軍事通訊的暢通。要完成這一工作，就需要購買材料和尋找相關的技術人才，於是熊於端午節來到天津尋求恩師葉企孫幫助。
分別數月的師生相見，自是一番親熱交談。當熊大縝談了自己的情況與受領的任務後，葉很為熊的處境擔心，曾言：“縝弟去冀中任供給部長時，予即以為彼在區中無可靠的、素來相熟的、而且有見識的朋友，而即應此重任，恐無好果。”葉企孫此言，不失為上海人的精明與幾度主持清華校務“過來人”的經驗之談。後來的事實不幸被言中，除了熊本人不久丟掉了性命，被他招去的師生與朋友也慘遭厄運。不過，當時國共在表面上已形成了抗日統一戰線，全國範圍內興起了“抗戰第一，其他政治見解、個人利益均放在一邊”的抗日愛國風潮，葉企孫在為弟子擔驚受怕的同時，也認為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國家需要這樣的忠勇之士勇敢地站出來為國效力，並認為“在全國抗戰時期，須得容忍不同的政治思想和組織，凡是確在做抗戰工作的人，大家都應鼓勵他們、支持他們”。這樣，葉企孫不但未阻止熊大縝的人生選擇和工作計劃，反而在留津的空隙秘密幫助熊接通關係，購買製備雷管需用的化學原料和銅殼，製備電雷管需用的鉑絲和控制爆炸用的電動起爆器等。同時按熊的要求，葉先後介紹了汪德熙、李廣信、閻裕昌、胡大佛等清華師生、職工和平津高校的畢業生去冀中軍區參加了“技術研究社”，開展各種軍火、通訊設備的研製工作。
熊大縝得到了葉企孫推薦的人才與購買的材料後回到部隊，在製造炸藥的同時，又用土辦法、土設備成功地研製出了合格的槍炮彈藥。1938年9月，熊大縝等幾位技術人員與官兵一起，在平漢鐵路保定方順橋附近埋設了由“技術研究社”研製的TNT藥性地雷，將駛來的日軍機車車頭炸得粉碎。自此，這種含TNT烈性炸藥的地雷在冀中平原廣泛應用，日軍聞之喪膽，吃盡了苦頭。呂正操部控制的冀中平原，既無山區亦無森林，是打游擊戰的禁忌，甚至在兵法上被視為“死地”與“絕地”。而呂部在無軍工物資彈藥來源的情況下，竟能與強大的日軍機械化部隊抗爭一時，其中奧妙除了巧妙的組織指揮和士兵英勇善戰外，很大一部分取決於熊大縝等愛國知識分子的加入以及科學技術發揮的作用。正是科技人才的加盟，抗戰八年，不但冀中軍區沒有被日軍消滅，反而創造了二次世界大戰史上的奇蹟。因為這一奇蹟，許多抗日文藝作品的原型來源於這支部隊，而且受到國外報刊的稱讚。當時有一位叫雷蒙德·保羅·陸登(RaymondPaulLudden)的美國外交官，率領美國軍事觀察團深入到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進行實際考察後，在他的報告中說：“冀中的形形色色的地雷和美國的火箭差不多，美國的技術在中國的冀察冀都有了。”為此，觀察員陸登曾向羅斯福總統建議，美國應直接與共產黨聯繫，協同作戰。令人遺憾和不解的是，當中共建立全國政權後，在所有涉及冀中抗日戰爭的史著和文藝作品中，很難見到對知識分子的描述。如名噪一時的《地雷戰》、《地道戰》、《平原作戰》等號稱“三戰”大片的電影，均沒有科技人才和愛國知識分子的蹤影，有的只是一群亂鬨鬨的農民不知天高地厚地刻苦研製、發明當時居世界尖端科學地位的烈性炸藥和巧妙神奇的地雷。從電影鏡頭和畫面看，這些研製均一一成功並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蹟。但若就歷史事實論，純是一派胡言亂語與痴人說夢。或許正是由於後來的勝利者多出身於苦大仇深的農民家庭，骨子裡對知識分子的輕視和不信任，才導致了熊大縝、葉企孫等自由知識分子的悲劇。
1937年冬天，葉企孫在天津清華同學會住所休養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平津淪陷，葉企孫於8月中旬隨清華大學師生秘密赴天津準備轉道南下。就在等船的時候，葉得了副傷寒症，不得不住進天津醫院治療。在治療期間，他得到梅貽琦從南京拍來的密電，令他在天津留守，組織部分人員負責接待經天津轉道南方的清華大學教職員工。葉服從了這一決定，並於10月初出院後移住在天津“清華同學會”辦公處，一邊療養，一邊主持接待事宜。熊大縝作為葉的助手隨侍左右，並出面署理食宿接待、買船票、送站等繁瑣事務。舊曆年過後，清華教職工大部分已經南下，葉的留守已無必要，遂準備赴長沙。正在這時，又聽到已遷長沙的清華、北大、南開等組成的臨時大學欲再遷昆明，葉決定稍緩行動，以便不經長沙而直達昆明。就在這個滯留的空隙，一個決定葉、熊二人命運的意外且有幾分詭異的事件發生了。
1938年3月的一天，熊大縝突然對葉企孫說：“我要到冀中區去，幫助那裡的人們進行武裝抗日，那裡需要科技人員幫助。”葉聽罷有些吃驚，便問：“是誰介紹你去的?”熊答道：“是一位姓黃的，事情緊急，我這幾天就要動身。”葉在後來的交待材料中說：“吾是不贊成他去的，但因事關抗日，吾無法極力阻止，也沒有什麼理由可以阻止他。幾天後，他動身了。吾只送他到同學會門口，沒有看到帶路的人。”到了這年的端午節，熊大縝與一位北平工學院畢業生結伴來到天津找到葉企孫。師生見面，葉才得知熊到冀中後，在呂正操麾下的後勤部門工作。
呂正操原是東北軍首領張學良的副官，“七七事變”時任原東北軍改編的國民黨五十三軍一三○師六九一團團長，防區在石家莊、保定一線。1937年10月14日，呂正操率部在小樵鎮宣布脫離國民黨五十三軍，改稱“人民自衛軍”，自任總司令，同時接受共產黨中央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指示，向敵後撤退，獨立抗日打游擊。後隨著戰爭形勢發展，呂又出任八路軍第三縱隊司令員兼冀中軍區司令員、冀中區總指揮部副總指揮、晉綏軍區司令員等要職，率部在冀中地區與日軍展開游擊戰，創建了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塊平原抗日根據地。
離奇的C.C.特務案(2)
當時的冀中軍區極需武器彈藥特別是無線電收發設備，中共冀中軍區黨委秘密派遣地下黨員張珍(原輔仁大學助教)赴平津組織一批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到根據地，從事輸運、製造烈性炸藥和收發報機的裝配工作。張珍領命後來到北平，打聽到輔仁大學的同學孫魯以及住在北平某教會學校的長老會長老黃浩(按：據資料透露，黃與中共地下黨有來往，其子與張珍同學)，孫與黃又找到了在天津留守的熊大縝(按：孫後來由輔仁轉到清華念書，曾與熊一個宿舍)。在孫與黃的鼓動下，熊頭腦一熱，決定放棄南下計劃，毅然決然地奔赴冀中參加抗日。熊大縝安全到達預定地點後，很快被任命為冀中軍區供給部部長，並著手籌建技術研究社，開展烈性炸藥、地雷、雷管等研製工作，以炸毀從北平到滄州、石家莊一線的鐵路，切斷日敵的交通大動脈。他同時研究、安裝短波通訊工具，以保證軍事通訊的暢通。要完成這一工作，就需要購買材料和尋找相關的技術人才，於是熊於端午節來到天津尋求恩師葉企孫幫助。
分別數月的師生相見，自是一番親熱交談。當熊大縝談了自己的情況與受領的任務後，葉很為熊的處境擔心，曾言：“縝弟去冀中任供給部長時，予即以為彼在區中無可靠的、素來相熟的、而且有見識的朋友，而即應此重任，恐無好果。”葉企孫此言，不失為上海人的精明與幾度主持清華校務“過來人”的經驗之談。後來的事實不幸被言中，除了熊本人不久丟掉了性命，被他招去的師生與朋友也慘遭厄運。不過，當時國共在表面上已形成了抗日統一戰線，全國範圍內興起了“抗戰第一，其他政治見解、個人利益均放在一邊”的抗日愛國風潮，葉企孫在為弟子擔驚受怕的同時，也認為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國家需要這樣的忠勇之士勇敢地站出來為國效力，並認為“在全國抗戰時期，須得容忍不同的政治思想和組織，凡是確在做抗戰工作的人，大家都應鼓勵他們、支持他們”。這樣，葉企孫不但未阻止熊大縝的人生選擇和工作計劃，反而在留津的空隙秘密幫助熊接通關係，購買製備雷管需用的化學原料和銅殼，製備電雷管需用的鉑絲和控制爆炸用的電動起爆器等。同時按熊的要求，葉先後介紹了汪德熙、李廣信、閻裕昌、胡大佛等清華師生、職工和平津高校的畢業生去冀中軍區參加了“技術研究社”，開展各種軍火、通訊設備的研製工作。
熊大縝得到了葉企孫推薦的人才與購買的材料後回到部隊，在製造炸藥的同時，又用土辦法、土設備成功地研製出了合格的槍炮彈藥。1938年9月，熊大縝等幾位技術人員與官兵一起，在平漢鐵路保定方順橋附近埋設了由“技術研究社”研製的TNT藥性地雷，將駛來的日軍機車車頭炸得粉碎。自此，這種含TNT烈性炸藥的地雷在冀中平原廣泛應用，日軍聞之喪膽，吃盡了苦頭。呂正操部控制的冀中平原，既無山區亦無森林，是打游擊戰的禁忌，甚至在兵法上被視為“死地”與“絕地”。而呂部在無軍工物資彈藥來源的情況下，竟能與強大的日軍機械化部隊抗爭一時，其中奧妙除了巧妙的組織指揮和士兵英勇善戰外，很大一部分取決於熊大縝等愛國知識分子的加入以及科學技術發揮的作用。正是科技人才的加盟，抗戰八年，不但冀中軍區沒有被日軍消滅，反而創造了二次世界大戰史上的奇蹟。因為這一奇蹟，許多抗日文藝作品的原型來源於這支部隊，而且受到國外報刊的稱讚。當時有一位叫雷蒙德·保羅·陸登(RaymondPaulLudden)的美國外交官，率領美國軍事觀察團深入到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進行實際考察後，在他的報告中說：“冀中的形形色色的地雷和美國的火箭差不多，美國的技術在中國的冀察冀都有了。”為此，觀察員陸登曾向羅斯福總統建議，美國應直接與共產黨聯繫，協同作戰。令人遺憾和不解的是，當中共建立全國政權後，在所有涉及冀中抗日戰爭的史著和文藝作品中，很難見到對知識分子的描述。如名噪一時的《地雷戰》、《地道戰》、《平原作戰》等號稱“三戰”大片的電影，均沒有科技人才和愛國知識分子的蹤影，有的只是一群亂鬨鬨的農民不知天高地厚地刻苦研製、發明當時居世界尖端科學地位的烈性炸藥和巧妙神奇的地雷。從電影鏡頭和畫面看，這些研製均一一成功並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蹟。但若就歷史事實論，純是一派胡言亂語與痴人說夢。或許正是由於後來的勝利者多出身於苦大仇深的農民家庭，骨子裡對知識分子的輕視和不信任，才導致了熊大縝、葉企孫等自由知識分子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