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頁
傅斯年進一步解釋說：“弟平日辦此所事，於人情之可以通融者無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醫務室完全破產。寅恪兄自港返，弟主張本院應竭力努力，弟固以為應該，然於章制之有限制者，則絲毫不通融。蓋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此信寫罷，傅斯年似覺仍有話沒有解釋清楚，又在信箋上端一空白處特地註明寅恪何以歷來稱為“專任研究員暫支兼任薪”之故云雲。
葉企孫接信後，覺得傅斯年所言有理，於6月30日回信說：“關於寅恪事，尊見甚是，請兄電彼徵詢其意見，倘彼決定在李莊工作，清華方面諒可容許其續假也。寅恪身體太弱，李莊昆明兩地中究以何處為宜，應由彼自定。”傅斯年接信，沒有按葉企孫所言去做，理由是：“以前此已兩函與之商榷此事，而電文又不能明也。然寅恪來信，未提及弟信，來信囑弟托杭立武兄設法在廣西大學為彼設一講座云云”，索性把葉信扔到一邊不再搭理。
可能是對陳寅恪的處境關照心切，葉企孫對此種變局卻視而不見，熱情不減，堅持聘陳寅恪為史語所專職研究員。按他的想法，既然在李莊的傅斯年不再理會，那就自己以總幹事的名義做主直接頒發聘書寄往桂林。7月下旬，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辦事員劉次簫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附一消息說：“葉先生函商院長聘陳寅恪先生為專任研究員，月薪六百元外加薪四十元，院長已批准照辦。俟葉先生將起薪月日函覆核，聘書即當寄貴所轉寄桂林也。”
霧都遙念陳寅恪(3)
傅斯年看罷此信，如同冷水潑頭，當場把信摔在地下，大喊一聲“他憑什麼!”跳將起來。傅斯年此前已說得非常明確，陳寅恪如任史語所專職，就必須來李莊，但陳氏尚未表態，自己亦未強行令其來川，兩邊當事者皆靜觀其變，以待形勢的發展。作為一個遠在重慶的中研院“閒曹”--院長手下的總幹事，每天要處理的事務如此之多、之雜、之緊急，何以迫不及待地跳將出來，踏著鼻子上臉，旁若無人地發號施令?如此不把自己這位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學界大鱷”放在眼裡，①這不是故意找事嗎?儘管自己大病在身，但還沒有行將就木，或者真的像孔祥熙之流期盼的那樣“快不行了”(按：傅在重慶住院治病時，與之不睦的孔祥熙放風，說傅“快不行了”，傅大為惱怒)，說不定哪一天會百病俱痊，返老還童，再度竄出深山老林，笑傲江湖，號令中研院各諸侯以威天下。如今，葉企孫竟公然蔑視自己這隻臥虎的存在，豈不是欺人太甚?想到此處，傅斯年滿懷悲憤之情，提起如椽大筆，於8月6日向葉企孫發出了一通連珠炮式的“聲明”：
一、弟絕不承認領專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在寅恪未表示到李莊之前，遽發聘書，而6月份薪起，即由寅恪自用，無異許其在桂林住而領專任薪。此與兄復弟之信大相背謬。
二、自杏佛、在君以來，總幹事未曾略過所長直接處理一所之事。所長不好，盡可免之;其意見不對，理當駁之。若商量不同意，最後自當以總幹事之意見為正，但不可跳過直接處理。在寅恪未表示到李莊之前，固不應發專任聘書，即發亦不應直接寄去(以未得弟同意也)，此乃違反本院十餘年來一個良好Tradition之舉也。
三、為彌補寅恪旅費，為寅恪之著作給獎(或日後有之，彼雲即有著作寄來)，院方無法報銷，以專任薪為名，弟可承認。在此以外，即為住桂林領專任薪，弟不能承認。
此事幸寅恪為明白之人，否則無異使人為“作梗之人”。尊處如此辦法，恐所長甚難做矣。弟近日深感力有不逮，為思永病費，已受同人責言。今如再添一個破壞組織通則第十條之例，援例者起，何以應付。此弟至感惶恐者也。
如此言詞激烈的檄文作完後，傅斯年仍覺尚有千頭萬緒的言語沒有盡情說出，繼續揮動大筆，以家長對孩子、老師對學生、長輩對晚生的口氣教訓：
即令弟同意此事，手續上亦須先經過本所所務會議通過，本所提請總處核辦。總處照章則辦理。亦一長手續也。又及與此事有關院章各條文：組織通則第十條“專任研究員及專任副研究員應常川在研究所從事研究。”第二條“本院各處所及事務人員之服務均須遵守本通則之規定”。此外，間接有關者尚多，故領專任研究員薪而在所外工作，大悖院章也。
傅斯年將一連串的“炮彈”淋漓盡致地傾泄而出，憤懣之情漸漸緩解，突然覺得應該以最快的速度打消陳寅恪就聘的念頭，否則將出現不必要的麻煩。他擬了“總處所發聘書，乃假定兄到李莊者”的電文，請那廉君連同信件一同發了出去。
8月14日，傅斯年的激憤心情已趨平和，經過理智思考，怕陳寅恪接到電報後產生誤會，“此固以寅恪就廣西大學之聘已解決，然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於是又即刻修書一封，先是促其儘速遷川，“瞻念前途，廣西似非我兄久居之地”，“若不早作決意，則將來更困難矣”，然後對自己不滿葉企孫發聘書之事，又向陳寅恪作了解釋：“此事在生人，或可以為系弟作梗。蓋兄以本院薪住桂，原甚便也。但兄向為重視法規之人，企孫所提辦法在本所之辦不通，兄知之必詳。本所諸君子皆自命為大賢，一有例外，即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醫費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輿論之不謂弟然也。此事兄必洞達此中情況。今此事以兄就廣西大學之聘而過去，然此事原委就不可不說也。”
陳寅恪接信後，於8月30日覆信道：“弟尚未得尊電之前，已接到總辦事處寄來專任研究員聘書，即於兩小時內冒暑下山，將其寄回。當時不知何故，亦不知葉企孫兄有此提議。(此事今日得尊函始知也，企孫只有一書致弟，言到重慶晤談而已。)弟當時之意，雖欲暫留桂，而不願在桂遙領專任之職。院章有專任駐所之規定，弟所夙知，豈有故違之理?今日我輩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點正與兄同意也……以大局趨勢、個人興趣言之，遲早必須入蜀，惟恐在半年以後也。總之，平生學道，垂死無聞，而周妻何肉，世累尤重，致負並世親朋之厚意，唏已。”
陳氏不愧是傅斯年的莫逆之交，他已從傅信中解讀出“本所諸君子皆自命為大賢”的箇中況味，為了不致引起諸位“大賢”的誤會，陳寅恪特以這種一切盡在不言中的方式，不動聲色地為傅斯年解困。陳氏出身家業興旺的名門望族，沒有破落大戶傅斯年那種自喻為“吾少也賤”的人生背景。有人云：“陳寅恪只是一位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式大師爾!”但通過他此次潔身自律，對世事的洞達明晰，以及為傅斯年巧妙解脫同仁可能產生誤會所獻的移花接木之術，可見此言大謬矣!
重返清華(1)
重返清華
陳寅恪這邊已得到安撫，重慶方面的葉企孫迫於壓力，亦來信向傅斯年作了道歉式解釋，其理由大致是：梅貽琦在得知陳寅恪抵達桂林後，欲出川資招回這位史學大師繼續服務於聯大，以保存清華實力。葉企孫得知這一消息，既為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自然要為中研院的興亡出謀劃策，為搶在清華之前抓住陳寅恪，才與朱家驊緊急協商，在得到朱的同意後，顧不得繁雜的典章制度，於匆忙中直接從重慶向陳寅恪發出了聘書。想不到此舉引起了傅斯年一番暴怒。
葉企孫接信後，覺得傅斯年所言有理，於6月30日回信說：“關於寅恪事，尊見甚是，請兄電彼徵詢其意見，倘彼決定在李莊工作，清華方面諒可容許其續假也。寅恪身體太弱，李莊昆明兩地中究以何處為宜，應由彼自定。”傅斯年接信，沒有按葉企孫所言去做，理由是：“以前此已兩函與之商榷此事，而電文又不能明也。然寅恪來信，未提及弟信，來信囑弟托杭立武兄設法在廣西大學為彼設一講座云云”，索性把葉信扔到一邊不再搭理。
可能是對陳寅恪的處境關照心切，葉企孫對此種變局卻視而不見，熱情不減，堅持聘陳寅恪為史語所專職研究員。按他的想法，既然在李莊的傅斯年不再理會，那就自己以總幹事的名義做主直接頒發聘書寄往桂林。7月下旬，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辦事員劉次簫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附一消息說：“葉先生函商院長聘陳寅恪先生為專任研究員，月薪六百元外加薪四十元，院長已批准照辦。俟葉先生將起薪月日函覆核，聘書即當寄貴所轉寄桂林也。”
霧都遙念陳寅恪(3)
傅斯年看罷此信，如同冷水潑頭，當場把信摔在地下，大喊一聲“他憑什麼!”跳將起來。傅斯年此前已說得非常明確，陳寅恪如任史語所專職，就必須來李莊，但陳氏尚未表態，自己亦未強行令其來川，兩邊當事者皆靜觀其變，以待形勢的發展。作為一個遠在重慶的中研院“閒曹”--院長手下的總幹事，每天要處理的事務如此之多、之雜、之緊急，何以迫不及待地跳將出來，踏著鼻子上臉，旁若無人地發號施令?如此不把自己這位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學界大鱷”放在眼裡，①這不是故意找事嗎?儘管自己大病在身，但還沒有行將就木，或者真的像孔祥熙之流期盼的那樣“快不行了”(按：傅在重慶住院治病時，與之不睦的孔祥熙放風，說傅“快不行了”，傅大為惱怒)，說不定哪一天會百病俱痊，返老還童，再度竄出深山老林，笑傲江湖，號令中研院各諸侯以威天下。如今，葉企孫竟公然蔑視自己這隻臥虎的存在，豈不是欺人太甚?想到此處，傅斯年滿懷悲憤之情，提起如椽大筆，於8月6日向葉企孫發出了一通連珠炮式的“聲明”：
一、弟絕不承認領專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在寅恪未表示到李莊之前，遽發聘書，而6月份薪起，即由寅恪自用，無異許其在桂林住而領專任薪。此與兄復弟之信大相背謬。
二、自杏佛、在君以來，總幹事未曾略過所長直接處理一所之事。所長不好，盡可免之;其意見不對，理當駁之。若商量不同意，最後自當以總幹事之意見為正，但不可跳過直接處理。在寅恪未表示到李莊之前，固不應發專任聘書，即發亦不應直接寄去(以未得弟同意也)，此乃違反本院十餘年來一個良好Tradition之舉也。
三、為彌補寅恪旅費，為寅恪之著作給獎(或日後有之，彼雲即有著作寄來)，院方無法報銷，以專任薪為名，弟可承認。在此以外，即為住桂林領專任薪，弟不能承認。
此事幸寅恪為明白之人，否則無異使人為“作梗之人”。尊處如此辦法，恐所長甚難做矣。弟近日深感力有不逮，為思永病費，已受同人責言。今如再添一個破壞組織通則第十條之例，援例者起，何以應付。此弟至感惶恐者也。
如此言詞激烈的檄文作完後，傅斯年仍覺尚有千頭萬緒的言語沒有盡情說出，繼續揮動大筆，以家長對孩子、老師對學生、長輩對晚生的口氣教訓：
即令弟同意此事，手續上亦須先經過本所所務會議通過，本所提請總處核辦。總處照章則辦理。亦一長手續也。又及與此事有關院章各條文：組織通則第十條“專任研究員及專任副研究員應常川在研究所從事研究。”第二條“本院各處所及事務人員之服務均須遵守本通則之規定”。此外，間接有關者尚多，故領專任研究員薪而在所外工作，大悖院章也。
傅斯年將一連串的“炮彈”淋漓盡致地傾泄而出，憤懣之情漸漸緩解，突然覺得應該以最快的速度打消陳寅恪就聘的念頭，否則將出現不必要的麻煩。他擬了“總處所發聘書，乃假定兄到李莊者”的電文，請那廉君連同信件一同發了出去。
8月14日，傅斯年的激憤心情已趨平和，經過理智思考，怕陳寅恪接到電報後產生誤會，“此固以寅恪就廣西大學之聘已解決，然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於是又即刻修書一封，先是促其儘速遷川，“瞻念前途，廣西似非我兄久居之地”，“若不早作決意，則將來更困難矣”，然後對自己不滿葉企孫發聘書之事，又向陳寅恪作了解釋：“此事在生人，或可以為系弟作梗。蓋兄以本院薪住桂，原甚便也。但兄向為重視法規之人，企孫所提辦法在本所之辦不通，兄知之必詳。本所諸君子皆自命為大賢，一有例外，即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醫費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輿論之不謂弟然也。此事兄必洞達此中情況。今此事以兄就廣西大學之聘而過去，然此事原委就不可不說也。”
陳寅恪接信後，於8月30日覆信道：“弟尚未得尊電之前，已接到總辦事處寄來專任研究員聘書，即於兩小時內冒暑下山，將其寄回。當時不知何故，亦不知葉企孫兄有此提議。(此事今日得尊函始知也，企孫只有一書致弟，言到重慶晤談而已。)弟當時之意，雖欲暫留桂，而不願在桂遙領專任之職。院章有專任駐所之規定，弟所夙知，豈有故違之理?今日我輩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點正與兄同意也……以大局趨勢、個人興趣言之，遲早必須入蜀，惟恐在半年以後也。總之，平生學道，垂死無聞，而周妻何肉，世累尤重，致負並世親朋之厚意，唏已。”
陳氏不愧是傅斯年的莫逆之交，他已從傅信中解讀出“本所諸君子皆自命為大賢”的箇中況味，為了不致引起諸位“大賢”的誤會，陳寅恪特以這種一切盡在不言中的方式，不動聲色地為傅斯年解困。陳氏出身家業興旺的名門望族，沒有破落大戶傅斯年那種自喻為“吾少也賤”的人生背景。有人云：“陳寅恪只是一位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式大師爾!”但通過他此次潔身自律，對世事的洞達明晰，以及為傅斯年巧妙解脫同仁可能產生誤會所獻的移花接木之術，可見此言大謬矣!
重返清華(1)
重返清華
陳寅恪這邊已得到安撫，重慶方面的葉企孫迫於壓力，亦來信向傅斯年作了道歉式解釋，其理由大致是：梅貽琦在得知陳寅恪抵達桂林後，欲出川資招回這位史學大師繼續服務於聯大，以保存清華實力。葉企孫得知這一消息，既為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自然要為中研院的興亡出謀劃策，為搶在清華之前抓住陳寅恪，才與朱家驊緊急協商，在得到朱的同意後，顧不得繁雜的典章制度，於匆忙中直接從重慶向陳寅恪發出了聘書。想不到此舉引起了傅斯年一番暴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