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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16日，梅貽琦因公再赴重慶，想起幾個月來朱、翁二人書信不斷，為葉企孫事糾纏不休，便想藉此機會就此事來個徹底了結。據梅貽琦日記載：5月21日“六點半至牛角沱資源委員會訪翁詠霓，談企孫就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問題”，2日“五點往巴中組織部訪朱騮先部長談企孫問題”，5月30日“十點一刻至中央醫院門前，往返園中一刻許，尋得傅孟真所住病室，渠於前日曾割扁桃體腺一半，說話不便，未敢與之多談”。
傅斯年重病在身，中研院總辦事處急需有人接替料理，在朱、翁、傅等人的懇切要求下，梅貽琦終於同意葉企孫以請假的名義離開清華專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職。朱、翁、傅等人聽罷，各自長出了一口氣。
1941年9月11日，梅貽琦致信葉企孫：“足下之去中研院，在清華為一重大損失，在琦個人尤感悵悵，但為顧國內一重要學術機關之發展起見，不應自吝，乃不得不允君請假，暫就該院職務。”9月底，葉企孫離開昆明飛赴重慶，正式接替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職。傅則於同年12月初，攜妻帶子離開重慶，遷往李莊史語所。想不到葉企孫上任不久，就因為聘請陳寅恪之事，冷不丁地吃了傅斯年一記悶棍。
霧都遙念陳寅恪(1)
霧都遙念陳寅恪
1939年春，陳寅恪被英國皇家學會授予研究員職稱，並收到牛津大學漢學教授聘書，請其赴牛津主講漢學。為陳氏此行，對方已安排該校1939年，陳寅恪與家人在香港
漢學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助手。--這是牛津大學創辦三百餘年來首次聘請一位中國學者為專職教授。面對這一極具榮譽的禮聘，陳寅恪曾兩度辭謝，後考慮一直住在港島的夫人唐篔患嚴重心臟病，不能攜家抵昆團聚，自己又患眼疾甚重，欲借赴英機會一併醫治，遂答應就聘。在得到西南聯大常委、主持校務工作的梅貽琦同意後，陳寅恪乘車由安南轉往香港作赴英的準備。抵港後，歐洲戰火突起，地中海不能通航，何時能夠起程，杳無可知。無奈中的陳寅恪只好由香港重返昆明西南聯大，等待可行的機會。
1940年暑假，聽說歐洲方面戰況稍有好轉，陳寅恪再返香港等候赴英之機。想不到這次又出了差錯，剛到香港不久，忽得中國駐英大使郭復初發來電報，謂因時局關係，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心灰意冷的陳寅恪欲再次孤身一人返回西南聯大。恰在此時，日軍為切斷廣西與越南之間的國際交通線，出兵攻占南寧，崑崙關陷落，滇越交通中斷，致使陳寅恪無法回昆，而夫人唐篔除心臟病外又患子宮病。陳氏走投無路，一面寫信請傅斯年“如本所及聯大有遷地之消息，乞速示知”，一面做攜家眷遷川之打算，並通過時在香港大學任中文系主任的許地山，在港大暫時謀得一客座教授職位，以換取微薄的薪金維持生計。
當陳寅恪在勢如牢籠的港島左沖右撞，總是突不出重圍之時，1941年12月8日，震驚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發了。此時已辭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剛剛攜妻帶子乘船抵達李莊的傅斯年為陳寅恪一家的命運憂心忡忡，拖著病體連續拍發電報，請求中英庚款負責人杭立武等人設法營救。經過杭立武、朱家驊等人一番苦心孤詣的秘密籌劃，陳寅恪於被困香港近半年後的1942年5月5日，終於突出重圍，攜家登船逃離墳墓般的孤島，取道廣州灣(即湛江)返內地，一路艱苦跋涉，於6月抵達桂林，落腳於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1938年初，長沙臨時大學與中研院史語所、社會科學研究所等機構撤離長沙遷往昆明時，物理所、地質所、心理所等三個研究所也隨之撤離。鑑於各方面原因，三個所抵達桂林後不再前行，在離桂林市40華里外的良豐鎮郊外山腳下安營紮寨住了下來。多虧這個營寨的人員鼎力相助，陳寅恪一家於艱難跋涉中暫時有了一個歇腳之地。
按照陳寅恪長女陳流求的說法，“父親原打算繼續上路赴四川李莊歷史語言研究所”，而史語所的同仁也翹首以待，渴盼著這位“三百年僅此一人”(傅斯年語)的史學大師到來，為抗戰期間中國四大學術中心之一增添新的活力與砝碼(另三處學術中心是重慶、昆明、成都)。遺憾的是，陳寅恪夫婦身體狀況均不允許繼續前行，使這一計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漸漸偏離了前行的軌道，終致大師的身影與李莊擦肩而過。
1942年8月1日，陳寅恪給傅斯年信中道出了自己不能繼續前行的詳情：“然二月之久，舟車勞頓，旅舍喧呼，俟到山中，稍獲休息。豈知久勞之後，少息之餘，忽覺疲倦不堪，舊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漸次復發。蓋神經興奮既已平靜，大病又將到而尚未到矣，此時必須再長期休息，方可漸復健康。若短期內再旅行，重受舟車勞頓之苦(旅費亦將無所出，此姑不論)，必到目的地，恐將一病不起矣!前上一書言，欲與中英庚款會商量，設一講座於廣西大學，即是此旨，想蒙諒解。”信中可見，身心俱疲的陳寅恪極想在桂林這個山清水秀的古城小憩一陣，等身體稍好一些之後再做他圖。此前，陳寅恪已致信中英庚款負責人杭立武，商量設講座事，已蒙同意。所聘薪金由中英庚款與廣西大學合出，為兩家合聘之局，每周開課三小時。雖“月薪則不多”，但慮及“半年或數月之內，弟個人及全家皆不能旅行，又不可無收入以維持日食，授課之時既少，可整理年來在港大講授舊稿，藉此暫為休息過渡之計，作漸次內遷之準備”。
霧都遙念陳寅恪(2)
陳寅恪對自己面臨的窘境和日後的打算說得極為清楚，只是在此信尚未發出時，重慶方面的中央研究院新上任的總幹事葉企孫，已命人於前一日將聘書匆匆發往桂林，請陳寅恪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研究員”。而這一切，正在李莊主持工作的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卻蒙在鼓裡。當得知葉企孫竟瞞著鍋台上了炕，置自己這位史語所掌門人於不顧，擅自聘陳寅恪為“專職”後，傅斯年怒火頓起，立即以筆當炮向葉企孫討伐起來。
陳寅恪與葉企孫在北平清華園時期就來往密切，堪稱摯友。盧溝橋事變前後，葉與陳曾就戰爭局勢與南遷之事多有商談，可謂患難與共，直到遷往長沙、昆明仍保持深厚的交情。當陳氏攜家由港抵達桂林的消息報到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時，葉企孫遙望東南，以極大的熱情和愛心關注著這位史學大師的命運。未等陳寅恪伏筆作書報告詳情經過，葉以上海人特有的細膩與精明，開始為陳氏一家未來的生活打起了算盤。1942年6月9日，葉致書傅斯年，大意說：陳寅恪已到桂林，史語所是否有聘其為專任研究員的打算?月薪多少?又說：“薪似可從一月份支起，但從六月起實付寅恪，以首五月薪抵銷旅費之一部分。以寅恪夫婦之身體論，住昆明及李莊均非所宜，最好辦法，似為請彼專任所職，而允其在桂林工作，不知尊意如何?”
傅斯年接信看罷，表示不能同意，因為專職與兼職有根本區別。在複葉企孫的信中，傅說：“陳寅恪來史語所任專職，則是傅氏本人及全所同人渴望日久之事，但由於中央研究院和本所有嚴格的制度和服務規程，故陳寅恪不能常住在桂林而遙領本所專任研究員之薪水，必須來李莊住在史語所租賃的房中辦公，才可以拿專任之薪。如果陳果能來李莊，其薪金自應為六百元又臨時加薪四十元。否則，不能為之。”
傅斯年重病在身，中研院總辦事處急需有人接替料理，在朱、翁、傅等人的懇切要求下，梅貽琦終於同意葉企孫以請假的名義離開清華專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職。朱、翁、傅等人聽罷，各自長出了一口氣。
1941年9月11日，梅貽琦致信葉企孫：“足下之去中研院，在清華為一重大損失，在琦個人尤感悵悵，但為顧國內一重要學術機關之發展起見，不應自吝，乃不得不允君請假，暫就該院職務。”9月底，葉企孫離開昆明飛赴重慶，正式接替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職。傅則於同年12月初，攜妻帶子離開重慶，遷往李莊史語所。想不到葉企孫上任不久，就因為聘請陳寅恪之事，冷不丁地吃了傅斯年一記悶棍。
霧都遙念陳寅恪(1)
霧都遙念陳寅恪
1939年春，陳寅恪被英國皇家學會授予研究員職稱，並收到牛津大學漢學教授聘書，請其赴牛津主講漢學。為陳氏此行，對方已安排該校1939年，陳寅恪與家人在香港
漢學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助手。--這是牛津大學創辦三百餘年來首次聘請一位中國學者為專職教授。面對這一極具榮譽的禮聘，陳寅恪曾兩度辭謝，後考慮一直住在港島的夫人唐篔患嚴重心臟病，不能攜家抵昆團聚，自己又患眼疾甚重，欲借赴英機會一併醫治，遂答應就聘。在得到西南聯大常委、主持校務工作的梅貽琦同意後，陳寅恪乘車由安南轉往香港作赴英的準備。抵港後，歐洲戰火突起，地中海不能通航，何時能夠起程，杳無可知。無奈中的陳寅恪只好由香港重返昆明西南聯大，等待可行的機會。
1940年暑假，聽說歐洲方面戰況稍有好轉，陳寅恪再返香港等候赴英之機。想不到這次又出了差錯，剛到香港不久，忽得中國駐英大使郭復初發來電報，謂因時局關係，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心灰意冷的陳寅恪欲再次孤身一人返回西南聯大。恰在此時，日軍為切斷廣西與越南之間的國際交通線，出兵攻占南寧，崑崙關陷落，滇越交通中斷，致使陳寅恪無法回昆，而夫人唐篔除心臟病外又患子宮病。陳氏走投無路，一面寫信請傅斯年“如本所及聯大有遷地之消息，乞速示知”，一面做攜家眷遷川之打算，並通過時在香港大學任中文系主任的許地山，在港大暫時謀得一客座教授職位，以換取微薄的薪金維持生計。
當陳寅恪在勢如牢籠的港島左沖右撞，總是突不出重圍之時，1941年12月8日，震驚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發了。此時已辭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剛剛攜妻帶子乘船抵達李莊的傅斯年為陳寅恪一家的命運憂心忡忡，拖著病體連續拍發電報，請求中英庚款負責人杭立武等人設法營救。經過杭立武、朱家驊等人一番苦心孤詣的秘密籌劃，陳寅恪於被困香港近半年後的1942年5月5日，終於突出重圍，攜家登船逃離墳墓般的孤島，取道廣州灣(即湛江)返內地，一路艱苦跋涉，於6月抵達桂林，落腳於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1938年初，長沙臨時大學與中研院史語所、社會科學研究所等機構撤離長沙遷往昆明時，物理所、地質所、心理所等三個研究所也隨之撤離。鑑於各方面原因，三個所抵達桂林後不再前行，在離桂林市40華里外的良豐鎮郊外山腳下安營紮寨住了下來。多虧這個營寨的人員鼎力相助，陳寅恪一家於艱難跋涉中暫時有了一個歇腳之地。
按照陳寅恪長女陳流求的說法，“父親原打算繼續上路赴四川李莊歷史語言研究所”，而史語所的同仁也翹首以待，渴盼著這位“三百年僅此一人”(傅斯年語)的史學大師到來，為抗戰期間中國四大學術中心之一增添新的活力與砝碼(另三處學術中心是重慶、昆明、成都)。遺憾的是，陳寅恪夫婦身體狀況均不允許繼續前行，使這一計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漸漸偏離了前行的軌道，終致大師的身影與李莊擦肩而過。
1942年8月1日，陳寅恪給傅斯年信中道出了自己不能繼續前行的詳情：“然二月之久，舟車勞頓，旅舍喧呼，俟到山中，稍獲休息。豈知久勞之後，少息之餘，忽覺疲倦不堪，舊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漸次復發。蓋神經興奮既已平靜，大病又將到而尚未到矣，此時必須再長期休息，方可漸復健康。若短期內再旅行，重受舟車勞頓之苦(旅費亦將無所出，此姑不論)，必到目的地，恐將一病不起矣!前上一書言，欲與中英庚款會商量，設一講座於廣西大學，即是此旨，想蒙諒解。”信中可見，身心俱疲的陳寅恪極想在桂林這個山清水秀的古城小憩一陣，等身體稍好一些之後再做他圖。此前，陳寅恪已致信中英庚款負責人杭立武，商量設講座事，已蒙同意。所聘薪金由中英庚款與廣西大學合出，為兩家合聘之局，每周開課三小時。雖“月薪則不多”，但慮及“半年或數月之內，弟個人及全家皆不能旅行，又不可無收入以維持日食，授課之時既少，可整理年來在港大講授舊稿，藉此暫為休息過渡之計，作漸次內遷之準備”。
霧都遙念陳寅恪(2)
陳寅恪對自己面臨的窘境和日後的打算說得極為清楚，只是在此信尚未發出時，重慶方面的中央研究院新上任的總幹事葉企孫，已命人於前一日將聘書匆匆發往桂林，請陳寅恪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研究員”。而這一切，正在李莊主持工作的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卻蒙在鼓裡。當得知葉企孫竟瞞著鍋台上了炕，置自己這位史語所掌門人於不顧，擅自聘陳寅恪為“專職”後，傅斯年怒火頓起，立即以筆當炮向葉企孫討伐起來。
陳寅恪與葉企孫在北平清華園時期就來往密切，堪稱摯友。盧溝橋事變前後，葉與陳曾就戰爭局勢與南遷之事多有商談，可謂患難與共，直到遷往長沙、昆明仍保持深厚的交情。當陳氏攜家由港抵達桂林的消息報到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時，葉企孫遙望東南，以極大的熱情和愛心關注著這位史學大師的命運。未等陳寅恪伏筆作書報告詳情經過，葉以上海人特有的細膩與精明，開始為陳氏一家未來的生活打起了算盤。1942年6月9日，葉致書傅斯年，大意說：陳寅恪已到桂林，史語所是否有聘其為專任研究員的打算?月薪多少?又說：“薪似可從一月份支起，但從六月起實付寅恪，以首五月薪抵銷旅費之一部分。以寅恪夫婦之身體論，住昆明及李莊均非所宜，最好辦法，似為請彼專任所職，而允其在桂林工作，不知尊意如何?”
傅斯年接信看罷，表示不能同意，因為專職與兼職有根本區別。在複葉企孫的信中，傅說：“陳寅恪來史語所任專職，則是傅氏本人及全所同人渴望日久之事，但由於中央研究院和本所有嚴格的制度和服務規程，故陳寅恪不能常住在桂林而遙領本所專任研究員之薪水，必須來李莊住在史語所租賃的房中辦公，才可以拿專任之薪。如果陳果能來李莊，其薪金自應為六百元又臨時加薪四十元。否則，不能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