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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孟和不識時務地拋出驚世駭俗之語，眾皆譁然，認為僅憑這一個“浩劫”，打成反革命並拿入大牢已成定局。這一“反動”言論與中國科學院對其嚴懲的內部決定很快被毛澤東所知，毛經過反覆思慮，改令對陶孟和提出警告，沒有將其真正打成右派或現行反革命分子而置於死地。據說，是陶的兩層非凡的人脈背景使他在極度危難中免遭壓頂而來的一場“浩劫”。
其一，陶為南開中學的開創者之一，屬於周恩來的師輩人物，並與周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師生關係。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陶在北大任教時，毛澤東的岳父楊昌濟教授病故，當時楊家來京不久，無依無靠，生活艱難。在這種處境下，是蔡元培、馬寅初、胡適、陶孟和等四人聯名刊登啟事，向北大師生徵集賻金，並料理了喪事。當時地位極其卑微的毛澤東對這段情誼刻骨銘心，念念不忘。正是念及這段故人舊情，毛才手下留情，沒有對陶採取嚴厲行動。也正因為毛感念這段在艱難歲月中結下的情誼，馬寅初才成為後來的北大校長。而“成為美帝國主義走狗”的胡適在遭到一陣口誅筆伐後，毛澤東於1957年2月16日在頤年堂接見政協知識分子代表時，就胡適的是非曲直、功過是非，才說出了一段出乎眾人意料，且意味深長的話：“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找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應該恢復名譽吧。”這是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對當年爭取胡適的無奈，也是作為一個普通人對舊情無法割捨的感念之舉。而其他的知識分子，如跑到台灣的傅斯年，或留在大陸的馮友蘭等輩，一生都沒有等到，也不可能等到這種令人思之感傷的心裡話。所謂“行下春風下秋雨”，其根源就在於此。
1960年4月17日，陶孟和在赴上海參加中國科學院第三次學部會議中，突發急性心肌梗塞，經搶救醫治無效，不幸去世，終年72歲。
注釋
①2003年，作者在李莊採訪羅萼芬的記錄。
②1945年9月20日，教育善後復員會議在重慶舉行，傅斯年在會中發言極多，引起國內教育界各宗派門戶成見者不滿，原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行政院政務處長、時任國民政府救濟總署署長蔣廷黻，綜合傅的發言，以譏諷的口氣謂傅是“太上教育部長、太上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太上北大校長”。傅斯年去世後，據董作賓言：“因為孟真先生的學問淵博，對於自然人文科學門門都通，一直是蔡先生的重要助手，他名義上是史語所的所長，實際上等於一個義務總幹事，他對於全院工作，贊襄策劃的勞績很多，同時他也代過幾次總幹事。歷來的總幹事，都敬重他而又多怕他，這是實情。因為他的氣魄大，要錢、花錢，都有本領。”
③④2004年作者採訪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考古學家的記錄。
⑤1985年，一個叫任明忠的年輕工人，湊了兩萬元現金從北京一家廢品站買到了一批材料。其中有一份是陶孟和等人署名的編為17號的秘密文件，該文件末尾附有“本會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十一日編制全國公私財產損失統計表暨全國人力損失統計表”等字樣。文件統計，全國公私財產損失總計318億美元(1937年7月之美元價值)，全國軍民死傷失蹤近1183萬人，其中軍隊341萬，人民842萬。但文件里也表示，“因少數省市以情況特殊不允調查，或調查較遲不及報送，致未能如期編制，不無遺憾耳”。除這份文件外，其他均為抗戰調查的各類數據。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學通等專家鑑定，整麻袋材料均為當年社會科學研究所的調查報告，但至今仍未引起當局的重視。(參見《京華時報》2005年4月26日報導)
⑥1952年12月底，張稼夫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長調中科院任黨組書記，1953年1月14日為副院長。1956年因病調國務院二辦工作，所擔任的中科院職務由張勁夫繼之。
中央研究院總幹事(1)
葉企孫冤案始末
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中央研究院歷屆總幹事，除楊杏佛遭暗殺，丁文江因煤氣中毒而歿，就任期的長短論，葉企孫算是較為短命的一位。
葉企孫葉企孫，1898出生於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據葉自述：“父親是科舉出身，研究古書的經史部分……吾從十幾歲起，讀了相當多的古書，例如曾讀完《詩經》、《禮記》和《左傳》。這些古書使吾有正統思想。1913年入清華學校，又學了一些歐美資產階級思想。”這個家庭背景和經歷，與當時進清華的其他學生大同小異，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即便是經商之家的子孫，入學後也要讀四書五經，時代如此，非個人之力所能抗拒和超越。1918年，葉企孫清華學校畢業，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就讀。1920年獲碩士學位，轉赴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實驗物理。1923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旋即旅遊考察歐洲各國著名大學，並尋訪與國際一流大師交流。1924年，葉企孫回國，應東南大學之聘，出任物理學副教授。1925年8月，應清華大學之聘，擔任物理學副教授。1929年出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主席兼代理校長。抗戰爆發後隨校南遷，出任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教授、清華大學特種研究委員會主席及校務委員。
葉企孫冤案始末|葉企孫以清華學校奠定人生基礎，又以清華大學作為舞台成就了自己的事業，可謂一生的輝煌皆在水木秀麗的清華園萌芽、生長、結果。至於在人生的中途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主要是朱家驊的盛意，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如果不是他後來在牢房中那段說不清、道不明，身陷囹圄而有口難辯，甚至為此差點丟掉性命的煉獄生活，以中國人的健忘速度，此段經歷恐怕早已作為一縷炊煙消散於歷史風塵之中了，但因為一件神秘的C.C.系特務案，使這段經歷成為他本人以及清華校史上難以抹掉的印痕。
抗戰期間，沒有人特別關心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與葉企孫的私人關係，就學術界的多數知識分子看來，葉氏加盟中央研究院，屬於普通和正常的工作調動，沒有任何特殊的私人背景與政治色彩。據葉企孫在監獄中的交待材料說：“據吾推測，中研院要吾擔任總幹事的理由，是因為吾對各門科學略知門徑，且對於學者間的糾紛，尚能公平處理，使能各展所長。”從當時的情況和後來有關方面的調查看，葉企孫這個交待基本符合事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年後的1968年，這個工作調動已變得不再普通和尋常，葉企孫被當作暗藏的國民黨C.C.系特務分子，被中央軍委辦公廳逮捕關押，他與朱家驊的關係，由此變得撲朔迷離，並成為能否保住葉之人頭的焦點所在。
據梅貽琦與葉企孫的學生、後來擔任清華大學中層領導的某君，於1968年的揭發材料顯示：梅貽琦與葉企孫均是朱家驊手下的國民黨“中統”特務，且“中統”在清華的主要負責人就是校長梅貽琦。某君進一步揭發道：“葉企孫是理學院院長，一向梅貽琦因事外出，總是由葉企孫代行校長職務，即在抗日戰爭前後都是這樣做的。直到解放後，還是沿襲過去慣例由葉擔任過一個時期的校務委員會主席。當時偽教育部長朱家驊是反動組織'中統'頭子陳立夫手下的第一名打手，與葉的關係相同於梅與朱的關係。因此，我認為朱家驊不可能不拉葉參加這個反動組織。”
其一，陶為南開中學的開創者之一，屬於周恩來的師輩人物，並與周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師生關係。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陶在北大任教時，毛澤東的岳父楊昌濟教授病故，當時楊家來京不久，無依無靠，生活艱難。在這種處境下，是蔡元培、馬寅初、胡適、陶孟和等四人聯名刊登啟事，向北大師生徵集賻金，並料理了喪事。當時地位極其卑微的毛澤東對這段情誼刻骨銘心，念念不忘。正是念及這段故人舊情，毛才手下留情，沒有對陶採取嚴厲行動。也正因為毛感念這段在艱難歲月中結下的情誼，馬寅初才成為後來的北大校長。而“成為美帝國主義走狗”的胡適在遭到一陣口誅筆伐後，毛澤東於1957年2月16日在頤年堂接見政協知識分子代表時，就胡適的是非曲直、功過是非，才說出了一段出乎眾人意料，且意味深長的話：“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找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應該恢復名譽吧。”這是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對當年爭取胡適的無奈，也是作為一個普通人對舊情無法割捨的感念之舉。而其他的知識分子，如跑到台灣的傅斯年，或留在大陸的馮友蘭等輩，一生都沒有等到，也不可能等到這種令人思之感傷的心裡話。所謂“行下春風下秋雨”，其根源就在於此。
1960年4月17日，陶孟和在赴上海參加中國科學院第三次學部會議中，突發急性心肌梗塞，經搶救醫治無效，不幸去世，終年72歲。
注釋
①2003年，作者在李莊採訪羅萼芬的記錄。
②1945年9月20日，教育善後復員會議在重慶舉行，傅斯年在會中發言極多，引起國內教育界各宗派門戶成見者不滿，原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行政院政務處長、時任國民政府救濟總署署長蔣廷黻，綜合傅的發言，以譏諷的口氣謂傅是“太上教育部長、太上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太上北大校長”。傅斯年去世後，據董作賓言：“因為孟真先生的學問淵博，對於自然人文科學門門都通，一直是蔡先生的重要助手，他名義上是史語所的所長，實際上等於一個義務總幹事，他對於全院工作，贊襄策劃的勞績很多，同時他也代過幾次總幹事。歷來的總幹事，都敬重他而又多怕他，這是實情。因為他的氣魄大，要錢、花錢，都有本領。”
③④2004年作者採訪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考古學家的記錄。
⑤1985年，一個叫任明忠的年輕工人，湊了兩萬元現金從北京一家廢品站買到了一批材料。其中有一份是陶孟和等人署名的編為17號的秘密文件，該文件末尾附有“本會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十一日編制全國公私財產損失統計表暨全國人力損失統計表”等字樣。文件統計，全國公私財產損失總計318億美元(1937年7月之美元價值)，全國軍民死傷失蹤近1183萬人，其中軍隊341萬，人民842萬。但文件里也表示，“因少數省市以情況特殊不允調查，或調查較遲不及報送，致未能如期編制，不無遺憾耳”。除這份文件外，其他均為抗戰調查的各類數據。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學通等專家鑑定，整麻袋材料均為當年社會科學研究所的調查報告，但至今仍未引起當局的重視。(參見《京華時報》2005年4月26日報導)
⑥1952年12月底，張稼夫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長調中科院任黨組書記，1953年1月14日為副院長。1956年因病調國務院二辦工作，所擔任的中科院職務由張勁夫繼之。
中央研究院總幹事(1)
葉企孫冤案始末
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中央研究院歷屆總幹事，除楊杏佛遭暗殺，丁文江因煤氣中毒而歿，就任期的長短論，葉企孫算是較為短命的一位。
葉企孫葉企孫，1898出生於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據葉自述：“父親是科舉出身，研究古書的經史部分……吾從十幾歲起，讀了相當多的古書，例如曾讀完《詩經》、《禮記》和《左傳》。這些古書使吾有正統思想。1913年入清華學校，又學了一些歐美資產階級思想。”這個家庭背景和經歷，與當時進清華的其他學生大同小異，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即便是經商之家的子孫，入學後也要讀四書五經，時代如此，非個人之力所能抗拒和超越。1918年，葉企孫清華學校畢業，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就讀。1920年獲碩士學位，轉赴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實驗物理。1923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旋即旅遊考察歐洲各國著名大學，並尋訪與國際一流大師交流。1924年，葉企孫回國，應東南大學之聘，出任物理學副教授。1925年8月，應清華大學之聘，擔任物理學副教授。1929年出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主席兼代理校長。抗戰爆發後隨校南遷，出任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教授、清華大學特種研究委員會主席及校務委員。
葉企孫冤案始末|葉企孫以清華學校奠定人生基礎，又以清華大學作為舞台成就了自己的事業，可謂一生的輝煌皆在水木秀麗的清華園萌芽、生長、結果。至於在人生的中途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主要是朱家驊的盛意，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如果不是他後來在牢房中那段說不清、道不明，身陷囹圄而有口難辯，甚至為此差點丟掉性命的煉獄生活，以中國人的健忘速度，此段經歷恐怕早已作為一縷炊煙消散於歷史風塵之中了，但因為一件神秘的C.C.系特務案，使這段經歷成為他本人以及清華校史上難以抹掉的印痕。
抗戰期間，沒有人特別關心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與葉企孫的私人關係，就學術界的多數知識分子看來，葉氏加盟中央研究院，屬於普通和正常的工作調動，沒有任何特殊的私人背景與政治色彩。據葉企孫在監獄中的交待材料說：“據吾推測，中研院要吾擔任總幹事的理由，是因為吾對各門科學略知門徑，且對於學者間的糾紛，尚能公平處理，使能各展所長。”從當時的情況和後來有關方面的調查看，葉企孫這個交待基本符合事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年後的1968年，這個工作調動已變得不再普通和尋常，葉企孫被當作暗藏的國民黨C.C.系特務分子，被中央軍委辦公廳逮捕關押，他與朱家驊的關係，由此變得撲朔迷離，並成為能否保住葉之人頭的焦點所在。
據梅貽琦與葉企孫的學生、後來擔任清華大學中層領導的某君，於1968年的揭發材料顯示：梅貽琦與葉企孫均是朱家驊手下的國民黨“中統”特務，且“中統”在清華的主要負責人就是校長梅貽琦。某君進一步揭發道：“葉企孫是理學院院長，一向梅貽琦因事外出，總是由葉企孫代行校長職務，即在抗日戰爭前後都是這樣做的。直到解放後，還是沿襲過去慣例由葉擔任過一個時期的校務委員會主席。當時偽教育部長朱家驊是反動組織'中統'頭子陳立夫手下的第一名打手，與葉的關係相同於梅與朱的關係。因此，我認為朱家驊不可能不拉葉參加這個反動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