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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陶孟和為之扼腕的是，抗戰期間他與他的同事輾轉幾萬里，含辛茹苦，耗時八年，以國際通用的科學計算方法調查研究出的戰爭經濟損失科學報告，因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與日本政府的複雜關係，這批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廢紙，被當局棄之麻袋，不再理會。最後的結局是：中國人民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打贏了，但國共雙方分別代表自己所統領的人民大眾，主動放棄了向日本方面的戰爭索賠，中國在戰爭中折合當時計算數額高達1000億美元以上的經濟損失，全部付之東流。--這是當時在李莊時期的陶孟和與社會學研究所的全體人員所沒有料到的。更為不可思議的是，1985年，一個年輕工人在廢品站收購了一麻袋文件，後來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家鑑定，這正是當年陶孟和等人在李莊時期所撰成的《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損失調查報告》之一部分。但對這堆“廢物”作何處理，仍無人理會，任憑這名已是老漢的工人處置了事。悲夫!⑤
落花風雨更傷春(1)
落花風雨更傷春
既然社會科學研究所已不復存在，陶孟和的兼職所長也自然隨之化為烏有。名義上，作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這一職位，與他此前的學術聲望，以及後來政治態度的轉變是相稱的。但此一時彼一時，既然新政權已經建立並漸趨牢固，陶的學術價值與當年為中共所做的一切，已經不值一哂了。據當年與陶共事的中科院人士回憶：陶孟和是文科出身，解放後不興文科，他在科學院沒多少實際的工作，只是分管出版和圖書閱覽，開會也可以不叫他來等等。這個話從擔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兼副院長的張稼夫回憶中可以找到相應的證實，張說：“在科學院工作時期，我們相處得十分融洽，科學院的重大事項，郭老、李老、竺老、范老(范文瀾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換意見，統一思想，然後再交院務會議通過。”⑥在張氏提到的幾位科學院領導中，唯獨沒有陶孟老，這當然不是作者的疏忽。既然陶孟和還坐在副院長那把儘管有些搖晃但尚未徹底翻倒的椅子上，這“事先交換意見”的程序按院章規定也應有他的一份，可遺憾的是陶孟和確實已經沒有“份”了。一位中科院的老科技幹部後來也有類似的回憶：郭沫若因有副總理頭銜，事情多，交往忙，平時難有時間顧及科學院的事。張稼夫1956年因病調出後，張勁夫入主中科院，從1956年到1967年，張勁夫實際領導科學院，成為事實上的一把手。陳伯達、李四光都在科學院外有事忙，做事務的副院長就是竺可楨、吳有訓(按：1950年12月出任副院長)。這位老科技幹部又說，科學院的副院長通常也沒有掌大權，大權是科學院黨組，黨組成員行政職位可以不高，但是決策權在黨組。如果黨組書記願意，可以給科學家院長副院長一些權。如果現在誰以為當時的副院長在決策圈裡面，那就搞錯了。實際上張勁夫的黨組成員有裴麗生、杜潤生、秦力生、謝鑫鶴、武衡、郁文等。
這個時候的陶孟和顯然被排在了中科院權力圈子之外，成了一個被架在空中的光杆副司令，晚年的人生也隨之步上了另一段高聳雲端、搖晃不止、虛無縹緲的天梯。他在忽忽悠悠的騰雲駕霧中，身心俱疲，也許會再次發出久積於心的“夢想是人類最危險的東西”的呼喊吧。儘管他的呼喊有些聲嘶力竭，但沒有人樂意回首一聽。時過境遷，痛失地盤和人馬的陶氏自知再度拉杆子轉戰二龍山，重登梁山聚義廳或忠義堂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只好把花白的頭顱埋於中科院圖書館(按：陶兼圖書館館長)一摞又一摞的故紙堆中尋找一絲精神的慰藉。但慰藉也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有時不但找不到慰藉，反而帶來更大的苦惱甚至羞辱。曾在中科院編譯局任職，後為山東大學、蘭州大學歷史學教授的趙儷生，晚年有一部叫做《籬槿堂自敘》的回憶錄出版。此書用一篇篇短小精悍的篇幅，回憶了與他交往的人與事，在述及郭沫若時，有一段描述，轉錄大意如下：
我從小對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開始對他並無反感。反感，是自到北京科學院以後的事。我是院長副院長學習小組組長，曾親眼看見他拍著桌子訓斥吳有訓和陶孟和。吳有火性，不服，跳起腳來同他吵;陶則安安穩穩地承受這種凌辱，其狀甚慘。於立群當時並不是科學院人員，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後幫腔，說三道四。我忍不住了，就給《人民日報》寫信，說有情況要反映，他們打電話約我晚七點到報社，當時還沒有錄音機，有四五台打字機圍在我身邊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讓我吃驚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應酬”，後一段“但是”就厲害了(一個“但書”，毛澤東就幾次闡發過“但書”的重要作用)，說毛主席教導說，假如拿敵對的態度對待同志的話，那麼自己的立場就不知不覺站到敵人那方面去了。好傢夥，這不是說，誰給郭沫若提意見，誰就是反革命嗎?可惜的是，這封覆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話，我一定影印出來“立此存照”的。
儘管政治上失落，人格上遭到羞辱，陶孟和內心的悲鬱憤懣，幾有屈原憂心彷徨、嗟號昊天之悲苦。但身為一個立志以科學報國的知識分子，出於文化良知和對社會的責任，內心仍然殘存著“思君念國，憂心罔極”的悲憫情懷。五十年代初期，陶孟和對中國大地興起的一連串“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以及運動之後學術研究工作仍一籌莫展的狀況甚為焦慮，言談中經常帶出一些不滿情緒，最後終於將積憂憤懣爆發出來。1957年7月中旬，中國科學院在北京飯店舉行聲勢浩大的批判曾昭掄等六教授“反黨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大會，對曾昭掄等右派分子進行“憤怒聲討”。就在眾人統一步調的大呼小叫中，陶孟和對此不以為然，認為曾昭掄們搞出的那個科學綱領並沒有什麼大錯，激憤之下公開與郭沫若為首的批判者叫起板兒來。其結果據巫寶三說：“有人藉機散發了陶孟和平時對黨不滿的言論，大概由於受到領導上的保護，陶先生後來沒有成為批判對象。”巫氏或許並不知曉，這個保護的“領導”，就是發動並坐地遙控運動形勢的毛澤東本人。
落花風雨更傷春(2)
陶孟和在中國科學院會議上發言當1957年整風運動初始，主政者動員知識界大鳴大放，意為“引蛇出洞”，滿面真誠的陶孟和乘“鳴放”東風，稀里糊塗地發表了自己的“高見”，認為“舊知識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國幹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無材者充數，以致釀成許多混亂”。這年9月，當“反右”進入高潮時，中國科學院連續開了三天大會，集中火力批判費孝通、吳景超、陳振漢、李景漢等四教授的“恢復資產階級社會學和經濟學的政治陰謀”，會議由郭沫若主持，科學文化界相當一部分名流加入了這個把對方“批倒批臭”的運動行列。就在各色人等懷著不同目的紛紛登台大加鞭撻之時，素不習慣在大會上發言的陶孟和竟出人意料地報名登台發言，只是他的話令眾人大吃一驚。陶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人們相互間的關係和社會的進步，依靠的是友愛，而不是仇恨，知識分子應發揮他們的作用，而不應受到敵視。”最後，陶孟和大聲疾呼：“反右鬥爭對知識分子是一場浩劫。”--後來在社會上盛行的“浩劫”一詞，就肇始於陶的這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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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社會科學研究所已不復存在，陶孟和的兼職所長也自然隨之化為烏有。名義上，作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這一職位，與他此前的學術聲望，以及後來政治態度的轉變是相稱的。但此一時彼一時，既然新政權已經建立並漸趨牢固，陶的學術價值與當年為中共所做的一切，已經不值一哂了。據當年與陶共事的中科院人士回憶：陶孟和是文科出身，解放後不興文科，他在科學院沒多少實際的工作，只是分管出版和圖書閱覽，開會也可以不叫他來等等。這個話從擔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兼副院長的張稼夫回憶中可以找到相應的證實，張說：“在科學院工作時期，我們相處得十分融洽，科學院的重大事項，郭老、李老、竺老、范老(范文瀾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換意見，統一思想，然後再交院務會議通過。”⑥在張氏提到的幾位科學院領導中，唯獨沒有陶孟老，這當然不是作者的疏忽。既然陶孟和還坐在副院長那把儘管有些搖晃但尚未徹底翻倒的椅子上，這“事先交換意見”的程序按院章規定也應有他的一份，可遺憾的是陶孟和確實已經沒有“份”了。一位中科院的老科技幹部後來也有類似的回憶：郭沫若因有副總理頭銜，事情多，交往忙，平時難有時間顧及科學院的事。張稼夫1956年因病調出後，張勁夫入主中科院，從1956年到1967年，張勁夫實際領導科學院，成為事實上的一把手。陳伯達、李四光都在科學院外有事忙，做事務的副院長就是竺可楨、吳有訓(按：1950年12月出任副院長)。這位老科技幹部又說，科學院的副院長通常也沒有掌大權，大權是科學院黨組，黨組成員行政職位可以不高，但是決策權在黨組。如果黨組書記願意，可以給科學家院長副院長一些權。如果現在誰以為當時的副院長在決策圈裡面，那就搞錯了。實際上張勁夫的黨組成員有裴麗生、杜潤生、秦力生、謝鑫鶴、武衡、郁文等。
這個時候的陶孟和顯然被排在了中科院權力圈子之外，成了一個被架在空中的光杆副司令，晚年的人生也隨之步上了另一段高聳雲端、搖晃不止、虛無縹緲的天梯。他在忽忽悠悠的騰雲駕霧中，身心俱疲，也許會再次發出久積於心的“夢想是人類最危險的東西”的呼喊吧。儘管他的呼喊有些聲嘶力竭，但沒有人樂意回首一聽。時過境遷，痛失地盤和人馬的陶氏自知再度拉杆子轉戰二龍山，重登梁山聚義廳或忠義堂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只好把花白的頭顱埋於中科院圖書館(按：陶兼圖書館館長)一摞又一摞的故紙堆中尋找一絲精神的慰藉。但慰藉也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有時不但找不到慰藉，反而帶來更大的苦惱甚至羞辱。曾在中科院編譯局任職，後為山東大學、蘭州大學歷史學教授的趙儷生，晚年有一部叫做《籬槿堂自敘》的回憶錄出版。此書用一篇篇短小精悍的篇幅，回憶了與他交往的人與事，在述及郭沫若時，有一段描述，轉錄大意如下：
我從小對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開始對他並無反感。反感，是自到北京科學院以後的事。我是院長副院長學習小組組長，曾親眼看見他拍著桌子訓斥吳有訓和陶孟和。吳有火性，不服，跳起腳來同他吵;陶則安安穩穩地承受這種凌辱，其狀甚慘。於立群當時並不是科學院人員，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後幫腔，說三道四。我忍不住了，就給《人民日報》寫信，說有情況要反映，他們打電話約我晚七點到報社，當時還沒有錄音機，有四五台打字機圍在我身邊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讓我吃驚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應酬”，後一段“但是”就厲害了(一個“但書”，毛澤東就幾次闡發過“但書”的重要作用)，說毛主席教導說，假如拿敵對的態度對待同志的話，那麼自己的立場就不知不覺站到敵人那方面去了。好傢夥，這不是說，誰給郭沫若提意見，誰就是反革命嗎?可惜的是，這封覆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話，我一定影印出來“立此存照”的。
儘管政治上失落，人格上遭到羞辱，陶孟和內心的悲鬱憤懣，幾有屈原憂心彷徨、嗟號昊天之悲苦。但身為一個立志以科學報國的知識分子，出於文化良知和對社會的責任，內心仍然殘存著“思君念國，憂心罔極”的悲憫情懷。五十年代初期，陶孟和對中國大地興起的一連串“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以及運動之後學術研究工作仍一籌莫展的狀況甚為焦慮，言談中經常帶出一些不滿情緒，最後終於將積憂憤懣爆發出來。1957年7月中旬，中國科學院在北京飯店舉行聲勢浩大的批判曾昭掄等六教授“反黨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大會，對曾昭掄等右派分子進行“憤怒聲討”。就在眾人統一步調的大呼小叫中，陶孟和對此不以為然，認為曾昭掄們搞出的那個科學綱領並沒有什麼大錯，激憤之下公開與郭沫若為首的批判者叫起板兒來。其結果據巫寶三說：“有人藉機散發了陶孟和平時對黨不滿的言論，大概由於受到領導上的保護，陶先生後來沒有成為批判對象。”巫氏或許並不知曉，這個保護的“領導”，就是發動並坐地遙控運動形勢的毛澤東本人。
落花風雨更傷春(2)
陶孟和在中國科學院會議上發言當1957年整風運動初始，主政者動員知識界大鳴大放，意為“引蛇出洞”，滿面真誠的陶孟和乘“鳴放”東風，稀里糊塗地發表了自己的“高見”，認為“舊知識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國幹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無材者充數，以致釀成許多混亂”。這年9月，當“反右”進入高潮時，中國科學院連續開了三天大會，集中火力批判費孝通、吳景超、陳振漢、李景漢等四教授的“恢復資產階級社會學和經濟學的政治陰謀”，會議由郭沫若主持，科學文化界相當一部分名流加入了這個把對方“批倒批臭”的運動行列。就在各色人等懷著不同目的紛紛登台大加鞭撻之時，素不習慣在大會上發言的陶孟和竟出人意料地報名登台發言，只是他的話令眾人大吃一驚。陶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人們相互間的關係和社會的進步，依靠的是友愛，而不是仇恨，知識分子應發揮他們的作用，而不應受到敵視。”最後，陶孟和大聲疾呼：“反右鬥爭對知識分子是一場浩劫。”--後來在社會上盛行的“浩劫”一詞，就肇始於陶的這次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