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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目山河空念遠(2)
第三批是海軍部派來的“崑崙號”運輸艦。當古物裝載時，海軍部人員眷屬拖兒帶女呼呼隆隆地擁向船艙搶占座位。杭立武仍用老辦法請桂永清前來勸阻。此時國軍戰事更為不利，人心越發焦灼慌亂，當桂永清命令眾人下船時，“大家都哭了，希望老長官原諒他們，幫他們的忙。那種悽慘的樣子，使得總司令也落了淚。他沒有辦法可想，只有準許他們隨船去了”。該艦自1949年1月29日開出，直到2月22日才抵達基隆。至此，四家機構共4286箱古物、資料、珍貴圖書、檔案等全部運完，無一件損壞。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運去的珍貴文物就多達2972箱，這批文物後來存放於新建的台北故宮博物院，成為這個博物院展品的重要支柱。史語所僅“內閣大庫”檔案就多達311914卷(冊)，其中明代檔案3000多卷(件)。檔案先借放於台北楊梅鐵路局倉庫，後轉南港史語所辦公大樓資料庫永久保存。
就在四家機構的古物、圖書、檔案等倉皇運台之時，朱家驊奉命動員中央研究院各所人員全部遷台。出於各種複雜的考慮，大多數人員不願隨遷，仍要在南京、上海“靜觀待變”。以陶孟和為首的部分人員私下堅決反對遷台，堅持要留在大陸，靜候共產黨軍隊的到來。1948年11月30日，陶孟和參加在京人員談話會時，毫不客氣地對朱家驊說：“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仁商量，以多數人意見為依歸。”12月9日，面對朱家驊催促，陶孟和以所務會已開過，“全所人員多一票”決定不遷，以此對朱作了簡單的答覆。朱家驊聽罷，認為陶氏明顯是在與自己作對，又急又怒，當場以“出席人員中包括助理研究員，不符合規定”為由，強令對方搬遷，陶置之不理，並以各種理由拖延下去。面對朱家驊步步進逼，陶孟和給手下的同仁打氣說：“朱家驊是我的學生，我可以頂他，他不敢把我怎麼樣。”意思是你們這些小的們不要怕，一切事由我這棵大樹頂著。社會學所人員聽從了陶的建議，繼續拖延下來。
1949年3月6日，陶孟和在《大公報》發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圖書》，明確表示反對遷台。文中說：“對於這些古物、圖書、儀器遷台，我們積極的反對，我們嚴厲的予以斥責。我們主張應該由政府儘速將它們運回，發還或分配給所屬的機關。”陶所列舉的理由，除了運輸條件與存放地點極不適宜外，還說“最根本的反對理由，就是我們不承認任何人可以隨意決定搬運並處置這些古物與圖書。我們相信這些古物與圖書決不是屬於任何個人、任何黨派，就是政府也不能對於它們要求所有權。它們是屬於國家的，屬於整個民族的，屬於一切的人民的”云云。文中認為“政權的衝突，政權的更迭，都不應牽涉國家民族的寶藏”，強烈要求“政府立刻籌最妥善的方法，將運到台灣的各項古物圖書儀器運回大陸，分配給各應該接受的機關”。這個時候，陶氏的呼籲在外人看來無異於痴人說夢，一廂情願。但陶孟和心中卻清楚地知道，這個夢囈般的聲明是會幫他在現實政治中得到一個實實在在的分數的。5月，竺可楨由杭州潛往上海，聽任鴻雋、陳衡哲夫婦說：“陶孟和頗贊成共產，近來大發議論，於首都陷落前赴京”云云。此時的陶孟和整個身心顯然已倒向共產黨一方，因而朱家驊的一切努力皆成徒勞，社會科學研究所最終未被拖走而留了下來。
1949年4月23日，陶孟和以極其興奮的心情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的儀式。第二天，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身著灰布軍服，帶一位警衛員，來到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辦公樓看望陶孟和。由於陶事先不知道陳氏到來，像往常一樣身著長袍至會客室相見，待互道姓名以後，乃知對方身份。據陳毅說，他早年在北平中法大學讀書時，曾讀過陶孟和發表的一些文章，受到啟發，並留有印象云云。到底讀過什麼具體的文章，陳氏沒有說出，或許已不必說出。在解放軍渡江前夕，陶孟和與幾位同道者在報紙上陸續發表的文章，已被這位陳司令員所聞並表示讚賞。
同年5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管會文教會派趙卓到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召集員工聯誼會理事會，陶孟和積極出面支持軍管會的工作。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在北京召開，陶孟和以“特別邀請人士”身份出席會議，被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49年10月19日，成立未久的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任命郭沫若為中國科學院院長，陳伯達、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當時的中國科學院乃新政權接收國民黨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組建而成，調整後有16個研究單位。陶氏能擠進新生的中國科學院並出任高級職務，據說是陳毅出面向中共中央力薦的結果。
滿目山河空念遠(3)
這年11月1日，中國科學院在北京正式辦公，後來即以此日為中國科學院成立日。建院之初，科學院下設辦公廳和研究計劃局、國際合作局(聯絡局)、出版編譯局等三個局，陶孟和為副院長兼編譯局局長。
有些巧合的是，中國科學院於1950年遷入文津街3號，正是三十年代原社會調查所與靜生生物調查所舊址。陶孟和被分配的辦公室就在他原任社會調查所所長的那間屋內。幾十年光陰匆匆流過，大半個中國轉遍，想不到又回到了事業起點的位置。舊地新任，陶孟和百感交集，儘管他不再像當年那樣年輕，不再為自立山頭和是否歸附水泊梁山，以及是否與中基會總幹事任鴻雋不惜一戰等問題傷腦筋，不再整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但面對自己坐下的那把級別顯然有所增高的新交椅，內心感到不太踏實的同時，也伴有對新政權由衷的感激。正是懷揣這樣一個感恩戴德的夢想，在紅色政權剛剛成立之時，他與同時被任命為副院長的竺柯楨從北京返回南京、上海等地，憑藉在學術界的聲望和影響，同時以新任黨國大員的赫赫聲威，召集收攏已散落於各派系山頭的舊部與科學界好友留在大陸，共為紅色政權效力。只是出乎陶孟和預料，當他環顧四周，突然發現面臨的處境並不樂觀，且越來越明顯地陷入有苦難言的尷尬境地。當陶孟和坐上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交椅的時候，他一手經營的社會科學研究所，依然設在被視為蔣介石老巢的南京，工作、生活方面諸多不便，經批准於1952年底遷到北京。這個時候，社會學已經被紅色政權當作偽科學遭到了否定，該所到北京後即被改為學術性質和研究方向大不相同的經濟研究所，整個社會學專業被無情地取締。正如陶的部下巫寶三所說，“到1952年底，可以說社會調查所和社會研究所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這個由陶孟和頂著各方壓力一手創建、中途經過改編和重組，歷經風雨坎坷並始終由陶氏掌舵達26年之久，且最初是以研究人民生活問題為主要方向的社會調查所，就這樣如一縷輕煙無聲無息地消失了。無論是陶孟和本人還是他手下的研究人員，幾十年的打拼奮鬥，最後落到學術成果無人理會，甚至連自己的專業都保不住的悲愴境地，其內心的痛苦與精神上的打擊可想而知。
第三批是海軍部派來的“崑崙號”運輸艦。當古物裝載時，海軍部人員眷屬拖兒帶女呼呼隆隆地擁向船艙搶占座位。杭立武仍用老辦法請桂永清前來勸阻。此時國軍戰事更為不利，人心越發焦灼慌亂，當桂永清命令眾人下船時，“大家都哭了，希望老長官原諒他們，幫他們的忙。那種悽慘的樣子，使得總司令也落了淚。他沒有辦法可想，只有準許他們隨船去了”。該艦自1949年1月29日開出，直到2月22日才抵達基隆。至此，四家機構共4286箱古物、資料、珍貴圖書、檔案等全部運完，無一件損壞。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運去的珍貴文物就多達2972箱，這批文物後來存放於新建的台北故宮博物院，成為這個博物院展品的重要支柱。史語所僅“內閣大庫”檔案就多達311914卷(冊)，其中明代檔案3000多卷(件)。檔案先借放於台北楊梅鐵路局倉庫，後轉南港史語所辦公大樓資料庫永久保存。
就在四家機構的古物、圖書、檔案等倉皇運台之時，朱家驊奉命動員中央研究院各所人員全部遷台。出於各種複雜的考慮，大多數人員不願隨遷，仍要在南京、上海“靜觀待變”。以陶孟和為首的部分人員私下堅決反對遷台，堅持要留在大陸，靜候共產黨軍隊的到來。1948年11月30日，陶孟和參加在京人員談話會時，毫不客氣地對朱家驊說：“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仁商量，以多數人意見為依歸。”12月9日，面對朱家驊催促，陶孟和以所務會已開過，“全所人員多一票”決定不遷，以此對朱作了簡單的答覆。朱家驊聽罷，認為陶氏明顯是在與自己作對，又急又怒，當場以“出席人員中包括助理研究員，不符合規定”為由，強令對方搬遷，陶置之不理，並以各種理由拖延下去。面對朱家驊步步進逼，陶孟和給手下的同仁打氣說：“朱家驊是我的學生，我可以頂他，他不敢把我怎麼樣。”意思是你們這些小的們不要怕，一切事由我這棵大樹頂著。社會學所人員聽從了陶的建議，繼續拖延下來。
1949年3月6日，陶孟和在《大公報》發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圖書》，明確表示反對遷台。文中說：“對於這些古物、圖書、儀器遷台，我們積極的反對，我們嚴厲的予以斥責。我們主張應該由政府儘速將它們運回，發還或分配給所屬的機關。”陶所列舉的理由，除了運輸條件與存放地點極不適宜外，還說“最根本的反對理由，就是我們不承認任何人可以隨意決定搬運並處置這些古物與圖書。我們相信這些古物與圖書決不是屬於任何個人、任何黨派，就是政府也不能對於它們要求所有權。它們是屬於國家的，屬於整個民族的，屬於一切的人民的”云云。文中認為“政權的衝突，政權的更迭，都不應牽涉國家民族的寶藏”，強烈要求“政府立刻籌最妥善的方法，將運到台灣的各項古物圖書儀器運回大陸，分配給各應該接受的機關”。這個時候，陶氏的呼籲在外人看來無異於痴人說夢，一廂情願。但陶孟和心中卻清楚地知道，這個夢囈般的聲明是會幫他在現實政治中得到一個實實在在的分數的。5月，竺可楨由杭州潛往上海，聽任鴻雋、陳衡哲夫婦說：“陶孟和頗贊成共產，近來大發議論，於首都陷落前赴京”云云。此時的陶孟和整個身心顯然已倒向共產黨一方，因而朱家驊的一切努力皆成徒勞，社會科學研究所最終未被拖走而留了下來。
1949年4月23日，陶孟和以極其興奮的心情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的儀式。第二天，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身著灰布軍服，帶一位警衛員，來到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辦公樓看望陶孟和。由於陶事先不知道陳氏到來，像往常一樣身著長袍至會客室相見，待互道姓名以後，乃知對方身份。據陳毅說，他早年在北平中法大學讀書時，曾讀過陶孟和發表的一些文章，受到啟發，並留有印象云云。到底讀過什麼具體的文章，陳氏沒有說出，或許已不必說出。在解放軍渡江前夕，陶孟和與幾位同道者在報紙上陸續發表的文章，已被這位陳司令員所聞並表示讚賞。
同年5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管會文教會派趙卓到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召集員工聯誼會理事會，陶孟和積極出面支持軍管會的工作。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在北京召開，陶孟和以“特別邀請人士”身份出席會議，被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49年10月19日，成立未久的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任命郭沫若為中國科學院院長，陳伯達、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當時的中國科學院乃新政權接收國民黨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組建而成，調整後有16個研究單位。陶氏能擠進新生的中國科學院並出任高級職務，據說是陳毅出面向中共中央力薦的結果。
滿目山河空念遠(3)
這年11月1日，中國科學院在北京正式辦公，後來即以此日為中國科學院成立日。建院之初，科學院下設辦公廳和研究計劃局、國際合作局(聯絡局)、出版編譯局等三個局，陶孟和為副院長兼編譯局局長。
有些巧合的是，中國科學院於1950年遷入文津街3號，正是三十年代原社會調查所與靜生生物調查所舊址。陶孟和被分配的辦公室就在他原任社會調查所所長的那間屋內。幾十年光陰匆匆流過，大半個中國轉遍，想不到又回到了事業起點的位置。舊地新任，陶孟和百感交集，儘管他不再像當年那樣年輕，不再為自立山頭和是否歸附水泊梁山，以及是否與中基會總幹事任鴻雋不惜一戰等問題傷腦筋，不再整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但面對自己坐下的那把級別顯然有所增高的新交椅，內心感到不太踏實的同時，也伴有對新政權由衷的感激。正是懷揣這樣一個感恩戴德的夢想，在紅色政權剛剛成立之時，他與同時被任命為副院長的竺柯楨從北京返回南京、上海等地，憑藉在學術界的聲望和影響，同時以新任黨國大員的赫赫聲威，召集收攏已散落於各派系山頭的舊部與科學界好友留在大陸，共為紅色政權效力。只是出乎陶孟和預料，當他環顧四周，突然發現面臨的處境並不樂觀，且越來越明顯地陷入有苦難言的尷尬境地。當陶孟和坐上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交椅的時候，他一手經營的社會科學研究所，依然設在被視為蔣介石老巢的南京，工作、生活方面諸多不便，經批准於1952年底遷到北京。這個時候，社會學已經被紅色政權當作偽科學遭到了否定，該所到北京後即被改為學術性質和研究方向大不相同的經濟研究所，整個社會學專業被無情地取締。正如陶的部下巫寶三所說，“到1952年底，可以說社會調查所和社會研究所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這個由陶孟和頂著各方壓力一手創建、中途經過改編和重組，歷經風雨坎坷並始終由陶氏掌舵達26年之久，且最初是以研究人民生活問題為主要方向的社會調查所，就這樣如一縷輕煙無聲無息地消失了。無論是陶孟和本人還是他手下的研究人員，幾十年的打拼奮鬥，最後落到學術成果無人理會，甚至連自己的專業都保不住的悲愴境地，其內心的痛苦與精神上的打擊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