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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當作“御史”的傅斯年因其在政學兩界非同尋常的人脈背景，以及獨特強悍的處世方式和能力，最後得到了“老大”蔣介石的尊重。蔣氏的尊重又加重了傅斯年以整個身心擁護國民政府的內在因子，對國民黨和政府核心特別是蔣介石本人，越發抱有真誠的希望與幻想。這也就是為什麼傅斯年參政後，一直以“御史”角色頻頻出現並與當朝皇親國戚孔祥熙、宋子文輩較勁對壘的內在根由。就在傅斯年當選國民政府參政員之後的一段時間，他常在重慶的集會場合對黨國大事發表“宏論”。據程滄波說，忽一日，傅論及當時國民政府五院院長。論孫科，說：“猶吾君之子也。”論於右老，乃是“老黨人且是讀書人。”論戴季陶，說：“阿彌陀佛。”論到孔祥熙，高聲作義憤狀：“他憑哪一點?”後來，傅斯年一直抓住蔣介石的寵臣(孔祥熙、宋子文)死死不放，痛得蔣氏嗷嗷直叫，但又無可奈何，最終不得不採取長痛不如短痛的方法，將兩人罷職--孔、宋分別從行政院長任上被趕下台來。
既然傅斯年對蔣介石和其操控的黨國政府深以為然，且大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之念，這就決定了他與陶孟和雖同住李莊一隅之地，卻“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政治宿命。只是沒有想到，由於李約瑟的到來，二人暫時摒棄前嫌，兩雙手又握到了一起。
傅、陶兩位學術巨頭是以何等的心境和緣由，在這樣的時間和場合走到了一起，歷史沒有留下詳細的記錄，只是林徽因在給她的好友、美國駐重慶大使館新聞官員費正清夫婦的信中透露了隻言片語：“有人開玩笑說，梁思成成功地使平時有嫌隙的陶孟和博士與傅斯年博士在李約瑟的講演會上當眾握手言和，應當獲諾貝爾和平獎。這件事因為在大庭廣眾下發生，更具戲劇效果。它剛好在李教授在中央博物院大禮堂作講演之前那一刻發生的。據報導，許多人暗自為這件事鼓了掌。李濟博士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並且私下說要授給思成諾貝爾和平獎。”林徽因在信中特別提及讓費正清夫婦放心，並言“人類總的來說還是大有希望的”。最後又突如其來地插進一句：“這次和解的基本工作還得歸功於某位人士。這位人士有拼命捲入別人是非的癖好，而且盡人皆知。”
林徽因所說的“某位人士”，隨著當年在李莊的知情者一個個凋謝而難以查考。金岳霖晚年曾說過一句話：“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後來在四川李莊同我發生了矛盾，但是，那是個人之間的小事。”話到此處沒有接著說下去，具體細節不得而知。或許，這個矛盾與林氏提到的“某位人士”捲入金、陶或沈性仁之間的是非亦有關聯，但真相到底如何，尚不能確定，大概這個插曲將成為一個永久懸案而無法破解了吧。
滿目山河空念遠(1)
滿目山河空念遠
因躲避日本人炸彈而流亡李莊的知識分子，蟄伏在揚子江盡頭這個古老小鎮苦苦等待了近五年時光，終於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1946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社會科學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等學術機構陸續離開李莊回到南京，梁思成主持的中國營造學社與北大文科研究所回遷北平，同濟大學回歸上海。至年底，復員事宜全部結束，隨著1947年元旦鐘聲響起，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
正當眾人於亢奮中滿懷熱情慾重整山河，為學術進步、民族尊榮大顯身手時，內戰爆發，國共兩黨展開了新一輪搏殺，中華大地再度陷入烽火連天、人頭亂滾的時局。經過兩年交戰，共軍越戰越勇，跨過北方的白山黑水一路向南推進，國軍兵敗如山倒，南京政府岌岌可危。
1948年11月底，朱家驊奉命召開“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員談話會”，由新任總幹事薩本棟主持，分別召集在京七個研究所負責人及相關人員參加，出席人員有傅斯年、李濟、陶孟和、姜立夫、陳省身、張鈺哲、俞建章、羅宗洛、趙九章等。會議緊急商定了幾條應對措施：立即停止各所的基建、擴建工程，原備木料全部製成木箱以備搬遷之需;各所儘快徵詢同人意見，作好遷台準備。眷屬可自行疏散，或於十日內遷往上海，可能出國者儘量助其成;南京地區文物、圖書、儀器、文卷等等先行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組封存，伺機南運台灣等等。
會議之後，各所領導人組織人員攜公私物資陸續向上海撤退，“靜觀待變”。與此同時，根據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翁文灝的指令(按：翁接替宋子文任該職，11月26日辭職)，南京的故宮博物院分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四家機構所藏的珍貴文物、圖書和歷史檔案，全部裝箱運往台灣，由教育部次長、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秘書、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杭立武全權指揮。待一切準備就緒後，海軍司令部派來“中鼎號”運輸艦與一團官兵協助裝運。此時整個國統區已是人心惶惶，流言四起，紛紛設法出逃。據當時參加裝運的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人員那志良說：“海軍部人員聽說有船開往台灣，大家攜家帶眷帶了行李，趕來搭便船，船上擠滿了人。我們覺得對文物安全是有問題的，由杭立武先生找來海軍司令桂永清解決這事。他上了船，百般勸慰，說另有船疏散眷屬，他們才相繼下船。”此船共裝運四家機構運來的古物和歷史檔案、標本、儀器等772箱，由李濟擔任押運官，全程負責運輸、裝卸事宜。這時李濟已辭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之職，此次以故宮博物院理事與史語所考古組主任的身份負責這項事務。在搬遷之前，中共已得到消息，急派一位李濟的學生、秘密加入中共地下黨的人物出面勸阻，但李並未聽從，並告之曰：“保護這批古物是我的職責，自盧溝橋事變之後，我已護送這批珍寶跋涉了大半個中國，終得以保全。現在我同樣不能眼看著祖宗留下的國寶毀於戰火。國共之戰我管不了，但如果我能保全這批文物而撒手不管，是為不忠不孝，對不起後世子孫。”③
勸阻者怏怏而去，中共方面又轉而找到傾向共產黨的陶孟和對李濟委婉相勸，但李仍不買帳，呈慷慨激昂狀對陶說：“如果你陶孟老能保證這批古物不在戰爭中被毀，並有科學證據說服眾人，同時能擔當起這個責任，那我就放棄。”陶氏當然拿不出科學證據，更不敢擔當這份與江山社稷緊密相連的“國之重器”存亡之重責，乃罷。李濟以譏諷的口氣說道：“你陶孟老不是也帶人跑到上海躲起來了嗎?對於我們做的事又橫加指責，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嗎?台灣與上海同為中國的領土，並不是外國人的領地，在整個大陸都籠罩在炮火的非常時刻，中華民族的珍寶放到祖國領土最安全的地方，乃我之責也。”④陶孟和聽罷，不再與之辯論。
1948年12月20日，滿載國寶的“中鼎號”軍艦拔錨起程，由上海進入激流洶湧的台灣海峽，向陌生、神秘的基隆港駛去。據隨李濟押運的那志良回憶說：在行程中，因“這一隻船是平底的，遇到風浪，船搖搖擺擺，顛簸不定，船上的箱子又沒捆好，船向左傾，箱子便滑到左邊來，向右傾斜，箱子又滑到右邊去了，隆隆之聲，不絕於耳。海軍司令又托船長帶了一條狗。它又在那裡不住地狂吠，加以風聲、濤聲，這些押運人員直覺得是世界末日要到了。”軍艦在大海里顛簸一個星期，直到27日才到達基隆。由於前方戰事吃緊，海軍一時無船續派，第二批箱子就租賃招商局一隻海滬輪進行起運，由於商船本身船艙較大，僅史語所的古物、資料就裝載了934箱。該船於1949年1月6日起航，僅三天即到達基隆。
既然傅斯年對蔣介石和其操控的黨國政府深以為然，且大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之念，這就決定了他與陶孟和雖同住李莊一隅之地，卻“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政治宿命。只是沒有想到，由於李約瑟的到來，二人暫時摒棄前嫌，兩雙手又握到了一起。
傅、陶兩位學術巨頭是以何等的心境和緣由，在這樣的時間和場合走到了一起，歷史沒有留下詳細的記錄，只是林徽因在給她的好友、美國駐重慶大使館新聞官員費正清夫婦的信中透露了隻言片語：“有人開玩笑說，梁思成成功地使平時有嫌隙的陶孟和博士與傅斯年博士在李約瑟的講演會上當眾握手言和，應當獲諾貝爾和平獎。這件事因為在大庭廣眾下發生，更具戲劇效果。它剛好在李教授在中央博物院大禮堂作講演之前那一刻發生的。據報導，許多人暗自為這件事鼓了掌。李濟博士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並且私下說要授給思成諾貝爾和平獎。”林徽因在信中特別提及讓費正清夫婦放心，並言“人類總的來說還是大有希望的”。最後又突如其來地插進一句：“這次和解的基本工作還得歸功於某位人士。這位人士有拼命捲入別人是非的癖好，而且盡人皆知。”
林徽因所說的“某位人士”，隨著當年在李莊的知情者一個個凋謝而難以查考。金岳霖晚年曾說過一句話：“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後來在四川李莊同我發生了矛盾，但是，那是個人之間的小事。”話到此處沒有接著說下去，具體細節不得而知。或許，這個矛盾與林氏提到的“某位人士”捲入金、陶或沈性仁之間的是非亦有關聯，但真相到底如何，尚不能確定，大概這個插曲將成為一個永久懸案而無法破解了吧。
滿目山河空念遠(1)
滿目山河空念遠
因躲避日本人炸彈而流亡李莊的知識分子，蟄伏在揚子江盡頭這個古老小鎮苦苦等待了近五年時光，終於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1946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社會科學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等學術機構陸續離開李莊回到南京，梁思成主持的中國營造學社與北大文科研究所回遷北平，同濟大學回歸上海。至年底，復員事宜全部結束，隨著1947年元旦鐘聲響起，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
正當眾人於亢奮中滿懷熱情慾重整山河，為學術進步、民族尊榮大顯身手時，內戰爆發，國共兩黨展開了新一輪搏殺，中華大地再度陷入烽火連天、人頭亂滾的時局。經過兩年交戰，共軍越戰越勇，跨過北方的白山黑水一路向南推進，國軍兵敗如山倒，南京政府岌岌可危。
1948年11月底，朱家驊奉命召開“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員談話會”，由新任總幹事薩本棟主持，分別召集在京七個研究所負責人及相關人員參加，出席人員有傅斯年、李濟、陶孟和、姜立夫、陳省身、張鈺哲、俞建章、羅宗洛、趙九章等。會議緊急商定了幾條應對措施：立即停止各所的基建、擴建工程，原備木料全部製成木箱以備搬遷之需;各所儘快徵詢同人意見，作好遷台準備。眷屬可自行疏散，或於十日內遷往上海，可能出國者儘量助其成;南京地區文物、圖書、儀器、文卷等等先行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組封存，伺機南運台灣等等。
會議之後，各所領導人組織人員攜公私物資陸續向上海撤退，“靜觀待變”。與此同時，根據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翁文灝的指令(按：翁接替宋子文任該職，11月26日辭職)，南京的故宮博物院分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四家機構所藏的珍貴文物、圖書和歷史檔案，全部裝箱運往台灣，由教育部次長、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秘書、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杭立武全權指揮。待一切準備就緒後，海軍司令部派來“中鼎號”運輸艦與一團官兵協助裝運。此時整個國統區已是人心惶惶，流言四起，紛紛設法出逃。據當時參加裝運的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人員那志良說：“海軍部人員聽說有船開往台灣，大家攜家帶眷帶了行李，趕來搭便船，船上擠滿了人。我們覺得對文物安全是有問題的，由杭立武先生找來海軍司令桂永清解決這事。他上了船，百般勸慰，說另有船疏散眷屬，他們才相繼下船。”此船共裝運四家機構運來的古物和歷史檔案、標本、儀器等772箱，由李濟擔任押運官，全程負責運輸、裝卸事宜。這時李濟已辭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之職，此次以故宮博物院理事與史語所考古組主任的身份負責這項事務。在搬遷之前，中共已得到消息，急派一位李濟的學生、秘密加入中共地下黨的人物出面勸阻，但李並未聽從，並告之曰：“保護這批古物是我的職責，自盧溝橋事變之後，我已護送這批珍寶跋涉了大半個中國，終得以保全。現在我同樣不能眼看著祖宗留下的國寶毀於戰火。國共之戰我管不了，但如果我能保全這批文物而撒手不管，是為不忠不孝，對不起後世子孫。”③
勸阻者怏怏而去，中共方面又轉而找到傾向共產黨的陶孟和對李濟委婉相勸，但李仍不買帳，呈慷慨激昂狀對陶說：“如果你陶孟老能保證這批古物不在戰爭中被毀，並有科學證據說服眾人，同時能擔當起這個責任，那我就放棄。”陶氏當然拿不出科學證據，更不敢擔當這份與江山社稷緊密相連的“國之重器”存亡之重責，乃罷。李濟以譏諷的口氣說道：“你陶孟老不是也帶人跑到上海躲起來了嗎?對於我們做的事又橫加指責，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嗎?台灣與上海同為中國的領土，並不是外國人的領地，在整個大陸都籠罩在炮火的非常時刻，中華民族的珍寶放到祖國領土最安全的地方，乃我之責也。”④陶孟和聽罷，不再與之辯論。
1948年12月20日，滿載國寶的“中鼎號”軍艦拔錨起程，由上海進入激流洶湧的台灣海峽，向陌生、神秘的基隆港駛去。據隨李濟押運的那志良回憶說：在行程中，因“這一隻船是平底的，遇到風浪，船搖搖擺擺，顛簸不定，船上的箱子又沒捆好，船向左傾，箱子便滑到左邊來，向右傾斜，箱子又滑到右邊去了，隆隆之聲，不絕於耳。海軍司令又托船長帶了一條狗。它又在那裡不住地狂吠，加以風聲、濤聲，這些押運人員直覺得是世界末日要到了。”軍艦在大海里顛簸一個星期，直到27日才到達基隆。由於前方戰事吃緊，海軍一時無船續派，第二批箱子就租賃招商局一隻海滬輪進行起運，由於商船本身船艙較大，僅史語所的古物、資料就裝載了934箱。該船於1949年1月6日起航，僅三天即到達基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