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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伯納“自己實在無多創造的思想，而是善於剽竊別人的思想”。他所剽竊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按：韋伯)夫婦。蕭伯納的文字囉嗦，思想淺出，作品風行一時，一輩子賺了很大的錢。他對於抽版稅是絲毫不苟的。章士釗求見，說：“先生在中國很出名。”他說：“在中國出名何用?中國不曾參加國際版權協定。”這雖然帶有笑話，但我在英國讀書時(三十年了)，大學學生演他的戲，版稅一道決不放鬆--儘管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蕭伯納將老，怕要死，寫了一本《返於老彭》(BacktoMethuselah)，還是一部大作(大約是1920年)。從此以後，剽竊得越發生吞活剝，見解越無中心，越說越無責任心。我想，假如不返於老彭，少活三十年，豈不更為完美?這實在不像人死後的說話，但這樣場合，這樣說法我卻有點摹仿他的調兒。
張家祠言和(2)
在傅斯年眼裡，魏伯夫婦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是一對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的新官僚派，人道主義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觀念甚重，而謂人道主義者為幻想家”。傅還指責道：“魏伯夫婦晚年大大讚賞蘇聯，以為是一個新的文明。在東方的民族中，三個人都極其佩服日本，因為中國人'亂鬨鬨'，'不會辦事'，(好個帝國主義的看法!)魏伯游中國後，說中國人是劣等民族，蕭伯納游日本，路過上海幾有不屑上岸的樣子。”最後，傅斯年對蕭伯納做出的結論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竊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戲劇上，是一人演說;在藝術上，是寫報紙文字。”按照傅斯年的說法，蕭伯納是一個極其糟糕、一無是處的騙子和妄人。
與傅斯年友善的抗戰期間《中央日報》主筆程滄波撤退台灣許多年後，對此評論說：“《我看蕭伯納》大概是孟真最後一篇文章，這一篇短短的文章結束了孟真三十年的文字生涯。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壓台戲。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說：他不是學戲劇，他也不是學文藝批評，但是，像蕭伯納這樣一個題目，不是一個專家寫得好的，這樣一個複雜、迷亂、幻景的題材與人物，不是具有豐富的中西學識、超特的智慧，是沒法一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個蕭伯納，一刀劈下去了。蕭伯納經他這一劈，由神奇化為腐朽，把蕭翁一生的魔術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夠了。”傅氏另一老友毛子水也評價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個字，將永為文學批評史上重要的文獻，是要'知人論世'者所不可不讀的。……孟真先生以蕭伯納'看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滿蕭伯納，對極了!”程氏、毛氏所言，是耶，非耶，尚需更長的時間加以鑑別。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傅文一出，打破了蕭伯納的神話，許多沉浸在蕭伯納迷夢中的中國人逐漸警醒，且隨著時間的流逝，越發變得清晰、明智，蕭伯納的神態儀容以及在中國產生的影響，也成了蜥蜴的殘夢--恐龍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與傅斯年思想大不相同，或曰背道而馳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韋伯夫婦“社會調查”的思想並照章行動外，對蘇聯一切人事也大加讚賞。1924年1月24日，蘇俄領袖列寧去世，已從英國回到國內的陶孟和表示了深切悼念。2月26日，他與李大釗、馬敘倫、郁達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要求政府與蘇聯恢復邦交。函中特別指出：“蘇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顯揚民治，實吾良友”云云。由於對蘇聯革命的贊成與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逐漸滑向左傾，並對中共的思想與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
傅斯年卻是死硬的反共分子，對中共與蘇聯布爾什維克皆無好感，公開表示反對。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除了反共，傅同樣反蘇，“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在傅氏的眼裡，共與蘇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繩上拴著的兩個螞蚱，對這兩個螞蚱，他心生嫉惡，欲加以剷除之而後快。按傅斯年的說法，中共緊隨蘇聯其後，學史達林那一套，搞得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所以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一片荒漠等等。
陶孟和早年曾對蔣介石本人和國民政府寄予了厚望，並與蔣氏本人有過接觸。按金岳霖晚年的說法，“從他的家庭著想，他是可以當蔣介石的大官的，可是他沒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為他住的地方真是講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沒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錯了”。又說：陶孟和的“思想偏左，不是舊民主主義者，也不是共產黨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會民主，但是也沒有這方面的活動”。金氏所言大體不差，陶孟和不是一個刻意追求做黨國大員的人，如果刻意要做，憑其與黃郛、錢昌照、沈怡的姻親關係，應該大有希望。抗戰期間，陶以無黨派人員和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出任國民政府參政會參議員，開始涉足政界。但隨著對國民黨及蔣家王朝認識不斷加深，由失望漸漸產生反感。後來隨著主持多項農村經濟與社會狀況調查，以及整個社會政治向心力轉移，陶改變了自由知識分子的精英姿態，“左傾思想日益強烈”。在李莊時期，對於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情形，陶孟和曾引用原清華大學校長、時任農林部部長周貽春的話對手下的同事說：“國民政府已經爛到核心了(RottentoCore)，就是說不可救藥了。”但面對這個“不可救藥”的政府，有一些所謂社會名流，仍不知好歹地趨炎附勢，竭力維護這個“核心”。為此，陶孟和以嘲諷的口氣舉例說：這種人見到政治高層人物，屁股坐在椅子邊邊上，不管對方說什麼，他只公雞啄米似的不住點頭，一副奴才之相，望之令人生厭。由於國民政府“核心”的腐爛，導致陶孟和在苦悶與痛苦中思想越來越左傾，最終“棄暗投明”，全面倒向中共。
張家祠言和(3)
傅斯年則不同，他痛恨國民黨政府腐敗，但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恨鐵不成鋼”式的痛恨，骨子裡一直是忠誠不減，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廈之傾的妄念。這一政治觀念的形成，除了傅氏本人的性格之外，還有一些複雜的社會原因，相互影響交織聚成。正如台北傅斯年研究專家王汎森所言：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要想成為一個學閥或學霸，必須有學術以外的網絡和綿密的政府關係，同時還要與僅有的幾個基金會如中基會、中英庚款委員會，保持密切關係。而傅斯年正好具備了這樣的條件，無論是政府內部自由派、黨國大員朱家驊，還是亦師亦友的中基會主要負責人之一胡適，都與傅保持了非同尋常的關係。在民間資源絕少的年代裡，這是極為關鍵的關係。從傅斯年來往的書信以及在李莊時對梁家兄弟、林徽因的關照，還有後來為陳寅恪治眼疾特別向朱家驊與基金會求請款項的事件中，可見出這種關係及其效力。抗戰時期，傅斯年為貧病交加的知識分子向各方請求補助，成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項要務，被譽為“照顧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因為這種關係和緣由，王汎森得出的結論是：“這樣的角色使得他在政治態度上不可能與國民黨政府決裂，他對政治的不滿與批評，驅使他連續轟走兩位行政院長，但他只是'御史'，而不是革命者。”
張家祠言和(2)
在傅斯年眼裡，魏伯夫婦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是一對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的新官僚派，人道主義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觀念甚重，而謂人道主義者為幻想家”。傅還指責道：“魏伯夫婦晚年大大讚賞蘇聯，以為是一個新的文明。在東方的民族中，三個人都極其佩服日本，因為中國人'亂鬨鬨'，'不會辦事'，(好個帝國主義的看法!)魏伯游中國後，說中國人是劣等民族，蕭伯納游日本，路過上海幾有不屑上岸的樣子。”最後，傅斯年對蕭伯納做出的結論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竊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戲劇上，是一人演說;在藝術上，是寫報紙文字。”按照傅斯年的說法，蕭伯納是一個極其糟糕、一無是處的騙子和妄人。
與傅斯年友善的抗戰期間《中央日報》主筆程滄波撤退台灣許多年後，對此評論說：“《我看蕭伯納》大概是孟真最後一篇文章，這一篇短短的文章結束了孟真三十年的文字生涯。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壓台戲。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說：他不是學戲劇，他也不是學文藝批評，但是，像蕭伯納這樣一個題目，不是一個專家寫得好的，這樣一個複雜、迷亂、幻景的題材與人物，不是具有豐富的中西學識、超特的智慧，是沒法一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個蕭伯納，一刀劈下去了。蕭伯納經他這一劈，由神奇化為腐朽，把蕭翁一生的魔術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夠了。”傅氏另一老友毛子水也評價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個字，將永為文學批評史上重要的文獻，是要'知人論世'者所不可不讀的。……孟真先生以蕭伯納'看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滿蕭伯納，對極了!”程氏、毛氏所言，是耶，非耶，尚需更長的時間加以鑑別。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傅文一出，打破了蕭伯納的神話，許多沉浸在蕭伯納迷夢中的中國人逐漸警醒，且隨著時間的流逝，越發變得清晰、明智，蕭伯納的神態儀容以及在中國產生的影響，也成了蜥蜴的殘夢--恐龍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與傅斯年思想大不相同，或曰背道而馳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韋伯夫婦“社會調查”的思想並照章行動外，對蘇聯一切人事也大加讚賞。1924年1月24日，蘇俄領袖列寧去世，已從英國回到國內的陶孟和表示了深切悼念。2月26日，他與李大釗、馬敘倫、郁達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要求政府與蘇聯恢復邦交。函中特別指出：“蘇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顯揚民治，實吾良友”云云。由於對蘇聯革命的贊成與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逐漸滑向左傾，並對中共的思想與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
傅斯年卻是死硬的反共分子，對中共與蘇聯布爾什維克皆無好感，公開表示反對。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除了反共，傅同樣反蘇，“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在傅氏的眼裡，共與蘇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繩上拴著的兩個螞蚱，對這兩個螞蚱，他心生嫉惡，欲加以剷除之而後快。按傅斯年的說法，中共緊隨蘇聯其後，學史達林那一套，搞得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所以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一片荒漠等等。
陶孟和早年曾對蔣介石本人和國民政府寄予了厚望，並與蔣氏本人有過接觸。按金岳霖晚年的說法，“從他的家庭著想，他是可以當蔣介石的大官的，可是他沒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為他住的地方真是講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沒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錯了”。又說：陶孟和的“思想偏左，不是舊民主主義者，也不是共產黨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會民主，但是也沒有這方面的活動”。金氏所言大體不差，陶孟和不是一個刻意追求做黨國大員的人，如果刻意要做，憑其與黃郛、錢昌照、沈怡的姻親關係，應該大有希望。抗戰期間，陶以無黨派人員和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出任國民政府參政會參議員，開始涉足政界。但隨著對國民黨及蔣家王朝認識不斷加深，由失望漸漸產生反感。後來隨著主持多項農村經濟與社會狀況調查，以及整個社會政治向心力轉移，陶改變了自由知識分子的精英姿態，“左傾思想日益強烈”。在李莊時期，對於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情形，陶孟和曾引用原清華大學校長、時任農林部部長周貽春的話對手下的同事說：“國民政府已經爛到核心了(RottentoCore)，就是說不可救藥了。”但面對這個“不可救藥”的政府，有一些所謂社會名流，仍不知好歹地趨炎附勢，竭力維護這個“核心”。為此，陶孟和以嘲諷的口氣舉例說：這種人見到政治高層人物，屁股坐在椅子邊邊上，不管對方說什麼，他只公雞啄米似的不住點頭，一副奴才之相，望之令人生厭。由於國民政府“核心”的腐爛，導致陶孟和在苦悶與痛苦中思想越來越左傾，最終“棄暗投明”，全面倒向中共。
張家祠言和(3)
傅斯年則不同，他痛恨國民黨政府腐敗，但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恨鐵不成鋼”式的痛恨，骨子裡一直是忠誠不減，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廈之傾的妄念。這一政治觀念的形成，除了傅氏本人的性格之外，還有一些複雜的社會原因，相互影響交織聚成。正如台北傅斯年研究專家王汎森所言：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要想成為一個學閥或學霸，必須有學術以外的網絡和綿密的政府關係，同時還要與僅有的幾個基金會如中基會、中英庚款委員會，保持密切關係。而傅斯年正好具備了這樣的條件，無論是政府內部自由派、黨國大員朱家驊，還是亦師亦友的中基會主要負責人之一胡適，都與傅保持了非同尋常的關係。在民間資源絕少的年代裡，這是極為關鍵的關係。從傅斯年來往的書信以及在李莊時對梁家兄弟、林徽因的關照，還有後來為陳寅恪治眼疾特別向朱家驊與基金會求請款項的事件中，可見出這種關係及其效力。抗戰時期，傅斯年為貧病交加的知識分子向各方請求補助，成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項要務，被譽為“照顧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因為這種關係和緣由，王汎森得出的結論是：“這樣的角色使得他在政治態度上不可能與國民黨政府決裂，他對政治的不滿與批評，驅使他連續轟走兩位行政院長，但他只是'御史'，而不是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