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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沈性元說：“回憶到金老(岳霖)對我二姐性仁的尊重理解。金老認為，性仁二姐的性格是內向型的。她文靜、深思、內涵比較充實……等，金老稱之為'雅'。性仁二姐待人誠摯，處世有方，這些我們父母所留給她的品格，也許由於她愛好文藝所獲取的哲理而更深化了些。”又說：“二姐處在多難的舊中國，身居在知識分子經濟不寬裕的家庭，家務之外，有不少朋友的社交活動，還能抽出時間勤於譯著，她翻譯了房龍的名著《人類的故事》，此外也譯有英文中篇小說。這些也是金老所欽佩的一方面吧。”
與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經歷了世間滄桑、生死離亂的陶孟和，沒有專門寫下懷念愛妻的文字，其內心的苦楚與孤寂自是非文字所能表述於萬一。據巫寶三回憶：“李莊雖是一個文化區，但究與西南聯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濟是一理工醫大學，無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輩友好在此不多，經常來晤談者，僅梁思成、思永兄弟，李濟、董作賓等數人而已。同時陶老的夫人當時健康欠佳，後去蘭州休養，在抗戰後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時間住在李莊，生活孤寂可知。但處境雖然如此，他對扶植研究事業的熱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頭戴大草帽，身著灰短褲，徒步往返於鎮上與門官田的情景，猶歷歷在目。”
當李約瑟到來時，陶孟和似乎還沒有從失去夫人的哀痛中完全解脫出來，剛剛57歲就已是頭髮花白，身軀佝僂，變得沉默寡言且有幾分恍惚，望之令人心酸。陶孟和正領導手下部分研究人員，以“抗戰損失研究和估計”為題進行調查研究。此前，陶氏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國各方面的損失估計以及戰後和會各方代表談判情形有過詳細了解。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極富政治戰略眼光地向國民政府提出，“戰時經濟狀況及其損失應作為一個重大課題及早調查研究，以作為抗戰勝利後和會談判的依據”。在這一學術思想指導下，1939年，陶孟和就在昆明集中人力調查研究淪陷區工廠及其他經濟文化機構遷移情況。來李莊後，整個研究所的工作由原來的經濟、法律、社會學等領域，轉到經濟學，並確定了以戰時經濟研究為主的總方針，由調查問題，揭示問題，向協助政府解決問題這一重大政治經濟事宜轉化。在此期間，陶孟和與研究所同仁著手編纂抗戰以來經濟大事記，出版了淪陷區經濟調查報告及經濟概覽。受翁文灝主持的國民政府經濟部委託，社科所專題研究了戰時物價變動情況，同時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委託，調查研究並完成了《1937-1940年中國抗戰損失估計》等科學性論證報告。這項工作，一時為各方所重。對此，前來考察的李約瑟對社會科學研究所各位人員的精神風貌和研究成果給予了充分的理解和肯定，並在日記中寫下了“由此可見，即使在困難時期，川西的生物學、社會學的研究也很豐富”等贊語。
張家祠言和(1)
張家祠言和
6月13日，李約瑟來到位於李莊鎮張家祠內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進行訪問，同時作告別演講。在演講之前，一個意外插曲的出現，給眾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就是傅斯年與陶孟和握手言歡。
後有研究者認為，陶孟和與傅斯年均北大出身，同為國民政府參政會參議員，陶還是師輩人物，人又老實平和，在許多事情上不與人爭勝，傅斯年再霸道，也總得識大體，顧大局，不至於太不給陶孟和面子。但事實恰恰相反，陶、傅二人就是這樣你來我往、或明或暗地較起勁來，直至水火不容。
陶、傅二人關係發展演變至此，究其原因，乃陶孟和所率領的隊伍，並非是梁山晁蓋、宋江一幫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龍山入伙的魯智深、楊志、武松等強勢集團，而只是如少華山入伙的史進、朱武等人，雖踏進梁山大門，卻一直未能取得各門各派武林高手與綠林豪傑的敬慕。更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領的這支滿身“土包子”色彩的隊伍，多少年來一直未有大的改觀，歐風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頗有風颳不進、水潑不透的頑石狀味道。在藏龍臥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這支隊伍也只能謹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屈居於花和尚魯智深、母夜叉孫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與此相反的是，作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種先到為主、占山為王的霸氣、驕氣與傲氣等“三氣”。據時任中央日報主筆的程滄波回憶：“我與孟真接觸頻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時，當時南京成賢街的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蔡先生常常住在裡面，我常去盤桓，和楊杏佛陪著蔡先生吃飯的機會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飯的，在飯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壺紹興酒，大概是六兩。蔡先生一個人獨酌，我們陪他吃飯。蔡先生酒吃完，接著吃幾塊烤麵包。孟真也常去吃飯，當時孟真見著人，總是昂起了頭，有時仰天噓幾口氣，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程氏只看到對方仰天噓氣、鼻孔朝天的霸王神態，可能還沒領教傅斯年狂話連篇、目空一切的沖天豪氣。據傅斯年自己坦言，國民黨北伐成功後，傅氏與幾個同學在蔡元培家中吃飯，神情亢奮中，蔡與幾人均喝了不少酒。傅斯年乘著酒興，以梁山好漢的作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我們國家整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彝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爾其以外，都要'郡縣之'……”此番張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呼小叫，令蔡元培大為不快，蔡當場“聲色俱厲”地喝斥道：“這除非你做大將!”傅氏聽罷，轉頭看看蔡元培盛怒的面色，頓時酒醒三分，遂不再吭氣。由此可見，在“北大之父”蔡元培身旁尚且氣焰如此囂張的傅斯年，又何以把一個普通師輩的原北大教務長、現在與自己同一級別的研究所所長陶孟和放在眼裡?
當然，除外在的原因，更深層的癥結還在於傅、陶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觀諸方面，或如後來中國大陸宣傳部門所稱的“意識形態”不同與分歧所致。
陶孟和在英國倫敦大學求學時，主要研究社會學，接受的是韋伯夫婦的影響和理論體系。韋伯與蕭伯納等人共同創立了費邊社，在英國從事所謂的社會改良主義運動。傅斯年在英國留學時，與韋伯夫婦和蕭伯納曾有過接觸。但傅氏對二人特別是蕭伯納本人頗為輕視，或曰深惡痛絕。出生於愛爾蘭京城都柏林的蕭伯納，自在倫敦以文學創作嶄露頭角後，號稱熱心社會主義，從36歲開始，到94歲去世，58年裡共寫了51個劇本，192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1931年，蕭伯納到他深為好感的蘇聯訪問，高爾基寫信祝賀他的75歲壽辰，稱頌他是“勇敢的戰士”云云。1933年2月，蕭伯納受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會幾位大佬的邀請，儘管有不屑踏上中國領土的念頭，但最終還是於17日由香港到上海做了短暫停留，並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林語堂等名流匆匆見了一面。蕭在上海登岸，其意是“本來玩玩的”(魯迅語)，但還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居高臨下地對中國及中國文化大放厥詞，認為“中國固無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國的鄉間田野”云云。許多中國人大肆迷信和吹捧蕭伯納，將其視為哲人與人類的大救星，並藉此抬高與其有一面之緣的幾位大佬的身價。但也有人當時就表示對蕭氏的為人為文不屑一顧，較為激烈者，傅斯年算是一個。十幾年之後的1950年，傅斯年對蕭伯納的惡感依然鬱結在心，如鯁在喉，甚覺不吐不快，於是寫下了《我對蕭伯納的看法》一文。文中說道：
與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經歷了世間滄桑、生死離亂的陶孟和，沒有專門寫下懷念愛妻的文字，其內心的苦楚與孤寂自是非文字所能表述於萬一。據巫寶三回憶：“李莊雖是一個文化區，但究與西南聯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濟是一理工醫大學，無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輩友好在此不多，經常來晤談者，僅梁思成、思永兄弟，李濟、董作賓等數人而已。同時陶老的夫人當時健康欠佳，後去蘭州休養，在抗戰後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時間住在李莊，生活孤寂可知。但處境雖然如此，他對扶植研究事業的熱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頭戴大草帽，身著灰短褲，徒步往返於鎮上與門官田的情景，猶歷歷在目。”
當李約瑟到來時，陶孟和似乎還沒有從失去夫人的哀痛中完全解脫出來，剛剛57歲就已是頭髮花白，身軀佝僂，變得沉默寡言且有幾分恍惚，望之令人心酸。陶孟和正領導手下部分研究人員，以“抗戰損失研究和估計”為題進行調查研究。此前，陶氏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國各方面的損失估計以及戰後和會各方代表談判情形有過詳細了解。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極富政治戰略眼光地向國民政府提出，“戰時經濟狀況及其損失應作為一個重大課題及早調查研究，以作為抗戰勝利後和會談判的依據”。在這一學術思想指導下，1939年，陶孟和就在昆明集中人力調查研究淪陷區工廠及其他經濟文化機構遷移情況。來李莊後，整個研究所的工作由原來的經濟、法律、社會學等領域，轉到經濟學，並確定了以戰時經濟研究為主的總方針，由調查問題，揭示問題，向協助政府解決問題這一重大政治經濟事宜轉化。在此期間，陶孟和與研究所同仁著手編纂抗戰以來經濟大事記，出版了淪陷區經濟調查報告及經濟概覽。受翁文灝主持的國民政府經濟部委託，社科所專題研究了戰時物價變動情況，同時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委託，調查研究並完成了《1937-1940年中國抗戰損失估計》等科學性論證報告。這項工作，一時為各方所重。對此，前來考察的李約瑟對社會科學研究所各位人員的精神風貌和研究成果給予了充分的理解和肯定，並在日記中寫下了“由此可見，即使在困難時期，川西的生物學、社會學的研究也很豐富”等贊語。
張家祠言和(1)
張家祠言和
6月13日，李約瑟來到位於李莊鎮張家祠內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進行訪問，同時作告別演講。在演講之前，一個意外插曲的出現，給眾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就是傅斯年與陶孟和握手言歡。
後有研究者認為，陶孟和與傅斯年均北大出身，同為國民政府參政會參議員，陶還是師輩人物，人又老實平和，在許多事情上不與人爭勝，傅斯年再霸道，也總得識大體，顧大局，不至於太不給陶孟和面子。但事實恰恰相反，陶、傅二人就是這樣你來我往、或明或暗地較起勁來，直至水火不容。
陶、傅二人關係發展演變至此，究其原因，乃陶孟和所率領的隊伍，並非是梁山晁蓋、宋江一幫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龍山入伙的魯智深、楊志、武松等強勢集團，而只是如少華山入伙的史進、朱武等人，雖踏進梁山大門，卻一直未能取得各門各派武林高手與綠林豪傑的敬慕。更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領的這支滿身“土包子”色彩的隊伍，多少年來一直未有大的改觀，歐風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頗有風颳不進、水潑不透的頑石狀味道。在藏龍臥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這支隊伍也只能謹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屈居於花和尚魯智深、母夜叉孫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與此相反的是，作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種先到為主、占山為王的霸氣、驕氣與傲氣等“三氣”。據時任中央日報主筆的程滄波回憶：“我與孟真接觸頻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時，當時南京成賢街的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蔡先生常常住在裡面，我常去盤桓，和楊杏佛陪著蔡先生吃飯的機會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飯的，在飯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壺紹興酒，大概是六兩。蔡先生一個人獨酌，我們陪他吃飯。蔡先生酒吃完，接著吃幾塊烤麵包。孟真也常去吃飯，當時孟真見著人，總是昂起了頭，有時仰天噓幾口氣，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程氏只看到對方仰天噓氣、鼻孔朝天的霸王神態，可能還沒領教傅斯年狂話連篇、目空一切的沖天豪氣。據傅斯年自己坦言，國民黨北伐成功後，傅氏與幾個同學在蔡元培家中吃飯，神情亢奮中，蔡與幾人均喝了不少酒。傅斯年乘著酒興，以梁山好漢的作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我們國家整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彝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爾其以外，都要'郡縣之'……”此番張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呼小叫，令蔡元培大為不快，蔡當場“聲色俱厲”地喝斥道：“這除非你做大將!”傅氏聽罷，轉頭看看蔡元培盛怒的面色，頓時酒醒三分，遂不再吭氣。由此可見，在“北大之父”蔡元培身旁尚且氣焰如此囂張的傅斯年，又何以把一個普通師輩的原北大教務長、現在與自己同一級別的研究所所長陶孟和放在眼裡?
當然，除外在的原因，更深層的癥結還在於傅、陶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觀諸方面，或如後來中國大陸宣傳部門所稱的“意識形態”不同與分歧所致。
陶孟和在英國倫敦大學求學時，主要研究社會學，接受的是韋伯夫婦的影響和理論體系。韋伯與蕭伯納等人共同創立了費邊社，在英國從事所謂的社會改良主義運動。傅斯年在英國留學時，與韋伯夫婦和蕭伯納曾有過接觸。但傅氏對二人特別是蕭伯納本人頗為輕視，或曰深惡痛絕。出生於愛爾蘭京城都柏林的蕭伯納，自在倫敦以文學創作嶄露頭角後，號稱熱心社會主義，從36歲開始，到94歲去世，58年裡共寫了51個劇本，192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1931年，蕭伯納到他深為好感的蘇聯訪問，高爾基寫信祝賀他的75歲壽辰，稱頌他是“勇敢的戰士”云云。1933年2月，蕭伯納受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會幾位大佬的邀請，儘管有不屑踏上中國領土的念頭，但最終還是於17日由香港到上海做了短暫停留，並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林語堂等名流匆匆見了一面。蕭在上海登岸，其意是“本來玩玩的”(魯迅語)，但還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居高臨下地對中國及中國文化大放厥詞，認為“中國固無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國的鄉間田野”云云。許多中國人大肆迷信和吹捧蕭伯納，將其視為哲人與人類的大救星，並藉此抬高與其有一面之緣的幾位大佬的身價。但也有人當時就表示對蕭氏的為人為文不屑一顧，較為激烈者，傅斯年算是一個。十幾年之後的1950年，傅斯年對蕭伯納的惡感依然鬱結在心，如鯁在喉，甚覺不吐不快，於是寫下了《我對蕭伯納的看法》一文。文中說道：